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对母校总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对北大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猛然相问，倒很难答出一个所以然来。再仔细想想，这种感情就像小时候踏过的山水和玩耍的伙伴一样难忘，姑且就称作家乡般的感情吧。

　　北大跟我的家乡还真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我是浙江诸暨人，诸暨属于绍兴，我也可算作绍兴人。有三位在北京大学历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校长，居然都是绍兴人。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改为北京大学。当年12月，何燮侯(1873-1961)任北大校长。他是诸暨人。北大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校长当属蔡元培，他是绍兴人。北大那位铁骨铮铮的校长马寅初，是绍兴嵊县人。1919年5月4日那天在赵家楼冲锋陷阵并最先命名“五四运动”的那位北大学生、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是绍兴人。还有我的执业之师赵宝煦先生，也是绍兴人。其实，我认识最早的北大老师并不是我的导师赵宝煦先生，而是著名的法学家龚祥瑞先生。龚先生是浙江宁波人，也和我算是浙江大老乡。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研究生毕业后在厦门大学哲学系教书，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寄自北京大学的信件，打开一看，是素昧平生的龚祥瑞教授写来的。龚先生早年是英国工党著名思想家拉斯基先生的入室弟子，他的来信也与这有关。他在信中说，读到我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评述拉斯基国家理论的文章，知道国内还有人在研究拉斯基的思想，感慨很多。此后我与龚先生便一直有联系，直到他去世。

　　按照现在的通行说法，只有在北大读本科才能称为北大人。那样说来，我还算不得是北大人，因为我只在北大读了一个博士，时间是1985年至1988年。但我总是把自己看作北大人，不仅如此，而且对北大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至深，一直影响到了我女儿：她报考大学，除了北京大学外，都还没有想过要报考其他学校。我一位在清华大学任领导的老朋友劝女儿报清华，她也无动于衷。我太太都埋怨我了：都是你闹的，女儿现在都一根筋要上北大。

　　说起一根筋，我倒认为一个人也好，一所学校也好，经常需要这种“一根筋”的精神。想想我自己对母校之所以会有一种家乡般的感情，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在自己心目中一直有一根北大的“筋”。我所认可的北大这“一根筋”，就是母校对知识与学问的尊重，以及自由与宽容的氛围。

　　大学是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地方，它培养社会的各种专业人才，最受尊重的应当是学识而不是官位。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1918年北京大学的开学演说词中，他又重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赵宝煦老师在回忆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涯时，谈到著名政治学家、时任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奚若先生。赵先生今年已经是87岁的高龄了，他记忆犹新的是，张奚若先生在学生迎新会上这样说，人家说政治系是升官系，经济系是发财系，你要是想升官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你，你走错了门。你要升官你上中央政治学校去，你到我这里来，当官的门儿都没有。我只能教给你一个读书和研究的方法。

　　蔡元培校长和张奚若先生的这“一根筋”显然被赵宝煦先生传承了下来。有两件事我至今难以忘却。一件是，现任科技部副部长的张来武同学当时组建校研究生会，想请我主持研究部的工作，我去征询赵老师的意见。他对我说，你最好一门心思做学问。言下之意，不说自明。我听从他的教诲，在校期间便不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另一件事是，赵先生是解放前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有革命资历，建国初就任北京大学的系领导。在我从学于他期间，上级曾任命他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这算是一个不小的官职，但他没有干多长时间便辞职回校了。他说，他对那里的一些人和事看不惯，惹不起但还躲得起，这个副院长不干也罢。“一根筋”一发作，他便义无反顾地回来了。想想有些人为了争得一官半职，而无所不用其极，差距何止千里!

　　赵老师的这种“一根筋”态度也影响了我。我内心十分厌恶那些投机钻营、不择手段想当官的人，也像赵老师那样不怎么鼓励自己的学生去当官。对那些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学问家和思想家则崇敬有加。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原西北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比较熟悉，对他我也格外敬重。一方面是因为张先生是学富五车的前辈学者，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上也有种“一根筋”的精神，与他交谈时他对投机钻营官僚的鄙视每每引起我的强烈共鸣。有人还告诉我一件张先生崇尚学问看轻官位的趣事。说有一次西北大学校庆，主持人介绍学校的业绩时大谈培养了多少高官，而不谈培养了多少人才。身为校长的张先生实在听不下去了，居然不留情面离席而去。在“官本位”文化如此浓重的氛围下，这种“一根筋”精神，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不鼓励自己的学生当官，鄙视削尖脑袋想当官者，当然不是说就看不起官员，或者轻视政治家的作用，也不是要去阻止学生从政。大学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也包括未来的政治人才。研究政治学的人，想必没有人会否认伟大的政治家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德才兼备、政绩突出、正气凛然的官员，同样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尽管赵先生鼓励我们做学问，但其弟子中仍然有许多进入了党政部门，成为政府官员。不久前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的郝平同学，就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先生对郝平学弟一直是关爱有加，赞扬不止。我自己虽说一直没有离开学界，但从身份上说，首先也是一名党政部门的官员，赵先生似乎也从未对此有过微词。可见，北大的这种“一根筋”不是不宽容，更不是不通情理。我所熟悉的这些有着“一根筋”的师辈们，恰恰无一例外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宽容有余，威厉不足。

　　宽容就是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选择，它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美德。前辈乡贤蔡元培校长当年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治校，留下了千古美名。“思想自由”是一种政治环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兼容并包”则是一种政治的和道德的宽容，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在我上学时，北大的这种自由而宽容的精神在那些老一辈先生的身上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我做博士学位论文，用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几乎没有参考系里哪位老师的研究成果。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引起争议在所难免。参与论文审阅和答辩的张汉清先生、陈哲夫先生、李景鹏先生等，可能并不赞同我的观点，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对论文的评价。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据说现在有一种相当不好的风气：学生做论文时要格外注意引述评审人和答辩人的观点，否则可能会通不过。

　　时下人们在称呼别人时，如果对方的职务带这个“长”那个“长”，那多半就称官职，如果不带“长”那就称个“老师”，而不管对方是否真是学校老师或曾经做过老师。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我们称系的领导，都不称职务。我在北大国政系就读期间，赵宝煦、张汉清、李景鹏诸位先生都做过系主任或副主任，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当时若叫他们为“赵主任”、“张主任”、“李主任”，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对这些当年已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系里的年轻老师和我们这些研究生，背后居然都对他们“宝煦”、“汉清”、“景鹏”般地直呼其名。是对这些老师不尊重吗?当然不是。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外加平等和亲切。

　　说着北大的这些事，想着老师们的这种“一根筋”，有一种既遥远又亲近的感觉。毕竟过去二十四五年了，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大也不例外，许多东西或许已经事过境迁了。但北大依然在未名湖畔的燕园里，指导过我的那些老师也都在八九十岁上下了，一个个都健在，有几个还精神矍铄，记忆中的这些事又仿佛并未逝去。母校的这“一根筋”应当还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