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0日的伦敦，德国空军轰炸过后的下院议会大厅冒着黑烟……大约三个月后，一个身着黑色衬衫的男人从BBC远东部大楼里走了出来，刚刚做完当天对印度的战时广播，他想，关于日本人在中国的情况应当是对他们讲清楚了的。点了支烟，朝街上走去…

　　他是乔治·奥威尔。很难想象，这个人会在这样的年头于《地平线》杂志上刊发了他那篇《唐纳德·麦吉尔的艺术》。似乎很少有什么事能破坏掉这个男人关于讽刺的敏锐，包括战争。他甚至有种抓住人性暗角死死不放的能力。

　　当人们都在谈论鲜血，泪水与牺牲时，他却意识到一种“许多人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存在”的事物，特意来告诉大家，实在是存在着一种即使是英雄也挥之不去的“观念的低俗”，说白了，这个男人是在提醒着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人，也不要羞于自己就是人罢了。

　　那种一般人看不到的存在，即是“画着穿紧身浴衣的胖女人、一两分钱一枚、画工粗劣、色彩俗艳(一般都是篱雀蛋的色泽和邮局一样的红色)的彩色明信片”。谁也没想到，甚至在战时近乎残酷背景下严肃的谈论这些纸片儿不免显得有些荒诞。但他却发现了某些关乎“意识形态”的意义，和一个关乎人性构成的公式——“高贵的傻瓜和卑贱的智者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他把这叫做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的自古以来我们最擅长的灵，肉二元组合的叙事结构。简单来说，他从这些大多嘱名唐纳德·麦吉尔的低俗情色明信片中揪出了一种人性中“下层的狂欢，和对美德的无害的反抗”的价值取向。

　　在那个官方文学和英雄人物成为主流的年月里，奥威尔很敏锐的嗅到了一股强势的道德观念压迫和极权主义的味道。即使战争还远未结束。然而，这并不妨碍明信片里的漫画时时提醒着人们：“我的存在不过就是你们的需求本身而已”，没有什么可为那些色情的幽默而凛然于大义的。况且，它以其觉得合适的尺度在表达着爱国主义和对希特勒的憎恶。

　　“在一个极权的社会里，假如他们还有自由表达的话，他们可能会专注于懒惰或者怯懦，总之是人类不太英雄的一面…粗俗和下流正是他们的目的…它们只表达了人心中一个倾向，那个倾向一直存在着，总要寻找发泄。总的来说，人类是向善的，但不想太善，也不想老是向善。”这段话关于唐纳德·麦吉尔的艺术在战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乔治写得再明白不过了。

　　总之，奥威尔是个能够在一个正与邪的主题泛滥的浪潮里不慌不忙地给你讲着关于善与恶故事的男人，当他认定那种“对善的疲倦”确乎出于人性时，那么就有理由相信这种表达是关乎自由的。所以，他有权对此种如今已被压缩于粗劣明信片的人类幽默感的边缘化而感到遗憾。即使战争还远未结束。

　　那么现在，我也要来谈谈一种叫做“盖沃门特的艺术”。如果我执意在此拿出一种可以与乔治的明信片相交换的东西来谈谈这种艺术，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从未缺少过通过书籍来受教的方式，连环画似乎一开始就成了孩子们的启蒙读物并承担着一定开化民智的责任，很难想到，这居然成了晚清民国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最乐于接受的阅读方式。看看茅盾登在 1932年的《文学月报》第5、6合刊上的一篇文章《连环图画小说》，便可见其当时在上海的所受欢迎的情景：“上海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虽说是书摊，实在是两块靠在墙上的特制木板，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的版式一样的小书。这‘书摊’——如果我们也叫它书摊，旁边还有一只木凳……谁花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看那摊上的小人书……”“这些弄堂口书摊，摆的大多是连环画。借看两本往往只有一副大饼油条钱，无怪乎贫穷的黄包车夫亦会在喘气休息时，从坐垫抽出一本，生吞活剥，有滋有味地翻看起来。”

　　当这种阅读形式如此广泛的在某一阶层和某一年龄段的人中间蔓延时，当然不能回避它也存在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

　　上世纪50年代左右，这种连环画更是成了一种被政府(government)基本垄断的教育途径，这里我专门给它们起了一个人格化的名字--盖沃门特的艺术。好与乔治在廉价文具店里搜罗来的那些40年代伦敦唐纳德·麦吉尔的艺术作一比照。

　　

       案头的这本小儿书，微微泛黄，撒着些孩子们当年滴溅上去的零食的污渍。叫做《图书车来了》，于一九五五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印行的“分年阅读·活动小丛书”之一，封底上的内容提要里写着供四年级学生使用。如果这群人如今还健在，大致已经七十多岁了。而且这本书并不同于后来多作为休闲普及之用的七八十年代的连环画，有些很强的教育针对。

　　我也照着乔治那样对它的题材做了大致的梳理，盖沃门特本人似乎是不可能再多给我解释些什么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伟大的五年计划”被绘制成一张可以展开的图画订在扉页，有张嘴微笑的拖拉机，炼钢炉，解放卡车和一条自上海到北京的蒸汽火车，标明着一串到一九五七年应当完成的计划数额。配有一段以“让我们为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欢呼!”而结尾的话。

　　解放台湾，特务——其中共有四篇涉及到了台湾，和特务。《海燕(改写)》中少先队的海燕姑娘，将沿海潜入的台湾特务引到了人民解放军海军营房成功被捕。《台湾的工业》此一篇最为直接，称赞台湾发达的制糖业后，末端的话毫不客气：“台湾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统治下，物价高涨，捐税很重……美国资本家更残酷的剥削台湾农民……”总之“他们多么希望台湾的解放啊”。在《一条好铁路》中提到黎湛铁路会“对解放台湾”有很大作用。有意思的是《秀秀的日记》里提到了对军属的帮助，作为孩子们支援解放台湾的实际行动。

　　朝鲜战争——若按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看，这本书仍在两年后塑造着一种意识形态。其中《一个对六十个》讲志愿军战士张维新一个人打散六十个“敌人”的事，有意思的是，在图画下方的文字里并没有说明敌人到底是谁。但你仔细看画里敌人头上的钢盔上写着“US”的字样。当然，少不了中朝人民革命友谊的描写，朝鲜人韩桂花救治志愿军，而暂时将被炸伤的妹妹至于炮火里。

　　苏联——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氏上台，这时的中苏关系是很微妙的。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关于旅大撤走苏军的问题，毛面对美国的威胁提出了暂缓的考虑。这在盖沃门特的艺术里也有很微妙的体现。《妈妈，小牛回来了》一名苏军水兵为旅大中国农妇找牛的故事，我们似乎从妈妈的称谓中就能很明确的捕捉到盖沃门特所要表达的感情倾向，完全溶释进一个农村近乎血亲的叙事背景中。另外，在粮食问题上也表现出对苏机械化农业的羡慕。

　　粮食——这个话题涉及最多也最细碎。基本上是粮食与军队，粮食产量，节约粮食这么几个点。

　　阶级意识——但占的篇幅很少，且颇有些借古讽今的味道。其中《元宝和大饼》是由吃的问题引发的阶级批判，绝境下农民不为地主的元宝所动而交换自己仅剩的干粮，最终地主饿死了，而元宝也被洪水冲走。农民始终没有与元宝发生关系，十分干净。

　　以上这些基本上是盖沃门特画给孩子们的教材的核心内容了。请不要忘了这是孩子们当年能接触到的可能是唯一类型的读物。很明显我们所面临的局面似乎与奥威尔的恰恰相反但又在对某种本质的批判上意味相同。

　　首先，盖沃门特先生要霸道的多，他几乎垄断了所有出版物，和新闻检查系统。而唐纳德·麦吉尔却是作为边缘化的末流印刷品存在着，并面临着消亡的威胁。让乔治真正为之叹息的是这些消亡的纸片所反应的心态是当年莎翁笔下也可随性流露的英国文学的主流幽默。而盖先生那里是容不下这些粗俗的玩笑的，甚至这正是盖先生所要从他的读者身上清洗干净的。

　　其次，盖先生要比唐纳德仁慈多了。他讲给孩子们的故事中没有留下什么难为情的道德困境。唯一留给孩子的选择是面对肚子的饥饿时，把食物到底留给谁?简单说，就是当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谁为第一?当然了，孩子们无一例外的放弃了自己的贪婪，口粮都支援了“前线”。当食物和金钱发生冲击时，我们也很好的规避了将要面临的道德困境。在《元宝和大饼》中，故事的背景是洪水，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用金钱换你仅有的食物时，出于求生的本能谁都不会答应的。后来地主饿死在树上，这时又会有一个道德困境出现，就是农民既可以吃着饼又可拿走地主怀里的元宝，而盖先生宁可让元宝被洪水冲走，也绝不能让“正确的阶级”不干净。我不知道当时的孩子读起来会不会因盖先生直接导向了高尚而产生某种轻松的快感。这实则是一种面临选择时的思考钝化，或说是植入了一个潜在的“正确答案”。毕竟，阿克顿勋爵早就说过“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暴露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羞成怒。”有时，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是善与恶，但能肯定的是，被人为的向善肯定是恶的。

　　再者，唐纳德·麦吉尔是作为影子存在的，乔治担心影子的消失是提在醒某种社会主流的光芒的确是有些刺眼了，甚至人都自认为可以成为这光芒的本身。毕竟这个男人上过战场，且喉部负了不轻的伤，他知道疼的感觉和血的味道。当人们越发觉得流血与光荣完全相等时，他有必要出来让大家冷静些，我们可不是战场上那些被击中了的流油的坦克。而盖沃门特先生是在洗涮着影子的存在，塑造着一批“钢铁般的”战士。

　　当宣传和口号式的文学成为当年孩子们仅有的读物时，一种类似《1984》里“新话”的表达形式就已经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楔入我们的祖父和父辈的思维和语言里，包括我正在写下的这篇文章，似乎也是在这套历史的语言系统中做着突围的尝试。

　　我很担心当我让盖沃门特和唐纳德·麦吉尔先生见面时的情况，也许唐先生远远看着盖沃门特向他走来的光辉就已经羞得面红耳赤，当他走到唐先生的跟前，向其伸出朴素的大手时，唐先生却拔腿就跑，边喊到“盖沃门特没有影子!”

　　乔治从街对面走了过来，手上拿着几张注名唐纳德·麦吉尔的明信片，对这种东西越来越粗糙和少见感到遗憾。

　　我则为我桌面上正摊开的这本泛黄的盖沃门特的连环画而感到庆幸，毕竟它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