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样子

　　“历史啥玩儿”的问话，有对历史大不恭的样子。那是草根的问话，但历史也是从草根成长起来的，后来才高大起来，参天大树，长到象牙塔里。如果文雅一点的问法，就成为“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放在学生答卷里，定有五花八门的答案。连出答卷者，都不知道其标准答案是什么。

　　五花八门的答案，都想描绘出历史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历史从大的讲是指已过去的事实及其记载;从小的讲是指个人经历，底细。概括起来就是过去的经历和事迹的痕迹了。唐太宗曾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

　　于是历史有了高度和厚度，成为了学科——历史学科，那是专门帮助人们研究过去史实,推测未来的学科。于是，历史就成为从小学到中学的科目，大学里的专业，以及今天盛行的网络里的栏目。那是学文化时应该逐渐懂得的，也是文化积累中不断补充增加的。

　　但在文字没有出现以前，人们也重视过去的经验，于是以绘画的形式留在洞穴里，留给今人去猜去想。有文字出现以后，就有了文人、史官，去记载发生过的事情，都力图去描绘逝去的画面，在人类记忆中保留它们。可是文人、史官这些记载历史的人，不一定那么无私、公道，总或多或少带有个人的主观意向去选择、去观察、去掂量、去评价发生的事件，于是就有了公婆各有理的现象，以至人们要感慨“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二、历史的真与善

　　人们用真、善、美去概括所追求的理想事物的目标。历史的真，是追求、展现真实，是遵照客观标准;历史的善，是颂扬、效仿历史中好的事物，是价值标准;美是对真、善的综合，也是主观评价。

　　“历史是任由人们打扮的小姑娘”指的是历史在不同人的口中有不同的说法的现象。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历史是建构的，人们会以各种各样方式，从不同的视角来加工改造历史资料。重要的是，不管怎么打扮，小姑娘不会变成男的，也不会变成老妇。不管她的衣饰如何，发式如何，人们都是把她认同为同一个人。这就是求真。但小姑娘是否美，则各花入各眼，这就是主观为主的价值判断：善和美。

　　有史学家就看到了中国史学记录历史事实与维系人伦价值的双重职能，称之为中国史学“双肩挑”：左边肩膀挑着史实;右边肩膀挑着公正[1]，所以历史记载中多有人物褒贬。这使得社会中人存有对历史的敬畏，即使不信仰宗教的因果有报，也相信历史终会揭示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真谛。对历史充满敬畏的人，也是有道德感的人，把它当作心中的“上帝”，以它为倚重的精神支柱。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刘少奇的“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都相信历史是真实的判官。

　　我们民族的名言曰：“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毁损历史亦是毁损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历史肩负起兴亡的责任了!

　　但一些权势人物，以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打扮而成为自己的婊子，于是就要篡改历史或不承认历史，美化之、掩盖之，都为打扮自己。这种打扮，仍然是怕真实地面对历史。手握国家大权的安倍就是这样。国内一些贪腐分子虽然篡改不了国家历史，但竭力打扮个人历史。

　　某些国家、地区有意歪曲历史的人，要从教科书中史实的篡改抓起，于是就要蒙蔽和煽动一些人去为历史的篡改而活动或闹事，唯恐天下不乱。

　　一些普通人则有意无意地忘却历史，患了严重的“历史健忘症”。他们以为历史与我无关，自己作为历史的尘埃永远默默无闻、无足挂齿。这种态度客观上任由别有用心的人去歪曲、去掩盖历史。也许，历史曾经忘记了这些小人物，但他们是历史的行动者和创造者，也应该是言说和叙写者。尘埃结成着颗粒，最后形成着大地、星球、宇宙。

　　人啊，尊重自己尘埃的力量，也尊重历史的力量!

　　三、历史的打扮与打捞

　　从来都是有人打扮历史、掩埋历史，也有人挖掘历史，洗去蒙在上面的泥尘而还原真像。今人因各种原因叙说不同的历史，似乎在有意掩埋;后人抛弃各种恩怨，要还历史真实，努力挖掘历史。也许今人的任务是挖掘过去，越久远越值得挖掘。洗去泥尘的责任在后人，离事实越久远，越能在大背景下看其真实面貌。

　　我们都从历史的教科书中获取过去的印象，但只靠教科书了解历史是远远不够的。编者有着其自己的打扮和打捞的主观意图。而这主观意图在更长的更宏大的历史图景的衬照下，往往会暴露出其狭隘性与局限性。审视历史总是需要时间距离的。正所谓“近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卢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重要的是历史事件本身是否存在，而不是细节是否真实无误。许多、甚至大部分历史事件都是通过包括口耳相传和各种文艺作品在内的叙事方式而为世人所知并家喻户晓的。国人大多是从神话故事《西游记》知道有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的;我们是从《三国演义》获得三国时代的历史的。在这方面，经严密考究的历史教科书的传播力量却相形见拙了。

　　吴思认为历史有三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第三种历史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上下几千年，茫茫史料太多，它们或者漂浮在、或者沉没在岁月的长河，有些进入到我们的意识领域，有些则脱离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可能占有或采用全部材料，于是建构出来的历史必然带有选择性或主观性。

　　于是历史就成为了一种建构。我们所面对的史料都是前人的建构。人们根据自己的一定的历史观和先在的某意识形态，去搜集或打捞支撑自己观点的史料。与自己观点不合的就由之继续沉没或漂去。

　　第一种是追求真实，第二、三种虽然也追求真实，但不可避免更多受先在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如果对价值的考虑是功利性的，则对历史长河来说，是一文不值，终被历史淘汰。

　　四、历史的黑白度

　　人们爱用“黑白分明”的词语形容在是非好坏面前的正确选择。如果用分别代表是非好坏的白和黑对待历史，恐怕有三种黑白表现。

　　一是黑白颠倒。那是故意的、为着个人或所在群体的不可告人利益，故意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

　　二是黑白混淆。那是无意的，或者被骗的而把两者搞乱了。事后，就有受骗上当之感。

　　三是心里清楚嘴上模糊。由于种种原因，也是说一半不说一半，或只说看到了白，不说是否看到黑。

　　可能大多数人是后二者。对于大多数善良的人来说，黑白分明的二分法判断确实令他们为难。因为判断涉及到道德问题，于是道德问题出现了。

　　苏格拉底习惯到热闹的雅典市场上去发表演说和与人辩论问题。一次他拉住一个过路人说道：“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向您请教。人人都说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但道德究竟是什么?”

　　那人回答说：“忠诚老实，不欺骗别人，才是有道德的。”

　　苏格拉底又问：“但为什么和敌人作战时，我军将领却千方百计地去欺骗敌人呢?”

　　“欺骗敌人是符合道德的，但欺骗自己人就不道德了。”苏格拉底反驳道：“当我军被敌军包围时，为了鼓舞士气，将领就欺骗士兵说，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大家奋力突围出去。结果突围果然成功了。这种欺骗也不道德吗?”

　　那人说：“那是战争中出于无奈才这样做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苏格拉底又追问起来：“假如你的儿子生病了，又不肯吃药，作为父亲，你欺骗他说，这不是药，而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这也不道德吗?”

　　那人只好承认：“这种欺骗也是符合道德的。”

　　最后，苏格拉底通过问话引出了应有的答案，因而此方法被称为精神助产术。

　　心理学家科尔伯格通过提出一些两难问题进行研究，确定人的道德有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发展水平。

　　欧洲有个妇人患了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一种药能救她，就是本城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的镭。药剂师花了200元制造镭，竟索价2000元卖出。病妇的丈夫海因兹到处向熟人借钱，一共才借得1000元，只够药费的一半。海因兹只好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欠。但药剂师说："不成，我发明此药就是为了赚钱。" 海因兹走投无路竟撬开商店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

　　这两个故事虽然说的是道德，但都说明了现实中许多事情不能用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来评判，必须放在当时当地的大背景考虑。大背景的考虑，可以把黑白分明变成不那么分明的、之间有灰色地带的谱系，于是形成了黑白度。

　　对黑白度其实有心理学的研究。诞生于1912年的心理学格式塔理论，其创始人进行了无聊却极有启发意义的实验。

　　将浅色b和深色c两个物体置于动物面前，动物选择b可以得到食物，选择c则得不到食物。训练动物进行选择，直到动物总是选择b为止。然后，将这对刺激(b和c)替换成另一对刺激(a和b)，其中a比b的颜色更浅些，但选a可得到食物，选b则没有。根据传统的理论，动物训练中由于b有食物，已联结起来，应该选择b。但事实上，动物选择了a。格式塔代表人物考夫卡认为，动物在先前的训练中，已经学会对明度梯度中那个较亮的刺激作出积极反应，所以当它面对一对新刺激时，按照整体反应原则，将会以同样的行为选择刺激a。因此，动物学会的不是把食物与某种特别的颜色而是与某种关系，如颜色的深浅联系起来了。

　　这就是背景的作用。同样地，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在此时此事是浅色的，在彼时彼事则是深色的。太平天国作为反对清朝的农民起义，被人们歌颂，但其屠杀的血腥行为，令人不齿;曾国藩因忠于清朝廷和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被作为反动人物。但他在家，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和以治家”的父亲，家教之方为人称道，流传后世。在朝廷，他主办洋务，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历史啊，就这样以深浅不同、颜色不同的笔墨，涂抹着复杂的人和事，令后人去评价和道说。

　　五、历史的诠释与理解

　　黑白度的不同，除了因大背景的不同外，也因渗透着观察者主观意志的不同，使其在观察历史中，凸出某方面，忽略某方面;或者是以不同的视角进行诠释与理解。

　　小时候的历史告诉我们1950年代大跃进取得伟大成就，现在逐渐解密的史料却使我们知道它导致了全国大饥荒。1960年代时发现彭德怀被从历史教科书删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80年代才认识到他是敢讲真话的、刚正不阿的真男人。

　　庞勒在20世界早期的著作《革命心理学》“历史的修正”的导言中说得好：“一个应该对知识的各种要素加以修正的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什么现象仍然可以沿用原来的解释。有鉴于此，人们还得继续认识。当今时代，科学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古老的法制一个一个地寿终正寝。……历史学有其推测性的一面，这就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逃避最严格的批判，然而，它同样也面临着这种从头到脚的修正。再也不会有哪个阶段我们敢说确定不疑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极为明确的东西再度变得模糊而疑窦丛生了。”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我们更加清楚当年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不再只是教科书上的地道战和地雷战，还有淞沪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武汉保卫战。9·3阅兵的老兵方队中，也有了国民党抗战老兵。

　　一些志愿者曾往返于中国和缅甸，帮助流落异乡的远征军老兵，“像英雄一样”重返故乡。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救赎自己历史知识曾经被无知的心灵。老兵们的愿望很简单，曾有人问一位湖北老兵，还需要什么帮助。这个老兵突然说：“我们不要更多，我们只想戴着国家发的军功章，堂堂正正去北京，去看一看天安门广场……”

　　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曾经的民族英雄“被”沉默着，被放到历史的某个角落，被人遗忘。幸好历史的及时进步，使它得以逐渐恢复。历史不需要“英雄”们的行为都“好”，他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中国人的精神就够了。

　　随着那年代的远去，曾经模糊的逐渐清晰。历史真相聚焦需要时间的距离，擦亮历史需要人性的真诚。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已逐渐摆脱各种束缚，感恩那些曾经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人。

　　正如挥去雾霾一样，历史的诠释与理解越来越透明和清晰。不管如何建构，重要的不是为了证明过去某种存在，而是启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