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1968年我从江西农垦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当过农技员，担任过乡政府主要领导，县(区)农业局长、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几十年与“三农”工作打交道，我对《农村工作通讯》这本杂志情有独钟。尽管我的工作单位多次变动，但无论是在乡镇基层，还是在城区，我都把《农村工作通讯》当作指导我开展工作的贴身“伴侣”。

　　1980年县委组织部派我到江西省委党校学习，在党校的阅览室，一本关于农业农村政策的权威刊物深深吸引了我，它就是《农村工作通讯》。这本刊物的每篇评论与调查报告，我都会细细研读，从中领会农村改革的脉动。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有很多基层干部对农村改革有些困惑，有的担心集体财产流失，有的人怕走回头路。1982年1月，中央出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农村工作通讯》当期在刊登中央一号文件的同时，还加页刊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并用言论、问答等形式进行解读，这些政策精神如同“久旱后的甘霖”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1984年春节过后，县委县政府开展了“撤社建乡”的工作，我荣幸地当选了永修县白槎乡人民政府第一任乡长。我在上任后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手拿着《农村工作通讯》向代表们说：“这本杂志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在推进农村改革方面，大家可以从中寻找答案。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势在必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民以食为天’的大事……”我的一席话在289位人大代表中产生了共鸣。会议结束后，我就带领乡、村干部去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参观学习。回来之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浪潮在全乡兴起，秋后算账，全乡的稻谷喜获大丰收，32000余亩水田，增产粮食960多万斤，比大集体的粮食产量翻了三番，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四倍。

　　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良师益友的《农村工作通讯》，其中刊发的一些外省地的重大农村改革典型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他山之石。新世纪之初，我在九江市浔阳区担任农委主任，每年年初，我会在《农村工作通讯》到达的第一时间，仔细咀嚼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并结合本地实际，为区委区政府确立全区当年农业农村工作重点目标提供政策依据，为全区“三农”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除了传递党的“三农”政策声音外，《农村工作通讯》还是农村干部交流工作心得的园地，我最关注的栏目有“聚焦”、“工作手记”、“漫话”等。

　　《农村工作通讯》伴我几十年，丰富了我多彩的人生阅历，我退休后，仍然把她作为自己生活中的精神食粮，每年都要写点随笔寄往编辑部，很荣幸的是，有几篇小品文及剪纸作品在“七彩乡土”及“记住乡愁”栏目发表，让我倍感欣慰。

　　希望《农村工作通讯》以60年为新起点，为“中国梦·三农梦”书写更加辉煌的时代篇章。

　　(作者系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原农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