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5年正月初五和老婆在安仁县军山公社领的结婚证，领证的时候，公社廖秘书看看我，五味杂陈地叹着气说：“你是知青啊。”廖秘书的话让我百感交集，不由得鼻子发酸，新婚的喜悦立即罩上了悲凉。

　　到了晚婚年龄还未结婚的人，旺盛的荷尔蒙让你感到春色恼人，日子过得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农村青年，到了到了晚婚年龄若还不结婚，只怕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回城无望的我可不想打一辈子光棍。

　　那时候我在大队副业队做会计，在副业队炊事员李老头的撮合下，与他的姨女结了婚。乡下人说：老口子草鱼苗，落塘吃草。到了晚婚年龄的我们早就发育的熟透了，老婆婚后第二年正月初二就生下了大女儿。

　　成家立业，谁都想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用当地话说“鸟儿也要个窝”。可是，在这大集体年代，农民能混上半饥半饱的日子就很不容易了，谁也没本事盖新房，象我这样刚迁来的单身汉，想要盖两间属于自己的新房，更加是异想天开。1973年冬我从邵阳县农村转点到安仁县农村插队以来，一直借住在大队长家的老屋里。

　　到了1977年，我依然还是上无片瓦，下无只砖。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房子让老婆容身，所以，老婆一直就住在离我们生产队五里外的娘家。结婚已经三个年头了，再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老婆总不能将第二胎、第三胎……还生在娘家吧。

　　老婆娘家有一个妹妹和一个扎过脚的老妈，正因为她家没兄没弟，老婆才得已把孩子生在娘家。更值一提的是老婆家是贫农根子，老婆因为父亲死的早，为了免遭生产队的人欺侮，经常与人斗嘴争狠，养成了强悍的作风。老婆婚后仍旧在娘家生产队出集体工，在娘家生活，生产队的人也奈何不了她。队上人有个别人站出来提意见，说她结了婚就要随了丈夫去，不能再呆在生产队。她一听就火了，反而说要把我迁到她们生产队来落户，做上门女婿。(当地有这个乡俗，没儿子的人家可以让一个女儿招女婿入赘。)老婆妈妈、妹妹也都期盼我去她家做上门女婿，希望着有个强壮的男劳力做她们家的顶梁柱。对老婆这个说法我并不反对，反正我是只身一人的光棍，又穷的连家具农具都奇缺，过起日子来，烦心的麻烦事太多了。做个上门女婿，只管开工做事，家中的重体力活也不必她们母女去累了，对大家都好。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力气倒是有的是，除了卖力其它都不用操心，何乐不为。

　　老婆到是想的美，生产队的人可不干了，队里人多田少，多个人就会多分去一份口粮，若是我去老婆家做了上门女婿，以后生子生女，生产队不知要增加多少人口，大家都会因此而减少口粮，算算细账，不仅是眼前亏了，越到后来更显的越亏。老婆没达到目的，天天和生产队吵，几场争吵下来，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我不去她们生产队做上门女婿 ，生下的孩子男、女双方平摊户口。就这样，两个青年农民夫妻隔着五里路，过起了牛郞织女式的生活。

　　皇历翻到了1977年夏，老婆又将临盆，再过两个月我就是有两个孩子的爸爸了。现在，我才真正感觉到了做男人难，父亲的责任、丈夫的责任象两座大山，压的我透不过气来。我羡慕死了村里那些男青年，他们住着祖辈、父辈的房子，再添些新家具，抱着新人，过着温馨的新日子。我与他们不同，我是插队知青，既没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利人和，又因为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尽管吃苦耐劳，表现很好，在邵阳、安仁两个插过队的地方人缘都极佳，(不仅与基层干部相处的好，也招绝大多数群众的喜欢。)但是招工、招干、当兵这些好事都没我的份，摊上了这样的命，有什么法?不得不认命。

　　人穷到极处，也就无所顾忌，什么法子都敢想。

　　我记起了1973年福建的知青父亲李庆霖，在穷途末路之际斗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诉苦求助信，得到毛主席的重视，还回了亲笔信。由此我受到启发，也就给国务院上山下乡知青领导小组写了封信，把我的困境窘相详详细细地说了。我对写信的结果并不抱希望，但还是写了，我想：有不有结果没关系，诉诉苦渲泄一下心情也是好得，反正没损失什么，只不过花了八分钱邮票而已。

　　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蔭。”出我意料，不知是我这封信起了作用还是巧合，半个月后，县知青办通知我去面谈。在知青办公室，高大英武的中年女主任关切地问了我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接着告诉我：“你写给国务院上山下乡知青领导小组的信已转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前知青办因为人事变动频繁，不知你的困难，没有很好地关心你，对不起了。”然后要我把所有困难都说出来，能解决的一定会解决。

　　忽然间喜从天来，受宠若惊的我激动的不得了，抖嗦着一边讲了些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一边大力称赞贫下中农对知青的关心。主任叫我马上写份申请困难补助的报告，几分钟后，我简明扼要地将申请报告涂好，递给主任，主任看也没看就转手递给一脸斯文的罗秘书，罗秘书接过看了看，微笑着说：“小伙子，有水平啊。”我听得出，他是在夸我给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写的那封倒苦水、诉艰难的上访信，罗秘书在报告上签了字，又盖了个章，估计是主任的章，又递给美女王秘书。王秘书是出纳，收好我的报告后递给我一张表格，表格上有不少人的名字，王秘书指着我的名字让我在上面签了字，然后数了三百元钱给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安仁县知青办对已婚知青的补助花名册，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补助100元到300元不等 。这个花名册是县知青办对全县知青普查后才造的，让几十个因结了婚或其它原因不再被视作知青的的人重新获得了知青的身份

　　拿到钱后，罗秘书又给了我三个立方米的杉树栺标，有了这些钱和杉树指标，自己再凑点，马马虎虎盖两盖新房是不成问题了。忽然间捡到个金元宝，我激动的眼睛都湿了。

　　当时，知青问题已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文革刚结束，逐渐被遗忘的已婚知青受到了中央的重视。而我这封上访信恰逢其时，正好碰上了这个机遇，正如人们所说的“赶早不如赶巧”，竟收到了意外的惊喜，之后全国各地有关已婚知青普查的报道也陆陆续续地见诸报端，“已婚知青”这个特别的历史名词开始出现，直到知青大反城，历时两年多后逐渐消失，今天已很少有人还记的起这个名词了。

　　一个月后，安仁县知青办召开了安仁县已婚知青大会。

　　开会这天上午，我早早吃过早餐，步行五里赶到县礼堂，才刚八点，礼堂第七、八排中间已经坐了六、七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个个黝黑清瘦。知青里应该没有这么大年龄的人，但我又搞不清他们的实际身份，估计是进城办事的农民，走错了地方，觉得新奇，坐下来享受一下县礼堂的味道。我没理他们，独个儿闭着眼睛养神。过了二十来分钟，知青办领导来了，接到通知来参加开会的已婚知青也陆陆续续来了。参会的人只有50多个人，大家都坐在前面，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睁开眼瞅了瞅那几个四十多岁的人，他们坐的第七、八排本应是前面偏中的位子，现在成了最后面的听众。那几个人依然坐着一动不动，全没有要走的意思，我甚是好笑：真是乡下农民，没见过世面，人家要开会了，还坐着一动不动。我关注着他们，心想呆会有人来叫你们出去，看你们如何好意思。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们，一心想看他们的洋相。

　　可是，大会开始了，他们还是端坐着。难道他们也是知青，我有点不可置信，一时好奇心大起，忍不住站起来挪动身子，慢慢向他们移去，然后靠着他们坐下。

　　大会开始，知青办主任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就讲县委对这次已婚知青大会非常重视，百忙之中的县委周副书记把许多重要工作都推到后面，抽身出来亲临大会，为已婚知青作报告。说完带头鼓掌，欢迎县委副书记周大圣同志做重要讲话，知青们跟着拚命鼓掌。因为“大圣”这个名字带有太多的时代色彩，我没来由产生了抵触情绪，连书记的报告也不想听，侧转脸找身旁的那个四十多岁的人悄悄地攀谈：“大哥，请问你是哪地人。”

　　这个人似乎对书记的报告也不太感兴趣，借题发挥地回答着我的问话：“长沙人，1964年就下放到这里来了，13年多了啊。”

　　“你们下在哪个公社，现在多大年纪了，结婚有多久了。”

　　“下在红星公社，是安仁县的边远山区，我们所在的大队又是红星公社的边远大山中。我今年已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个，他们几个人也和我一样还没讨老婆，年纪都在31 岁左右，相差不过两岁。”

　　他才三十岁，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在我刚才没问他有四十几了，没有太伤着他。我仔细地在他一身上下观察着：绉巴巴的没有光泽的皮肤，比炭估佬还黑的脸相，象是昨天才洗过、却脏迹斑斑的衣服，这哪里象是在省城呆过的人，哪象是三十左右的壮汉，明摆着比四十岁的正常人更老相，比山里人更象山里人。“老兄，你贵姓?三十岁的年龄该讨老婆了，如果回不了长沙，还是讨个老婆吧，结婚生孩子，人生路都得这样过啊。”我回忆自己的婚姻，颇有感慨地说。

　　“免贵姓肖，老弟你呢，听你的口音不象是安仁本地人，也是外地下放来的吧。”

　　“是的，我老家邵阳的。”

　　“如果我没猜错，你也是出身不好。”

　　“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大奇，也自卑地低下了头，脸上泛上羞红。

　　“这就对了，我们情况差不多。你想想看，家庭成份好的，哪个不通过招工、招干、参军跳出农门了。” 老肖轻轻地长叹一声：“唉!谁不想洞房花烛夜，谁不盼儿孙绕滕行，不是不想要老婆，是没人嫁给我。家庭成份不好，本身就让所有人嫌，而我们所在的山区，又比山外人穷的多。我们一年累到头，饭都吃不饱，你看看我们这几个本该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那个不是脸如菜色，未老先衰。连维持生存的营养都难捞到，那还能谈得上穿、用，更别奢谈讨老婆了。真好笑，当年我们刚下放那阵子，胸怀大志，幻想着要凭我们的青春和力量来改变山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呢，现奢知道是多么天真幼稚……” 我知道他们这一批知青是响应四个面向号召，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自愿报名上山下乡的有志青年，不象我们这一批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文革中的最高指示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被拉垃圾一样扫走的。

　　一阵掌声打断了我与老消的对话，原来是周副书记报告作完了，急急忙忙去参加另一个会议。接下来是知青办主任讲话。县委书记的话我没听到一句，女主任的话我倒是听到了。

　　主任的话讲的很土，却很实在，“没有大糞臭，那来来五谷香”之内的话还不失为经典之语。主任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后，党加强了知青工作，大家有什么困难，这次提出来，政府帮你们解决。她还告诉知青们，安仁知青办新添了一个不拿薪的副主任，这个副主任就是1968年低从长沙下放到安仁县红岩公社的女知青——彭洁同志。主任说鼓洁同志听毛主席的话，安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已经和贫农子弟罗九妹结婚了。主任的话让我很佩服彭洁，一个省城姑娘、大学教授的女儿，居然能安心在大山冲里生根、开花、结果。

　　后来我与彭洁的爱人罗九妹都做了参加煤矿会战的民兵，相识在湘永煤矿安陵工区，从罗九妹及其大队民兵嘴里陆陆续续知道，彭洁在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也是自忖回城无望，才与九妹结婚的。只是两人文化、习惯、观念……相去太远。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二人终于和平分手，彭洁携一子一女回长沙去了，九妹自此孤独一人活在壶中乾坤里，2000年初醉死。

　　主任讲完话，按律让副主任彭洁讲了几句，然后就让已婚知青们自由发言。这下子可就热闹了，有十几个人站走来争着要发言，外号铜古佬的粗着喉咙抢先说开了：“许主任你是知道我的，城关镇的知青们都知道我。我下在清溪公社，个子小，体力不济，生产队给我八分底还说是照顾我了。这些都是实情，但是我会打铜打银(打长命锁，箱子柜子上的铜锁，铜合页……农村流行用于做嫁妆上)的手艺，我想自己体力不行，但会手艺，不能白吃生产队的。我向生产队提出到外面搞副业、抓收入，我给生产队投资，生产队给我记工分。生产队没人能到外面赚钱，我能为生产队创收，社员们当然求之不得。这样我一天交给生产队一元钱，生产队给我记十分工，十分工只值四毛多，生产队不但不亏，而且赚了。所以我觉得对生产队来说，我不仅不是负担，而且有贡献，可是生产队有些人的眼睛真没水，做的太出了。前年年底分红，我家超支二十多元，生产队非要我马上交超支钱。那时候我一是真没钱，二是生产队超支户又不是我一个，还有十多户。别人都不要马上还超支，凭什么叫我一个人还。何况到年底了，家庭多少总需要点开支，叫化子也有个年过呀，我就暂时没还超支。生产队的个别干部才不管你过年不过年，就在大年三十这一天，他们冲到我家来，把我家的过年肉都拿走了，老婆抱着孩子哭作一团，我有什么办法呢，只好锁了门，牵妇携雏到岳父母家去过年……我请求让回来。”

　　铜估佬话说到了大家共同的痛处，也喊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铜估佬话还没说完，其他的人就象煮开了的一锅粥，扑通扑通地闹起来，这个说：“我不要什么困难补助，我要回来。”那个说：“许主任，你们行行好，让我回来吧……”我觉得知青们说的话不现实，不想去附和，就侧过身子继续找老肖聊天。老肖正在抽用报纸圏成的喇叭筒土烟，其他几个长沙知青也不约而同地个个都在狠命地抽烟，他们深深地吸，吸的烟圈冒着红光、吱吱作响;长长地吐，密密浓浓的云雾从他们几张口中徐徐冒出，向四下迷漫。

　　我漫不经心地问老肖：“你说他们这样闹有用吗?”

　　老肖看着我象是洞明了世事的神色，苦笑着说：“要是有用的话，我们早就回长沙了。”

　　“听你话里的意思，你们之前也闹过。”

　　“闹过，不但闹过，而且闹的很凶。那是文革中的1967年，经过农村里三年艰辛痛苦的实践之后，我们不但没有改变大山冲一丝半点的贫穷面貌，当地的贫下中农却把我们与当地的地富子女看成同类，成为又一代黑五类，至此，我们的幻想已彻底破灭。长沙下到其它各地的知青们情况也都差不多，我们都回长沙来闹革命了，大家对当年把我们骗下乡的当权派产生了不满，都想趁向当权派夺权的这个机会，重回长沙。我们闹了一年，结果没用，最后都被派出所驱赶离城，又回到了户口所在地。话说回来，在城里白吃了父母一年，即使派出所不赶我们走，城里的父母也办法养活我们一辈子呀。看来这一世是没指望了，过一天算一天吧，困苦地终老在异乡大山里，非我所愿，却是我的夙命。曾是都市自由鸟，翻成大山忧怨魂，奈何!”我看着他们饱经沧桑、未老先衰的脸，欲哭无泪的神情，感受到了老肖话中的悲愤和沉重。

　　随着光阴的消逝，我逐步知道了更多已婚知青的故事。直到1979年，真不敢相信，知青们居然都回城了，我不知那几个下在红星公社的知青们回城后生活的怎么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和全国人民一样，至少不愁吃穿住用，也不愁讨不到老婆了。我深深地感觉到：政策是左右人民是否幸福之不可抗拒的力量，也是左右生产力向前发展还是停滞不前的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