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必须解决思想束缚，否则寸步难行，所以第一步靠突破两个凡是思想解放，第二步靠全民族的思想启蒙。198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胡耀邦担负了双重思想解放的任务：全党的思想解放与全民族的思想启蒙。第一步差不多是两年的时间完成，第二步直到今天还在艰难的继续。胡耀邦直到去世那一天也未能瞑目，他抱恨终天未能完成思想启蒙的大业。

　　思想启蒙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目的是相同的，但是目标是有区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突破的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束缚，而思想启蒙是突破所有的思想束缚。国人其他方面的束缚远远没有解决，胡耀邦的思想解放下一步是对所有束缚进行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普世价值的肯定，这些工作未有穷期。

　　思想解放与思想启蒙

　　邓小平主张的思想解放“补课”未成功，开始零打碎敲。在华国锋下台之后，一些人在邓小平身边嘁嘁喳喳围攻思想解放的人。开始邓小平不为所动，他提出了思想解放的“补课”问题。胡耀邦开始还不知道，是吴江发现了邓小平的讲话，马上报告了胡耀邦。胡耀邦让吴江以个人名义写了报告，让中宣部讨论。讨论通过之后，让吴江在中央党校讲话。统战部也主动请吴江讲话了，年龄很高的李维汉自始至终听完。但是“补课”还是被扼杀了。是邓力群把吴江诬告到陈云那里。(吴江：《十年的路》)如果这一补课能够继续，肯定与思想启蒙成为时代的大潮流，会波澜壮阔地推动中国向现代化迈进。

　　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几乎是速决战，而思想启蒙却一直是处于难解难分、胶着状态的拉锯战、持久战、疲劳战。

　　胡耀邦说：提出真理标准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破除新旧个人迷信，粉碎新旧精神枷锁的理论武器，无论谁说的话要由实践来检验正确与否。这下子打中了教条主义的要害，不但“凡是”派恼火，其他教条主义者也害怕。(《一九七八年与中央党校一位同志的谈话》)

　　第一步突破两个凡是，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都支持，只是汪东兴少数人除外。两个凡是是套在大多数老同志头上的紧箍咒，破除个人崇拜使大家都得到解放，使他们回复了名誉和地位。所以尽管开始艰难、激流险滩、风大浪急，还是航行到彼岸。汪东兴说胡耀邦砍旗、丢刀子，胡乔木说有可能造成党内分裂。这几顶帽子扣上一顶就受不了，胡耀邦顶着三顶帽子毅然决然前行、不为所动。从动力上看，真理标准大讨论得到全党的共识，思想解放就是突破两个凡是，突破个人崇拜，达到了全党认识上的一致。

　　思想解放突出的成果有那些?胡耀邦自己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说：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

　　第二步是思想启蒙，解决中国发展的更深层次的思想动因，是吸收西方近代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平等的价值观念。突出的成果是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错误发动和领导?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的理念与制度设计。中国严重缺乏这些价值观念、制度设计所致，引起了文化大革命。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不断地支持和提出了思想启蒙问题。

　　解决浅层次的原因是党内的原教旨主义。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中说：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像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反党文章”、“反党小说”、“黑画”、“黑戏”的帽子。这种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必须肃清。有些同志把“革命就是批判”这句话，理解得很狭窄。批判是扬弃，吸取好的，排除坏的。(《胡耀邦文选》)

　　对于思想启蒙，不是理论界没有作这个工作，而是新老教条主义的一再干扰、破坏、阻挠。其中批“精神污染”、批“人道主义、异化论”、批“普世价值论”致使思想启蒙进程一再被打断。

　　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之中有的人对西方关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不屑一顾，甚至充满蔑视，这为思想启蒙设置了很难克服的巨障。本来这些问题通过理论界的说理是能够一点一滴影响老同志，事情正好相反，胡乔木从反面极力论证这些文明成果的阶级性、局限性、历史性。一些极左的理论家借助个别政治事件，否定对西方文明的汲取。许多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思想马上停止了，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一篇代表性的文献。胡乔木本人是非常复杂的人物，虽然他一方面制止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的宣传，一方面还解禁了《丑陋的中国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些敏感的作品。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通过，这是胡耀邦思想启蒙努力的最后一次尝试。思想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不矛盾，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基本理念都是西方思想文明的精华。要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不能拦腰斩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血脉。这就好像你要接受汉儒、宋儒、明儒和新儒家的学说，而拒绝接受原始儒家孔孟之学那样荒谬!胡耀邦正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轨问题。

　　胡耀邦思想启蒙基本内容

　　胡耀邦思想启蒙内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大革命之后，胡耀邦接受了陈荒煤的建议，批准发表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拨乱反正的巅峰之作，告诉人们人性是可以写的，写好了有益于人们的精神面貌的改变。周恩来还批评了民主不够，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发扬文艺民主与自由等等。胡耀邦说：《文艺报》的同志送来周恩来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先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前后，可以在文化、文艺部门组织座谈，这对于我们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都有好处。周总理的这次讲话，是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发展，现在总理的讲话已发表了18年，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要总结这18年的正反面经验，应该又有所前进，又有所发展。他还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

　　周恩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广大文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文章，谈学习体会，批评“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

　　第二，对伤痕文学的宽容大度，更是促使了文艺的繁荣。伤痕文学的积极意义在于揭示了社会的阴暗面，同时揭示人性的负面，告诉了人们社会与人的另一面，另外一种事实。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有悲剧和心灵创伤的，这有利于人们深刻认识社会。1979年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推出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文革式的大批判，有人反对作者如此进行大批判。但是，另一种声音是为李剑文章叫好：有人认为李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

　　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有了了解。经和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从9月4日至6日共开了3天。胡耀邦6日参加会议和与会同志座谈，并作了循循善诱的讲话。胡耀邦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将近3年来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党中央一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诚恳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徐庆全：《胡耀邦与有关“伤痕文学”的争论》)

　　第三，为肃清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专制主义流毒而努力。何方在《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一文中说：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胡耀邦都是“五四”运动反帝救国与科学民主精神的伟大传承者。(何方：《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近些年来，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竟然被有些人故意抹杀了，说民主是复制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集权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彻底背叛了五四精神。

　　在《理论动态》创办后不久，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组指出：在“四人帮”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东西就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1980年7月5日，《理论动态》第215期发表《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应该肃清》一文，专论肃清封建主义思想遗毒问题。1981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发表《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一文，剖析封建主义，揭示了官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联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的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文章，成为一种潮流。

　　1977年8月，胡耀邦布置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同志写一篇一两万字长文章，题为《“四人帮”的覆灭与思想解放运动的任务》(正式发表时改名)，谈反封建的问题。排印后送给一些领导人看，只有罗瑞卿一个人打电话表示赞赏这篇文章，还说：“发表后军队要读，人手一份。”其余的或置之不理，或坚决反对，文章压了三年，到一九八○年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后才得以发表。罗瑞卿是当时唯一对这篇文章的反封建主题表现出热忱支持的领导人。胡耀邦说：“罗大将同我是心心相印的。”(《胡耀邦思想年谱》，秦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1页。)

　　1977年11月，胡耀邦给大家传达揭露旅大市铺张浪费的文件之后，说：我们可从思想上写一期这个东西，搞享受是一种什么思想?是封建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帝王，贵族，秦始皇。……秦始皇有什么好?地主，贵族，一得天下就享乐。历史上除秦始皇外，还有隋炀帝，慈禧太后。罗马帝国怎么灭亡的?后期很腐朽。封建社会后期十分腐朽。自己埋葬自己。资产阶级才不是这样呢!他一方面剥削，但有钱就办工厂。我们有些人连资产阶级都不如，是没落的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个人享受，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没落的地主贵族的思想，颓废的思想，从思想上、历史上讲，谈点历史，罗马帝国怎么灭亡的?……现在，文物搞杨开慧的衣服，我才不相信呢!把文物搞那么高干什么。死人拖住活人。文物只能有一定意义。到处搞展览馆、纪念馆，坐过的石头也搞成文物。搞这些东西干什么?(《胡耀邦思想年谱》，秦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09～110页。)这里，胡耀邦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把全民的财富拿来享受与拿来投入生产作为一个重大分水岭。对享乐之极的秦始皇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腐朽、没落、颓废的本质，而不是仅仅看到其血腥暴力统一天下就佩服的五体投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个人的无限享受。胡耀邦还反对极端的妻以夫贵的封建作法，把杨开慧的衣服作为文物，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是死人拖活人。

　　第四，宣传、研究、吸收西方启蒙思想，出版启蒙思想的著作。列宁说：“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要想启蒙，绝对离不开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出版西方学术著作，这是思想启蒙绝对必要的一环。曾彦修介绍说，1979年，我调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想多出版一点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情况及政治、经济学说的翻译书籍，为打破中国的蒙昧状态做一点服务工作。我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家出版局等单位的支持，并成立了选译与书目工作小组。1980年7月，选译书目录及其简介印好后，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分送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胡耀邦征求意见。结果是，那位领导人无反映，但胡耀邦却在第三天就复信给该编辑室。复信的全文如下：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胡耀邦1980.7.21.《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

　　主张出版胡适的著作，当然也是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等人的著作的出版。胡适在五十年代遭到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全国性的大批判，其实是批判了民主、自由与人权。改革开放之后，胡适的研究仍然放不开手脚，畏首畏尾，动辄得咎。陈平原说：“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出现了解放前出版的亚东图书馆的《胡适文存》。胡耀邦看了胡适的书以后写了一个内部批示，要文化工作者研究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一个是胡适，胡适是一心一意要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明记得：“这个批示一下来就很厉害了，很多胡适的书很快就出来了。”(田志凌：《胡适：大起大落六十年》，《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30日。)后来出现了出版胡适著作的高潮，纪念胡适、研究胡适的高潮。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起到了其他理论家无法起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积极主张出版港澳台一些作家的作品，这也是启蒙的一股潮流。湖南出版社决定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牧惠回忆说：“排印过程中，在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主任会议上，传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有位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他的说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我看也有点好处。听了这番传达后，我心里高兴，但对出书事默不作声。我知道，随便在这里透露这类事情，未必会有好结果。”(牧惠：《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百年潮》1999年第5期。)此书出版之后，各地书店的订单、催书电报如雪片飞来，加印的书还来不及送仓库，就从车间里打包直接送火车站，到年底已经累计印了90万册!但是好景不长，1987年初胡耀邦黯然辞职，《丑陋的中国人》作为自由化的典型遭到严厉的大批判。“《丑陋的中国人》忽然变成一本被讨伐的坏书。先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会议上，好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一位既非在执法部门也非在出版部门负责的人士竟然宣布，谁敢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与会者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等待判决的罪人，湖南的空气更特别紧张。”(牧惠：《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百年潮》1999年第5期。)半年之后解禁了，库里的十多万册卖了出去。1989年之后又挨批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元月初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同样，此书惹起的风波，比《丑陋的中国人》更大。(朱正：《〈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我》，《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1期。)只到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此书新译本。当然，这是后话。当年的被禁与后来的解禁，都是领导人的指示、批示，没有任何法律程序。(雷颐《被禁与解禁》“新浪微博网”2010-10-18 14:26)

　　这些思想启蒙著作的出版极大加强了中国社会科学与国家的接轨。西方近现代的学术思想的概念、命题、理念、理论极大地滋润了我国的社会科学界的贫瘠的土壤。我国社会科学与世界接轨成为现实，出现了一大批学有所成、融汇中西的中年知识分子，为我全国的文化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第五，宣传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从一个非常敏感的概念，最终上了中共中央的文件，这与胡耀邦的努力分不开的。1983年10月5日，日本客人田英夫说日本支持了柬埔寨，提供了药品，支援他们的斗争时，胡耀邦说：好，这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秦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21页。)《北京日报》照登了这句话，有些中央报纸则删去这句话。当时理论界对人道主义的争论的热火朝天，莫衷一是，有人说必须提革命的人道主义，或者提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不能提一般的人道主义。有的理论家直言不讳的指出，就应该提一般的人道主义。胡耀邦旗帜鲜明的支持后者。难道国际的救援队伍来到地震现场，还先问问你是哪个阶级然后再施救吗?难道在水灾来临时，在洪水滔天的时候还问一问你是不是无产阶级我们才施救?难道我们的救援队去国外救援的人里面没有资本家、贵族、官僚?

　　1983年10月30日，胡耀邦在日本和平公园说：人类的和平和友谊一定会战胜战争灾难。(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秦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40页。)胡耀邦这次又提出了一个人类友谊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人责难?

　　1983年12月11日，在中央书记处讲话：万里同志说得好，一个是“左”的东西，一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左”的东西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对现代文明看不惯，还要把社会主义生活拉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的秩序方面去。(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秦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42页。)

　　1988年11月27日在湖南长沙省委九所与来访的省教委主任朱尚同谈话，说：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也一定有少数“奴才”。任何时代这种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这是胡耀邦最后还是呼吁平等观念。

　　第六，反对随便给人扣上自由化的帽子。1983年12月20日，在胡耀邦毅然决然停止批判“精神污染”。一次书记处的会议时，他明确同意万里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绩伟《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书屋》2000年第4期。)虽然是总书记，胡耀邦这样作依然是担负起极大的责任与风险的。

　　1984年12月20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说：社会主义应该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秦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067页。)这就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第七，主张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反省无产阶级专政。1982年10月14日，胡耀邦同法共中央总书记乔治·马歇谈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多讲，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就好了。(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秦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800页。)这里胡耀邦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对应起来讲，就是基本上否定没有法治的暴力统治，其最深刻的意蕴是用民主来启蒙，否定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

　　第八，主张人们在生活上的自由。胡耀邦针对一些人借着批判精神污染，指责青年人的自由穿着。1983年12月13日，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又说：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以后报上把奇装异服这个话去掉。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衣服是奇装异服，外国人看我们中国的女同志总是穿裤子也是奇装异服。不要用“奇装异服”这个词，胡耀邦说：我主张“奇装异服”这个词以后在报纸上不要登，取消这个词，行不行?

　　胡耀邦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要注意八条政策界限，基本精神是：不许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不要说什么“奇装异服”。不要禁止那些无害的歌。所有中国的、世界的著名的文艺作品，哪怕里面有恋爱的情节，有一些男女关系的描写，都不能禁止。不要完全禁止裸体雕像，要慢慢开放。不要看到电影、电视的因为搞了一点恋爱故事，有接吻的镜头就要禁止了。允许青年人、少数民族跳健康的集体舞。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课。(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秦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44页。)胡耀邦讲话的内容基本上是人类一些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当时竟然被一些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横加指责，无限上纲上线。

　　胡耀邦的讲话端正了当时的思想教育，第二天又在另一次会议上讲了这些问题，避免了一次来势凶猛“左”的错误泛滥与回潮。

　　第九，启用和保护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胡耀邦为了启蒙，直接间接启用了一大批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诸如朱厚泽、李锐、杜导正、李慎之、曾彦修、吴江、孙长江、王若水、杨西光、王蒙、薛德震、丁石孙、王元化等等人物。这些人领导和控制了一个部门，为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打开绿灯，批判蒙昧和专制主义，抵制了极左思潮，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舆论基础。当然，这些人也受到了极左势力的围追堵截，必欲除之而后快。

　　胡耀邦还保护了为思想启蒙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和有关人物，如周扬、王若水、白桦等人。可以说是尽其所能了。

　　1983年3月20日胡乔木命令邓力群给中央起草报告，继续批判人道主义，对王若水撤职，要周扬检查。胡耀邦出面干预了，把文件压了下来，明显袒护周扬，矛盾在胡耀邦与胡乔木之间展开了。

　　顾骧说：第四次作代会以后，周扬同志病情恶化。北京医院曾报了一次“病危”通知。耀邦同志念念不忘，要给周扬同志平反。这并非仅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对启蒙运动中先驱者的彰显。他启动给周扬平反的安排。他曾建议最高领导人，到医院探视周扬，以这种方式向公众显示周扬得到平反的目的;但是未果，碰了一鼻子灰。他又提出重新公开发表《马克斯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文章，显示这篇文章已得到当局确认，周扬得到平反。耀邦指示习仲勋同志找秦川给周扬出文选，把《马克斯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收进去，后来这个任务由顾骧完成。突击编了一本《周扬近作》，“探讨”文章一字不改收了进去。了却了耀邦的一份心愿。(顾骧：《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胡耀邦对周扬，做到了仁至义尽，令人后人感动万分了。

　　在同陆铿谈话，还把王若水的事情说得轻描淡写。在大庭广众之中，和白桦握手寒暄，缓解气氛。

　　思想启蒙陷于低潮的原因

　　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一样也是人心所向。顾骧回忆：在作协“四大”开幕式上，未能与会的胡乔木与病中的周扬都向会议发来贺电，对于胡乔木，在会上得到礼貌性稀稀落落的几声掌声，而周扬的信却得到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如波涛般一阵阵翻滚，有好几位代表作了统计，有人掐着手表，说鼓掌时间长达两分钟，我在会场人群中，当时便感到，这非同寻常。不能轻佻地说这是会议“插曲”、“花絮”。它是反映了广大文学家的心声。这不仅看作为过去整过人的周扬，现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践为人们所谅解、接纳;不仅看作为在批“人道主义”“异化”中受到冤屈的思想解放的先驱人物的同情、支持;还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成千上万文坛作家们反对那场不得人心的“清除精神污染”情感大渲染，大爆发。(顾骧：《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把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思想割裂开来是是极左派的手法之一，是思想启蒙不能继续的原因之一。1983年胡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上指出：“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动员全党全民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马克思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从根本上说，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工人运动的产物;但它同时又是吸收人类几千年文化知识的结果。如果只有工人运动，不利用人类文化成果去科学地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论证工人阶级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那就只能产生形形色色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而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同志都有亲身的体验：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学文化。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而不可能系统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今天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新世界，要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成功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体社会主义建设者，就更加需要不断批判地吸收当代科学文化的新知识、新成果。“

　　胡耀邦的思想启蒙直接激发了全党的共识，那些有启蒙思想与意识的领导人都能够大胆直言。在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万里在书记处会上说过，我们过去把民主、自由、平等、人道通通让资产阶级拿去了，现在我们把人道主义提出来。胡启立在发言中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开放不足。所谓资本主义的侵蚀，其实很多是封建主义影响，如干部子弟问题，是家族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用过的全是坏的，民主、自由、人道都是资本主义的，剩下的就是镇压、斗争。封建主义、小生产是大量的，这个包袱沉重，不丢掉，搞四化很难。(郝怀明《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炎黄春秋》2005年11期。)

　　邓朴方说：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思想，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他还说：精神文明要为改革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让人家看到中国改革政策是不变的。好多人不愿研究问题，还有禁区，还有棒子，还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略为放宽点，把自己手脚放开点。郝怀明《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炎黄春秋》，2005年11期。

　　陆定一向起草组说：我们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陆定一再次同我们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怎么看的问题。他说：第一，要接过来，不要否定它;第二，加以科学解释。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更民主一点，自由一点，平等一些。(郝怀明《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炎黄春秋》2005年11期。)

　　最后中央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决议指出：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这些成果是胡耀邦启蒙思想的一次实现，是启蒙的一次进军号角，是彻底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总之胡耀邦一方面让一些部门做一些西方的启蒙书籍的出版，宣传工作，一方面竭尽全力抵制来自“左”的各种各样的干扰。胡耀邦虽然勇于负责，大义凛然，冲锋陷阵，但是工作显得非常艰难。

　　历史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干预而前进的。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步伐是有很多历史偶然性的，胡乔木在思想解放上与胡耀邦对着干，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胡乔木给胡耀邦扣了分裂党的大帽子，当然也没有得逞。这次终于得逞，他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把思想启蒙打入低潮。上次有华国锋转变立场之后的支持，有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有声有色、声势浩大;而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了。胡乔木对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批判，直接导致了人们害怕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汲取，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乏力。

　　在极左派蛮横不讲理的时候，胡耀邦保护了白桦一些人，支持了周扬，竭尽全力抵制了来自“左”的逆流。周扬是从极左的营垒逃出来的思想解放者。

　　当胡耀邦去世之后，启蒙的知识分子命运多舛，走着艰难曲折的路，在阴转晴、晴转阴，明暗转换的艰难的环境中苦苦追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周扬、王若水、李慎之等数十位学者遭到粗暴的批判与非难。使更多的学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作壁上观。中国的思想启蒙虽然尽管不断地前进，但是一波三折，时断时续，令人扼腕浩叹!

　　其实，这些干扰还是浅层的现象，深刻的原因是时代的隔阂，老一辈革命家的部分人物的知识素养和文化储备不足，他们的治国理念不是完全的民主与法治，他们的民主与法治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他们治国明显带有一些革命的色彩。他们的革命理念与现代治国理念的区别就是革别人的命，还是误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对此还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经济上的自由，也就的市场经济，这些他们了解一些，政治上的民主化很难说是热心人。这样构成了胡耀邦这些走在历史前面的人物的悲怆。

　　2010年11月18日，为胡耀邦诞辰95周年而作。

　　2015年10月修改，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