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中国儒家政治学基本观念的再认识

　　过去近40年中，中国的变迁，全世界有目共睹。但如此巨大的变迁到底是如何取得的?支持它的基本观念是什么?中国实现这一变迁的过程，有哪些要点可向世界说明，可与世界分享?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如何在暗中承载着14亿人民生活方式的如此重大的变化，又可能将这一远未完成的变迁推向何方?

　　就这些问题，英文《中国日报》高级顾问张晓刚、记者张周项最近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研究院教授姚中秋先生进行了一次访问。问答摘要如下：

　　张晓刚(以下简称张)：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我们在面对世界介绍自己的时候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有时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是谁，是按照哪一套东西行事。这么多年中国走过来，的确在很多方面都在向西方进行学习，但能够把改革开放简单说成就是一个照搬西方模式的过程么?显然不能。与此同时，中国对自己的传统做了很多批判，其严厉程度恐怕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能够把中国的变迁艰难归纳成一个对传统决裂和反叛的过程么?好像也不能。

　　但是，在与西方对话的时候，中国人能从观念上说出什么来?我们看到，他们有一套很系统的政治学理论，从古希腊，到罗马，再到启蒙运动，然后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他们有表达得很清晰基本观念，比如说正义，比如说自由。但中国人能有什么好说的?从西周建立到诸子百家，然后到中央集权文官帝国制下的历朝历代，一直到20世纪的革命，以及20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人一直坚持下来哪些东西?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还是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中国人能不能说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向往，有什么底线，有什么样的东西叫他们耿耿于怀、不愿舍弃?

　　姚中秋(以下简称姚)：中国社会仍不能抛弃儒家政治学的理念，因为没有一个社会能为它的历史文化经验找到替代品。

　　说儒家政治学不愿规范权力或考虑如何规范权力的问题是不对的。的确，儒家不计较皇帝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怎样获得的权力，但儒家坚持认为，不管皇帝是从哪儿来的，怎样获得的权力，都必须服从于道。

　　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可以归于一句话，那就是“致君行道”，引导权力遵循正道。其实儒家过去两千多年所发挥的作用，最核心的就是要求权力，驯化权力，引导权力往正道上运行。当然儒家也很现实，永远不说自己百分之百在道上，而是如同孔子讲的，志于道，有向道之志，持续努力。这也跟中国人的历史观有关系，起点是什么?终极是什么?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这与西方的政治理念不同。西方政治学者始终有一种想象，他们也有这种信心，认为人类可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状态，至少是一种摆脱了既有邪恶和妄念的新的开始。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再到他们的当代传人福山，都在探讨怎样建立一种与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存在形态相匹配的理想政体，也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张：Alan Ryan的《政治论》就承认：[[1]]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政治学家就热衷于设计政体，设计出来更符合人的本性或自然状态(nature)的制度，热衷于从头开始。美国从独立战争到联邦制宪，就是一个将这种理想，以及相应的思辨，付诸实践的过程。

　　姚：对，他们有这种信心，历史也恰好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但未来如何，难说。然而，中国传统思想家没有这种信心，却并不说明他们放弃理想，停止追求;他们不会去花很多精力设计所谓理想政体，却一直在探究和强调一个方向，一直在界定和指明一些相应的最根本的原则。在实践上，他们也一直在试图把现实政治推向这个方向;他们一直在遵循自己心中的那个潜移默化的道。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历史从不允许它有一个干脆利索的“从头开始”，另一方面，中国人骨子里也不相信有什么最优的(或用有的人话说是最不坏，其实也就是现实世界上可创造的最好的)制度——长远地看，任何制度运行久了都难免出现腐败，或具有它自己特点的因循、迟钝。结果将是僵化、冷漠，甚至衰败，这就需要不断调整，需要一再变通。中国人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这个道理。

　　张：但您不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反复校正、不断修补的例子不是也有很多么?

　　姚：西方人也要调整，正如中国人也并非不承认好制度的重要性。但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调整是手段，好制度是目的、并且通过这个好制度，可以终结历史;而我们认为，一个制度，无论再好，都仍只是一个起点，正像一切现存的都可被视为一个起点、

　　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所有有公共责任心的人们都还要通过日复一日的努力对它进行改进，把它向更好的方向调整。所以学问好的儒家，也都是现行体制、现实社会的批评者，首先是建设性的批评者;他们对制度的不断批评和修订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学的主要内容。

　　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从楚汉相争到西汉中期，儒家人士就用了七八十年的时间来寻求这种变化。这种意识从陆贾与汉高祖的对话中就表现的很明显。汉高祖刘邦曾很轻视读书人，以马上得天下而自豪。陆贾“时时前称说诗书”。刘邦就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问：“可以马上得之，安可以马上治之乎?”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是刘邦“不怿”，也就是不高兴，但“有惭色”。在这次对话后，汉高祖逐渐听取儒家人士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对秦朝政治的批判，并吸收他们参与治理。

　　从汉高祖接受儒家人士的意见，到后来汉武帝开始尊六经，这一系列事态发展，一方面是对一个“马背得天下”的政权的理性化、斯文化的不可替代的改造，另一方面，也确立了汉朝政治的公共性和正当性。首先，经过两三代儒家人士的努力，汉朝政治权威的定义已不再“马背”上的暴力，而是文明;其次，六经记载了孔子之前的圣王事迹，囊括了三千年的历史经验，尊六经说明汉朝是文明的继往开来者，而不仅仅是作为征服者的某个集团、某种势力。

　　参与汉朝建立和治理的这批儒家人士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其一，就是兴办教育、培养士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系统的公立教育体系。从中央到郡、再到县，每一级都有学校在培养士人。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没有血缘贵族的制度了，士人就是依据孔子的有教无类原则造就的平民贵族，或为一个平民社会承担公共责任的有使命感的人，重要的是，人人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其二，在学校的基础上，又建立了选举制度。“选举”这两个字，是“选贤才而举之”的意思，与现代汉语中的投票选举并非同一个概念。但是，它的政治功能，却有相同之处。简单说，中国政治的基本制度是“学而优则仕”，也是为了让一个平民社会能够把来自基层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输送到权威部门和领导岗位上去。

　　通过这两个制度，汉朝建立起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府形态——也就是士人政府，或者说一种中央集权的，但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能够承担大量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当时世界上具有最高文化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政府。这种政府是中国人最伟大的政治发明，是后来进一步规范化的科举制的先声，也是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文官政府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初始模板。

　　据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儒家学者，如熊十力、梁漱溟等，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希望促进一个革命政权的理性化和斯文化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例子是北宋中期。如同所有好的政治一样，这段时期中国正式是充满活力的，几十年间中国出现了很多理论家和政治家，比如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等。或许由于他们各自的传世名篇，这些人经常被后人当作文学家看待，其实这是很片面的。他们的政治思想当时影响很大，只是后人没有继续讨论他们的命题，20世纪写的历史更是把他们都误解和贬低了。

　　张：类似历史案例我们还可以继续说——有的我们每一次说都能情不自禁地感到鼓舞。但中国人的道或者对道的追求与贴近，最基本的内涵是什么?在跟其他国家的人对话时，我们总不能再像老子那样，只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吧?中国文化里对政治的理解，到底有什么东西与西方的政治理论相比而言最独特的地方呢?说起正义、自由，再到人权、民主，中国人从不反对，也说不出反对的理由，因为在中国儒家政治学里，并无与之对立的立场。但中国人总不能跟西方人说“我们跟你们其实都一样”吧?在日常行为的层面，可以看出，相比于西方人，中国人往往有不一样的取舍，或不一样的侧重。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总得有一个理论的概括吧?

　　姚：我的概括，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2]]

　　“公”与“私”是有严格界限的，虽然不是永远对立的。

　　“公”与“不公”是对立的，是带价值判断的。

　　在中国语言里，只有很少的字后边可郑重其事地连上一个“道”字。但我们有“公道”这个词。它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就见诸于政治文献，[[3]]一直到现代，都存在于中国人(尤其上了点岁数的人)的日常语汇，比如“办公道事”，“说公道话”等等。

　　其实，对公共事务、公共政治的理解，以及对公共福祉、公共秩序的要求，构成儒家政治学的一个基础。

　　在传统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的层面，中国人对“公”的理解和定义有很多层次，很复杂。它像一个主轴，连接者对“天”和“天下”的认识，对“中”和“中庸”的认识，对精英/民众以及少数个人关系的定义以及对士人人生使命的定义，以及人们对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里如何建立政府，维持秩序，以及实施社会治理的基本认识。只不过，很遗憾，这些东西，仍尚未有人以现代学术语言系统讨论过。

　　这个概括，对于理解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至关重要。从逻辑上说，“天下为公”和公共政治的逻辑，是不同于或不可仅仅等同于集团竞争、赢者通吃式的政治逻辑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对单纯集团竞争型(尤其是以政党竞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会普遍感到不满，认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能营造公共福利。

　　正如西方学者说正义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当然，他们对正义如何定义，如何实现有很多不同见解)，“天下为公”和“公道”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理念。

　　当现代中国人完全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讲解中国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可对应概念和一套可对应、可翻译的术语，反倒把这个基本概念淡忘和忽略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文明交流过程中的误会——虽然在行为上，中国人仍摆脱不了这个概念，仍会以决策是否出以公心，执行是否赢得公信，处理问题是否符合公道等等，来判断身边的政治。

　　张：现代语境中，经常把“选贤与能”当作一项人才政策，看来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

　　姚：对，这是一个常见误区。事实上，“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两句话是高度相关的，“天下为公”是“选贤与能”的前提。

　　天下为公，意思说天下是天下人的，不是一家一姓的，也不是哪一个集团的，即使你马上打天下，把天下真的打了下来，但儒家也会对这个皇帝说，绝不能把天下当成你家私人拥有的。相反，你要公天下，让天下人共同治理天下。理论上说，天下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治理中去。当然，理论不可代替现实，所以我们要选贤与能，把天下贤能选拔、推举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岗位上去，以保证促进天下人的福利。

　　其实按照传统中国政治学的定义，选贤与能就是政治的核心，最高领导者的工作一大部分就应该是选贤与能。最好的政治就是选贤与能的政治，因为只有选拔出真正的贤人和能人、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天下为公”。

　　这里的公有多重含义。它首先对应的就是天，也就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敬天。天的属性就是“公”的，或者说是普遍的，一视同仁的和没有偏袒的，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天之下，人人平等。

　　“公”还讲究“生”，如《尚书》里讲的，“正德、利用、厚生”，生也是一个基本原则。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每个人都有活下来的权利，这也是公的一部分。

　　公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共”，即共治。在公的社会里，政府要服务于公，权力要“公天下”，不能为一家一姓把持。所以，尽管中国历朝历代实行的是君主制，但很难说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为君权和君主制进行正名、进行辩护的。从实践上说，由于政治的目的是让最优秀的人一起来治理天下，中国士人也都是参与统治的，有时甚至深度参与。就连皇帝诏书里也都讲，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君子共治，这才是传统政制的基本形态。皇帝的作用远没有今天的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中国有那么长的君主制的时间，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君主制国家相比，中国人对君主根本也谈不上什么感情。说皇帝没了，没了就没了吧，整个社会接受起来似乎并不困难。

　　张：一视同仁的概念应该是与西方的平等概念有一定区别的。

　　姚：对，这也是我希望强调的，它更多强调的是每个人都能参与政治。儒家认为每个人都是政治主体，只是每个人的参与方式不同。《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每个人都能治国，但每个人都能管理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庭，这在儒家看来就是“为政”。只不过在公共事务的领域，地位与能力基本上要匹配。

　　现在西方人带来的自治概念在中国很受欢迎，是因为其实中国传统政治就强调自治，而且认为，自治的根源就在于每个个体的自我治理，每个家庭的自我治理，放到今天还有每个社区的自我治理。儒家的政治图景里，每个人都是政治的活动主体。政治没有那么神秘。

　　在西方的普遍理解中，政治与社会是两分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带点奴隶制残余的观念。在古希腊，奴隶只有私人生活，政治是自由人的事情。到了今天，私人生活是一回事，国家政治又是另一回事。社会是一个圈子，政治属于另外一个圈子。这在现实中就变成了一种政治的逃避，在个人的层面，变成了责任的逃避。有些理论比较强调公权与私生活分离，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普遍的政治冷漠，这必然带来政治的衰败。

　　与之相对，儒家政治学强调每个人都是政治的主体，都有向上提升的空间，都能在全社会的政治(而不是小圈子政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都能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当然，儒家不否定私人生活，只是认为不可能在私人生活以外有个专门的政治空间，反之亦然。它认为每个个体的生活都有政治的一面，有公的一面。在有的人的生活里，政治会比较多，比如他去为官，去从政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不做官就完全脱离了政治。我把自己的家庭治理好，这也是政治，而且是政治很重要的一部分。有这样的意识，社会不至于出现政治冷漠。

　　张：中国传统还有一个公道的概念。那就是即便在政治竞争中即便大获全胜，也不应赢者通吃，也要跟大家分享，也要给对手留一点。这是一个超出宽容、超出自由的概念，在集团竞争，赢者通吃的政治环境下，是难以做到的。

　　姚：对。西方的竞选制度其实是集团竞争，由不同集团推举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参加选举，赢得选举的集团可以充分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这样的游戏，如果说的难听点，有点像抢夺和分赃。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人主张公道，即使通过竞选或者其它方式获得权力者，也不能任性。

　　周代的存二王之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周克商之后，立殷人之后于宋，夏人之后于杞，这一种姿态，就说明自己是天下为公，而非一家之天下。我们有典籍记载，还有相应的考古发现，表明有很多非主流部族的人，或前代权力核心的后人，都被允许参与了新一代权力核心的建设。

　　直到现代，也有类似案例。比如中华民国对被推翻的清室实行优待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以及后来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出于综合的政治考虑，也体现出类似的智慧。

　　总结起来，西方政治是集团政治，其核心在于集团之间如何分配权力，如何定期地再分配权力，中国人的经验则相对的是“共治”，首先是无论谁打的江山，都要承袭共同的原则，君子共同治理。我在学校里开课给学生推荐的一本必读书就是《尧典》。中国从一开始就和西方不一样，它始终致力于在营造一种和而不同、谐和万邦的政治的过程中，向道贴近。

　　在集团竞争型的政治中，人们的视野一般都比较狭小。比如在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城邦政治家对政治的考虑是不一样的。他们都唯城邦是中心。这种城邦政治逻辑贯穿了西方政治学的始终，但这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中是不起作用的。这样的政府，议会辩论起来可能挺热闹，但国家行政和社会服务上，很可能无法发挥比较大规模的和比较复杂的功能。

　　张：人们会问西方不是也有过在较大疆域内建立国家，治理社会的经验吗，比如罗马?

　　姚：罗马始终是一个帝国而不是高度整合的国家。它派总督对各地进行统治，但一旦扩展到罗马这么大的疆域，它的缺陷就表现得很明显。罗马军团一撤走，罗马帝国就崩溃一块，政治游戏的规则马上就改变了。这也是殖民地(或政治学家称为间接统治的制度)与郡县制的区别：间接统治以权力分配为前提，直接统治以天下为公或一视同仁为前提。西方政府和古代帝国到了被征服地区全是间接统治。而中国的政治智慧则把征服过自己的民族，包括满清和蒙古，全部通过郡县制而转化为一国国民了。

　　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历史的吊诡是，郡县制虽然是由秦朝推及天下，但秦朝没有天下为公的意识，所以只能把自己建立的制度让给后人来操作。郡县制的实行一定要以天下为公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张：所以中国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从一开始就禁止和谴责在政府组织内部拉山头、组派系的活动。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公布时，西方媒体，以及一些媒体和学者，都没能解读出“非组织政治活动”到底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姚：那是很严重的问题，对中国的政治原则是颠覆性的。

　　儒家“天下为公”的政治学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不能朋党化。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和公共服务的实施者，士大夫不能代表任何集团，而只能是以全天下福祉为己任，你不能说你是某个阶级或者某个阶层、某个群体利益的代表者。中国的传统政治学以及传统的政治实践是反对在体制内搞集团式竞争的;它有它客观的指标，有一套统一的标准，要求搞公共政治而不是集团政治。

　　张：但中国人的公共观，以及公道政治、公共政治和超集团政治的理念，既然别人经常读不懂，又如何向他们表述?如何期待与他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姚：其实，对政治的公共性和超集团性的追求，并非只是中国人才有。任何一个政府，不具备、不体现相当的公共性，就无法统治一个较大的，社会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的立宪者们，在设计联邦宪法的时候，也希望他们的政府能够有办法超脱于派别利益和个人影响的制约，用了很多办法维护政府的公共性。由于担心选举出来的众议院会变成分赃机制，他们在它上边设立了参议院;参议院也容易变成各州争夺利益的场所，所以又设立了一个强势总统的职位，希望总统不受党派政治的影响。

　　现在看来，总统早也卷入党派政治。可能一些联邦机构相比而言更好一些，依然维护着宪法的中立性，以及宪法所赋予的政治的公共性。实际上，这个政府里体现公共精神、发挥公共职能比较好的那些部分，恰恰体现着中国人首先提出的原则，那就是吸收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子弟参加的，按照既贤且能的原则构建的，专事为全社会提供服务的中央集权的文官行政。这样的政府设置可最有效地克服集团化、党派化的倾向，防止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因权力争夺而阻止政府向全社会提供它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

　　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政治从一开始就不是民主的、政党的政治，因为它的设计者们不想让它是一个简单的分赃式的政府，而必须是一个能够体现很强的公共性，发挥很强的社会治理功能的政府。这样一种政府，如何用正义的观点，也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来解释，西方学者已有可论述。但用天下为公或公道的观点，也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也完全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并且可以提出解决方案。

　　只不过在西方看来，政治是权力分配，只有行政才是服务。在中国，士人身兼政治与行政的责任，以确保政府的每个部分都是公共的，而不是服务于某个集团的。

　　张：现在回过头来，从政治公共性的角度审视历史，的确可以从一些当时未曾明言，后来也尚未追问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值得回味的东西。比如人们都说汉承秦制，其实秦朝人靠秦制只能坐了15年江山，而汉朝用儒家政治学驾驭秦制，却能坐400年江山。再比如说人们通常把美国建国、美国立宪理解为民主的胜利。但美国有真学问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说美国宪法、美国宪政偏偏是限制民主和规范民主的一种设计。

　　姚：人们认清有些事情的意义，的确需要时间。儒家的治道，或它的政治改良主义，通常要在一个王朝建立六七十年时最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例外，因为在建国后还对传统文化进行一场持续的大规模的批判。但无论是“打倒一切”的文革，还是泛滥于文革以后的1980年代的简写本的自由主义，都提出过彻底抛弃儒家的口号。现在文革早已失去了影响力，在过去十年里，1980年代曾造成过一些影响的人也逐渐退场。在今天的中国，即便是对儒家有批评的人，也不再不加区分地反对儒家。

　　这种转变反映出中国人开始抱着一种更加认真、理性的态度反思自己的传统。我们不能在那么长时间里都一直说不清楚自己是谁。我们都会说，我们经济发展的成功不是因为我们照搬了西方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是靠的我们自己。但到底靠的是什么?我们讲不清楚。因为，我们忽略了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的面前，中国人不应再继续微笑沉默，或愤怒挥拳，而是应心平气和地给出自己的答案。我很高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完)

　　[1]·Alan Ryan, On Politics (NY: Penguin Books, 2012)。

　　[2]·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公”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已甚为久远。“公道”连用，或始见于《管子》(明法)：“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朱迎平、谢浩范，《管子全译》(修订版)，(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