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街头巷尾不乏对种种文明陋习品头论足之人，譬如闯红灯，譬如大声喧哗。

　　闯红灯呢，因为中国人背负了超英赶美的使命，要多快好省，于是走得急了些。关于喧哗一事，柏杨先生曾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中国人嗓门大，喜欢嚷嚷，好像全世界都没有中国人这样的大嗓门。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去日本留学时，每次到机场、酒店或其它公共服务区时，甚至仅仅在服务热线里，那些人发出的声音都非常柔和，令人如沐春风，有时甚至听得心里痒痒，但只有一种人除外，就是那些上街拉选票的政客。

　　此言得之，我想中国百姓的大嗓门正如一个文明社会中的政客一样，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从连坐、检举、保甲制度中发展而来的，从公孙鞅的新法，到人民专政下的组织莫不如此，因为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虽无权力，却时时可被上纲上线到政治觉悟的高度，试想革命时代多少人仅仅因窃窃私语两句便丢了身家性命呢?所以，中国人被吓怕了，有什么事都得在公众面前喊出来方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便愈发造成一种心理，即抵触隐私和窥阴癖，我们喧哗是为防人揪小辫子，就像办公室装了摄像头，员工们工作肯定积极，但背地极少有不骂娘的。再譬如每次回到家乡村子，总会有左邻右舍跑来问，城市里如何如何?兜了半天圈子后，终于会问现在工资多少。我并不否认自己时常犯小人之心的坏毛病，于是猜想那些亲戚朋友大抵是这样的：如果你挣得多了，便会如鲁迅笔下的杨二嫂一样，说句，你阔了，或苟富贵勿相忘之类。其实暗地却心生嫉妒，不就是多挣几个臭钱，回来显摆什么。幸而我是一直属于低薪水平的，落不下这种嫉恨，于是只能支支吾吾说，还凑合。所以料想那些问过的人，口头说句读过书总会有出息的，回到家便会对当家的说：看，上个大学有什么用，还不是吃不饱肚子，不让咱孩子读书，做对了吧?当然，这或者是没有恶意的，只是，对于这种客套的适应倒是中国独有的。

　　而中国社会生产最积极的时期大概就是厕所墙缝里塞下两个银元也有人打报告的时代。这时代无论恋爱生育这样的小事，还是政治倾向这样的大事，便都得由组织包办，组织之强大，就是为了让人无隐私。组织是什么?组织可不是某个人，甚至不是老大哥，它其实是一种窥探癖凝集的气场。即便帝王将相，即便行将就木时，也有人们去窥探他的思想，去看看毛去世时紫禁城的惊心动魄，大家就可以略知一二，时任帝京提督吴德先生回忆说，其实已经是半戒严状态了。无论任何人，为了让他坦白，大家完全可以把他脑子抠出来看看。大权在握者尚无丝毫力量保护隐私，那些只有受监视受专政份儿的草民便更无从谈起了。

　　当然，也有些隐私是受保护的，喧闹之中，沉默是金的格言还不能忘记。因为唯物主义的实用性在于一方面以“我死之后，哪管天下大乱”的坦然来面对一切，另一面则是对自身物质存在性的异常珍重，这大概是抛不下传统文化的影响吧。

　　文革末期有件很有意思的事，事件发生在人民公仆周总理身上，对于总理，人们一般是不会乱说的，所以这故事应该是可信的。那是1976年的元月，这一天拉开了中国剧变前“天崩地裂”的序幕。周总理因身受膀胱癌折磨已昏迷数日，探望的人们远远站在病榻前望上一眼便偷偷去擦拭泪水，这大概没有司马迁所说“助哭”之意，因为能有资格去探望的大多也是真的惋惜或者恐惧于体制面临的凶兆吧。那天，周的生死之交叶剑英叶帅也来看望，多年来，叶帅几乎例行公事一样每天来见周总理。那日叶叮嘱两个护士拿好纸笔轮流替班随时准备记下周的话，大致意思是周一生委屈太多，生命最后关头应该是有很多要一吐为快的吧。可这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愣是把所有的话都憋到了马克思那儿了，让人们白等了许多时间。其实叶帅应知道，周的沉默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贺龙墓前，周也曾用尽力量大喊“没有照顾好”，这种面对众人的痛哭流涕，难道不是沉默的代价?

　　沉默是这台复杂机器的选择，人只能受制于它。周逝世时一言不发，罗荣桓逝世时说，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跟随了毛(因为他走到了毛的前头)。毛呢，只说了一句 “我很难受，叫医生来”便不再做什么交代了。而后面的刘伯承等，如果有医嘱，也都是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好事的大话空话。真正有勇气说出文革之罪的大概只有朱总，可见从上层，至底层，连坐、检举、组织制度从根基上破坏了人作为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这是文革带给中国的最大破坏，以致反抗者能够形成有效共谋，只是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时刻了，对于任何习惯无底线逼迫的政权，这便是效益最高的统治方式。一是喧嚣，一是沉默，成了中国人的“文革风骨”，这种作风几十年没变，就像上文的邻居街坊意义，甚至还变异出一丝人情味，觉得不去问别人点什么，不去“知己知彼”，那就根本不叫“关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