60年见证我国“三农”发展，《农村工作通讯》之所以长青不老，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办刊人默默的付出和执着的追求。

　　望着书橱里一套套年份清晰的合订本，无需打开便能准确地说出某年某月自己的所编所写，反映的是每一位编辑记者的职业情愫。

　　从1987年至今，我与《农村工作通讯》相依、相伴、相守近30年，从新兵到老兵，职业生涯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年轻时候的“三访山东”，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山东农村改革大潮采撷了几朵浪花，也成为我“三农”新闻作品中十分珍视的“老三篇”。

　　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农村工作通讯》编刊工作是“三室一体”，即总编室、一编室、二编室，我是在工作一年后的1988年进入总编室的，与当时的主任孙鸿志、副主任张德修、美编刘晓东同室共事，作为小编，我的日常工作忙碌而充实。那个时候老、中、青三代高度融合，《农村工作通讯》佳作力作层出不穷，每当我细嚼同事们的大作时，总是期盼自己能早一日写出像他们一样的新闻作品。

　　也许领导早已看出我跃跃欲试的心理，下乡采访重大题材的机缘随即而至。1991年2月，由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村经济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山东举行，山东经验一时成为“三农”舆论的焦点。特色“地方戏”、部门“大合唱”、“龙头”带产业......为深度探寻“山东老大哥”的改革亮点，这年春天，我随张德修主任踏上了山东这片热土。

　　这是我第一次赴山东“取经”，我们把采访的镜头聚焦在潍坊市下辖的诸城市。1988年，诸城市就曾以“商品经济大合唱”走红全国。当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冷热不定时，诸城市的粮食总产以每年1亿公斤的速度递增;当丰收后不少地方为“卖难”而愁眉不展时，诸城市户均近5吨农副产品卖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价钱;当不少地方为剩余劳力无出路而绞尽脑汁之际，诸城市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就地吸纳10多万人。诸城的秘诀何在?很简单，跳出小农业，走贸工农一体化之路。

　　对于贸工农产业链一体化，人们喜欢形象地称之为“龙”。采访中，我们注意到，诸城是恐龙的故乡，1967年，改天换地的铁镐在这里掘出了距今1亿年之久的世界最大恐龙化石。也许正因为这种灵性，诸城才会重塑“龙”的脊梁，使800多条贸工农一体化之“龙”翩然起飞。

　　如何把800多条“龙”写得活灵活现?我们看企业、跑部门，走乡村、访领导，将密密麻麻一大本的采访素材反复梳理，围绕“龙”字做文章，写成《“蛟龙”八百起诸城》的长篇通讯，每个小标题都与“龙”字息息相关：外贸公司放飞第一条“龙”;农业部门昂起“龙头”摆响“龙尾”;乡村“龙卷风”;龙门阵前“舞龙人”。该篇报道刊发于1991年第6期头条位置，同期配发了评论《县乡也要生产流通一起抓》。一石激起千层浪，以此为开端，“公司﹢农户”、“龙头”带“龙尾”的说法成为各地农村工作的高频词汇。

　　1992年，各地农村一方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一方面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在奔小康路上，山区落后地区怎样迎头赶上?亟需典型引路。《农村工作通讯》把眼光再次投向了山东，顶着七月的骄阳，我踏上了二赴山东“取经”的旅程。

　　枣庄市山亭区坐落于沂蒙山区西南麓，原本是一个长期靠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山区，42万父老乡亲蛰居于5000多座大小山头之间，2/3的山民处于赤贫状态。谁能料想，这个落后的山区竟然创造了奇迹，仅用三五年的时间就摆脱贫困，实现了“跳跃式发展”。

　　梯度发展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走进山亭，让我首先感到的是沂蒙山区与胶东平原自然与经济的巨大落差。“本来贫困落后，缺资金、少技术，你还要高起点起跳，岂非‘坐着飞机吹喇叭’，好高骛远?”然而，我的疑问在十多天的深入采访后，问号最终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惊叹号。让我惊叹不已的是，山亭人善于借助撑杆、调高目标，所以跳的更高。在这篇名为《山区之光》的纪实报道中，我用了3个加号，将山亭区的“撑杆跳”作了形象而生动的注解：起跳板是“班子﹢精神”;撑杆是“科技﹢开放”;后劲是“规模﹢市场”。同期撰写了评论文章《山亭：告诉人们什么?》，给山区落后地区的超常规发展启迪了思路(《农村工作通讯》1992年第9期)。

　　第三次赴山东“取经”是1994年2月。农村改革进入第16个年头，山东把发展农业产业化写进了1994年的1号文件，提出了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的目标与构想。莫非这是“山东经验”一次理论与实践上的新跨越?我和同事杨春华兵分两路，循着“农业产业化”的这股清新之风，在齐鲁大地感受这股涌动的新潮。

　　我与副总编沈镇昭在淄博采访时，偶遇下乡调研的山东省副省长王建功，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农业和农民走向市场的主要障碍在于城乡条块分割、产供销脱节，搞产业化就是要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有所作为。”他把尊重农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形象地比喻为“摘桃子”，山东农业产业化这个“桃”，最早含苞孕果于诸城，紧接着在潍坊市“墙内开花”，1993年5月在潍坊市有了“正式户口”。

　　从诸城、寿光到龙口、莱阳，从海阳、平度到桓台、定陶，我们所到之处，一个最大的感受便是以“龙型产业”为特征的农业产业化呈星火燎原之势：像抓工业一样抓农业，农工商科贸共铸“连心锁”，“龙头”领着农户走，市场领着“龙头”走，田头连码头，国标进农户，谁有本事谁牵头，谁当“龙头”支持谁......新理念、新举措带来了山东农业的新飞跃。1994年第3期，《农村工作通讯》全面深刻地报道了山东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与探索，成为中央媒体第一家深度报道农业产业化的重头新闻。《又见齐鲁起新潮——山东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纪实》一文荣获1993-1994年全国农业好新闻特别奖。

　　三访山东，不仅锻炼了我作为一位年轻编辑记者的采访与写作能力，也让我对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作有了切身的认知。较长时期跟踪一个地区，多次采访调研，不失为办刊的一个好法子。多年后，当我在担任《农村工作通讯》主编期间，我分阶段地策划和组织了“三访福建”、“三访浙江”活动，许多年轻的编辑记者得到了我当年一样的历练。

　　追忆过去是为了昭示未来。农村改革永无停步之时，火热的“三农”实践，是每一位《农村工作通讯》编辑记者生生不息的大课堂，只有把每一篇报道的根须插进广袤的沃野，才会从一行行文字中体味到泥土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