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在微信读到一位时下的学界大鳄谈读书的的一篇文章，这位先生也热心基础教育，而且拥有相当的话语权。他的高论勾起了我对教师读书的一点联想。

　　当下教师还算不算读书人呢——如果按照以往的界定，把教师等同于字面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无论高校教师还是中小学教师，都勉强可以称之为读书人。但是如果以“读书”的纯粹意义来衡量，现在许多教师不读书，或者只读和自己教学相关的教材、教学参考书，那他们究竟还算不算“读书人”——这部分老师其实也并不对“读书人”这顶桂冠感冒，有没有无人在意。

　　还有一种情况更具有代表性，相当一部分教师只读和本专业有关的书籍、文献，为了自己的教学、研究、课题，甚至焚膏继晷、呕心沥血;或者旁及和教学相关的教育学、心理学、脑科学等书籍。因为工作关系，我时常听到一部分专家的高论，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视角让我辈仰望，可是专业之外的情怀、趣味、境界却难以令人同样仰望。他们作为读书人毋庸置疑，只是作为教师如此读书，无疑存在致命缺陷。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经师”“人师”的分野。经师授业解惑，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系统、能力素养、研究方法等等，专业素养过硬，大体上不会在治学上出现纰漏。像胡适先生曾对陈之藩说的，严格的训练可以保证在研究中少犯错误。认真读专业文献，踏实做研究考证，传授给学生的也是这些内容和方法。

　　可是我们培养的是人啊，不是知识的容器。我们总在感慨培育出的人才缺少创造力，其实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者在于缺少人的本性——善良、智慧、悲悯、阳光、理性，勇于担当，富于理想精神，或者像孔夫子所言“不惑、不忧、不惧”。除此之外，最好是多一点性灵、多一点趣味、多一点情怀、多一点境界。从哪里来，从读书中来。钱理群先生在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主办一次研讨会上指出，读书乃教育根本，希望校长喜欢读书，老师爱读书，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也是三条：一是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二是教给学生好的读书方法;三是养成读书的习惯。钱先生所言是常识，但是在这个举国不读书的年代，也不幸被歪曲得面目皆非。

　　其实校长和老师在专业书籍之外，应该多读一点闲书，多读一点无用之书，多读一点纯粹之书，然后才能培养出一个个有趣、尚美、率真的赤子，如卢梭所言，让学生在成人之前“像儿童的样子”。

　　譬如你是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教授，只是研读与你本专业相关的文献。或者再去读读原典，把鲁迅的作品、周作人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通读几遍，再购买二手国外“时尚”的研究方法做点缀，借助各级平台著书立说，就此大功告成。但是如此读书你能够研究那些文化巨子浩瀚宏富的心性世界吗?答案如何，且看鲁迅如何读书——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象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随便看看……” “ 什么书都看的。”如此读书，从一定程度上造就了鲁迅。

　　陈寅恪留学欧美，对西学十分精熟，但穿着十分“土气”，没有半点“洋味”，经常是夏天一袭长衫、布裤、步鞋;冬季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加羊皮马褂、棉裤加裤带，再戴上一副近视镜，一副老学究的样子。 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时，给学生作了一副对联，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康有为号称“南海圣人”，是梁启超的老师，各位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各位学生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大清皇帝”是同学吗?同学们一听乐不可支。陈先生寓谐于庄，从中透出其特有之幽默，这位博通经史的巨子通过阅读孕育出的气质哪有腐朽的冬烘气息。

　　鲁迅也好，陈寅恪也罢，普通老师永远达不到他们的高度，但是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读书尽可能不拘泥，不盲从，不板滞，不尽信书，不迷信权威，多一份通脱之气，少一丝自以为是。

　　关于读书，朱熹有云：“看文字须大段精彩看，耸起精神，竖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须要透，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耸起精神”“竖起筋骨”“如有刀剑在后一般”的感觉无一让人有丝毫愉悦，有丝毫惬意，仿佛世界末日已然来临。这种方式大约适合做学问，做学问自然需要“笨功夫”，但是这样的“笨功夫”做出的学问多数属于道学先生示于公众的冠冕与华袍，真面目如何，天知地知，自己都不一定清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标准症状啊。而且更要紧的是，它会传染，“薪尽火传”，基因强大。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平心而论，梁先生所开书目比胡先生的靠谱得多。任公先生说，如果连这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也没有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与胡先生私交甚笃的梁先生对胡先生所开书目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批评。但胡适之先生的风度确实了不起，虽为梁启超所痛驳，却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里，全文附录了“梁目”和梁的批评。两位先哲的风度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了。此种风度，连同风度背后的境界，需要许多基本书目之外的“抓过来”的“闲书”支撑。

　　时至今日，即使高校文史专业的教师也不一定通览那个“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中的著作，更遑论中小学教师，更不用说读点“无用”之书了。

　　教师读书，可否不如此“专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