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间与空间。你生于哪个国家、哪个家庭，是无法自主的。

　　正是因为这种无法自主的属性，出生地便成为一个人身份符号的一部分。当你在省会上学，人家会问你是哪县人;当你在首都上学，人家会问你是哪省人;当你出国留学，人家会问你是哪国人。

　　同样地，“故乡”、“故国”之思，也成为大多数人难以去怀的一种情结。而且这种符号与情结，越近越淡，越远越浓。离家者更思乡，出国者更爱国。

　　抗战前夕，有一篇题为《赠别出国留学诸君》的文章这样写道：“诸君永应牢记以国家为大前提。诸君一旦离开国土，便立刻要发现国家对于个人是如何的重要。人将称你为‘支那人’，国籍将成为人们描写你的特点，成为你人格的一部⋯⋯所以，在这种光景下，你常会直接感到国便是你，你便是国。”

　　人格与国格重叠，个人与国家一体，国家的强弱兴衰与每个国民的荣辱紧密相联。这一点，出过国门的人比国内的人感受更为深切。

　　对近代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最早开眼看世界，最先领略欧风美雨，也最强烈感受到作为弱国子民的屈辱。

　　“留学若非过来人孰知之?作中国人之苦，若非留学孰知之?”这是闻一多早年留学美国时说过的一句话，几乎道尽了那时中国留学生的普遍感受。对他们来说，西方列强先进的文化同时又是侵略者的文化，既要学习，又要反抗，常常使他们无所适从。他们既以自己祖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而自豪，又以国势不振的冷酷现实而深感屈辱。

　　读近代文献，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特别强烈。那时报刊上最常见的词，不是“爱国”，而是“救国”。

　　“爱国”，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可以让你去爱;而“救国”，则是在国家将亡、国家半亡、国将不国的时候急需去“救”。

　　一部中国近百年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抵御外侮、谋求民族独立的历史。晚清开始，在东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急迫。

　　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人的“亡国”危机感与救亡情绪都达到极致。在此之前的侵略战争，欧美列强的手段与方式主要是“蚕食”，战争的规模与范围尚有限;而日本发起的这次侵华战争，其野心是要“鲸吞”，是要灭亡中国，战争的规模与范围均前所未有。

　　与此同时，战争所激发起来的民族情绪也最为壮烈。正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惨烈，也是动员最全面的一场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动员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正是这样一种广土众民的全民族抗战，使日本帝国主义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最终失败。

　　近代以来，出国留学本身就是救亡图存的历史产物。留学生以其高远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与强烈的使命感，一直是中国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先驱。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留学生更扮演了十分耀眼的角色，谱写了一曲悲愤激昂的救亡凯歌。正是遍布海外的莘莘学子，使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激流越出长城，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中国的抗战成为一场具有广阔地域性和广泛国际影响的反法西斯战争。

　　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般木、浴火重生的新征程”(习近平语)。

　　今天的留学生们，已经很难想像70年前留学前辈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以及他们的所忧所为;同样，今天中国的崛起与历史机遇，恐怕也是70年前的留学前辈们想像不到的。

　　虽然如此，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依然存在，国家的强弱兴衰依然与每个国民荣辱与共。即使你以世界公民自居，但在他者的认知中，你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凤凰涅般木、浴火重生”。70年前中国人的焦虑是“救国”，今天中国人的目标是要“强国”。缅怀历史，可以更深切地认知今天的存在并推测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