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四川省阿坝州大寨乡藏族农村社区“桌上”的用餐规矩与“桌下”的家庭分工调查，分析藏族女性权力地位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上桌”的权力与“桌上”的规矩

　　藏族自古以来就有根据人的不同身份、地位进行献食进餐的礼仪。无论是大的宴会还是小家宴，都讲究要有吉祥、和谐的气氛。

　　与汉族不同，大寨乡藏族家庭的桌子都是长条形(如下图)，座位沿着墙边延伸将桌子半包围起来，靠房间里部、远离门口的位置便是上把位，相对的，靠近门口的便是下把位。

　　

　　大寨乡典型客厅布局图

　　每逢过年，大寨乡的乡民们喜欢轮流坐庄，村子里的十几家甚至几十家结成联盟，按照年龄与辈分排开，从长者家开始拜年，一天一家，由村长负责统筹顺序通知各家。坐庄当天，一大早，各家的女人们就义务性的来“东家”家里帮女主人准备食物，人手不够的话还会带上各自的女儿来帮忙打下手，各家的男人们睡饱了觉，带着前一天拜年的醉意，踏着饭点儿挪来拜年。男人们按照年龄、辈分一一落座，上把位留给长者与尊贵的客人，女人不允许上此桌，除非家里有年长的老母亲，那么母亲可以坐上座，但通常老人家会觉得不自在，婉拒上座，与家中其他女人一起坐在锅炉边的板凳上用餐。用餐时常常是男性长者或尊贵的客人先动筷子，女人们在一旁忙着炒菜、端茶、倒水，忙里偷闲的回到锅炉边吃上几口饭。十几个男人举杯互敬、欢声笑语，品尝着几十道美味佳肴，而同一屋檐下的女人们则紧紧围着锅台“享受”着三五个家常菜，彼此咬耳私语，不时笑作一团，似乎也很享受妇女们的“Gossip Time”.

　　女人们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来自“饮食秩序”的压抑，仿佛自己生来就是要伺候好男人们的吃喝，在外人面前给足丈夫面子。如何来理解妇女们这种“认命”的观念呢?举一个事例：

　　某日，大寨乡上泥巴村的一户人家安装好了院门(当地人要为此特意举办“立门仪式”，希望日子越过越好)，立柱仪式当天下午请村里几户曾帮忙装修新房的人家来做客。老规矩，男人们从上把位到下把位依次排开，女人们围坐锅台。村里某家的两姐弟当天也跟着爸妈来“做客”，年仅七岁的弟弟被划分在“男人”的范围内，坐在长桌“下把位”的最后一个位置，而九岁的姐姐则帮着妈妈端茶倒水，和阿姨们一起围坐锅台。长桌上摆着大鱼大肉十几个菜，而锅台边仅有一盘腊肉炒黄豆、一盘炒花生米，再加上人手一碗酸菜面块汤。姐姐默默走向长桌，蹲下来与弟弟窃窃私语，递上自己的碗，弟弟帮姐姐夹了几筷子“只属于长桌的佳肴”，姐姐开心的接过碗回到锅台边，与身边的朋友分享这来自弟弟的“施舍”。

　　实际上，在我国山东、河南等地普遍存在这种“女人不上桌”的习俗，甚至更严重，不仅在宴请时，连日常生活中都不允许女人上桌吃饭。性别学家李银河将此解释为“男主外女主内”时代的遗俗，认为这是社会学的“文化滞后”理论的体现：“虽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广大农村妇女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参加到社会生产劳动里去了，虽然女人早就参与到超出家庭范围的社会交往中去了，但是她们在这个河北的小村庄中还是不能抛头露面，还是不能跟男人平起平坐，还是不能在家里来客人时上桌吃饭。”[1]

　　这种文化滞后性不仅体现在男女“上桌”的权利与“桌上”的规矩上，还体现在男女“桌下”的分工。

　　二、“桌下”的分工：对“传统”与“新型”的选择性忽视与继承

　　所谓”传统“是指”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是父权制度下权力关系的产物，分工不只被视为经济上的利益，而时常被用以表示社会尊卑。[2]而所谓“新型”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的发展与农业劳动力的过剩结合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中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形式，其中，男性占总数的2/3以上，男性可以进入就业及劳动力市场，参与社区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而大部分女性却必须留守在家中，即形成了“男出女守，一工一农，工农结合”的新型家庭模式和家庭分工。

　　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的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也带来了家庭两性间社会角色的分化。例如新型模式的出现导致如今的农村妇女们除了肩负家庭主妇的责任，还要从事传统意义上由男性承担的农业生产责任，也就意味着需要比以前承担更多、更加繁重的家务和农业劳动。顺着这个思路回到田野中，笔者发现，大寨乡藏民由于自身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特殊而对“传统”与“新型”进行选择性忽视与继承。

　　一天，笔者去村里一户人家帮女主人收割胡豆，作为犒劳，我被邀请到她家吃晚饭。我们从晚上七点等到九点都未能开饭，因为孩子们的爸爸进城办事还没回来。这种情况在大寨很普遍，男主人未归，菜不能下锅。

　　“我爸爸回来得晚都是因为要赚钱养家，所以我们必须等他。”12岁的妹妹说。

　　相比之下，大妹妹两岁的哥哥则会时不时的靠近锅台边偷吃几块肉。终于，爸爸回来了，像这样一家人简简单单的用餐，不需要动用到长桌，几口人围坐在锅炉边即可。爸爸坐在远离门的沙发上(如上图)，孩子们与妈妈坐在小板凳上。自己家人吃饭没有太多规矩，不用遵守先长后幼、先宾后主的用餐顺序，但整个用餐过程妹妹都要随时关注长辈与客人们有什么需要，及时添茶加饭。吃饭中途妹妹被邻居家的孩子叫了出去，哥哥便主动站起来接过妹妹手中的活儿，为我们冲泡糌粑茶，动作娴熟利落，我打趣说：“很少见男孩子下厨房啊”哥哥含羞的低着头，将糌粑茶递到我面前说：“我会做，但妹妹在的话就不需要我来做”。

　　“会做，但是不做”这便是藏族男性对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有选择性忽视与继承的体现。

　　由于自然环境、体质特点与饮食习惯的特殊性，藏族男孩普遍以高大强壮的形象示人，生性勇猛，具有“男子汉”气概。男性的代表词是“力量”、“喜欢挑战新事物”、“善于宏观把握”;而女性的代表词是“细腻”、“喜欢安稳与重复”、“善于微观着手”，因此他们认为家务事理所应该由女性承担。然而现实是，由于大寨乡的地理环境与传统的藏民居住地有较大不同，这里的乡民普遍从事种植业或商品经济，没有了打猎、放牧等体力活儿，对“力量”或“宏观把握”的需要少了，男性们自然闲了下来，又因为离成都市较近，深受成都市民们“茶馆文化”、“麻将文化”的影响，适应了慢节奏的生活享受。

　　同时，这也再一次证明了社会学的“文化滞后”理论，原先的文化烙印不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跟进，或者说是局部性的、有选择的跟进，大寨的男性们选择在“茶馆文化”、“麻将文化”上与都市发展看齐，而在“性别分工”、“男女平等”等问题上选择性的忽视，导致大寨乡的藏族妇女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女性而言更加辛劳。

　　大寨村33岁的么尕担任大寨村的妇女主任已有一年，9年前经人介绍从川主寺嫁过来。么尕的丈夫在松潘县开了个青稞食品加工厂，一个月回家两到三次，因此，所有的农活和全家八口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全都由么尕和婆婆承担。

　　在调查过程中，么尕回忆并讲述了农闲与农忙时节自己的日常作息 ，几乎每天都少不了料理全家人的衣食起居，除此之外，不同的时节，么尕还要承担不同类型的农活，即使是农闲期间，也要上山捡柴，喂牛喂马。除上述劳动外，么尕还要根据月份上山挖贝母(6、7月)或是捡菌子(7、8月)，她说自己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几乎不得空闲。么尕的丈夫除了春耕和秋收农忙时节会回家帮忙一段时间，其他时间几乎不会做任何农活或家务，而是在村子的茶馆喝茶聊天，或上别人家串门，聊聊男人之间的“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藏族男性对于农活的“容忍度”要大于对于家务(包括做饭在内)的“容忍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经济考虑，而非“心疼”妻子。

　　“不干不行啊，必须尽快收了地里所有笋子，他们(收菜贩子)今晚就要连夜运到城里，耽误的话笋子就老了，没人收了。”

　　至于炒菜做饭这类的家务，男性们似乎彻底不具备“从事”的条件，就那炒胡豆这道菜来讲，从播撒胡豆种子—施肥—割杂草—收割—剥胡豆—洗胡豆—烹炒—上桌，这一系列过程全是由家中的女人一手操持的，男性几乎不会插手。在男性分工方面，男人们主要负责一些体力活儿和对外事务：宰杀牲畜、去县城做小生意等，除此之外的时间几乎全泡在茶馆里，因而藏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形象的描述了藏族妇女承担着繁重的家庭分工：“小孩的脚磨起茧子(放牧)，女人的手磨起茧子(做活)，男人的屁股磨起茧子(喝茶)。”

　　三、“现代化”影响之下大寨女性的角色转换

　　近年来，大寨乡道路工程建设不断完善，大寨乡到松潘古城[3]的距离开车只需要三十分钟。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着大寨乡，孩子们通过松潘古城中来来往往的外地游客看见了大寨外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孩子要求父母送自己去城市里读书，其中能考取重点大学的也不在少数。“我儿子是我们村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男孩!西南民族大学!”夺杰泽邓的爸爸骄傲的说道。至于女孩，有机会被送出去读书已算是幸运的，学习好自然被视作是分内之事。女孩们不仅被要求好好学习，还应该在放寒暑假期间回家帮忙种地、照顾弟妹、甚至是去黄龙、九寨沟摆摊卖手工艺品、青稞饼来补贴家用。村里有不止一两个在外上学的女孩向我表达过“希望早点开学”的愿望，因为放假回家更辛苦。

　　18岁的格让措是家中的大女儿，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常年在外上学让她接受到了很多现代女性独立、男女平等的教育，每个寒暑假回到家，她都会不适应家中大量的农活儿和家务。

　　“这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是你能改变的吗?”

　　“我的奶奶就希望我30岁以后再结婚，这样至少能少受几年罪”。格让措自己也希望嫁到城里，过上平等的生活，少吃些苦。

　　在大寨，像格让措这样的女孩子不在少数，虽然无力改变当地的传统文化，但她们已然意识到自己可以靠知识、婚姻等方式脱离原来的环境，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这些年政府政策的支持，先进生产工具与现代化家电的普及，使得广大藏族妇女的生产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不同程度地减轻了她们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现在的妇女们可以在保证家庭生活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拥有不少闲暇时间，她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这些时间，使自己的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我们在松潘县城，偶尔可以看到妇女们来光顾各种商店、餐饮厅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她们会花上不少的时间去消费，去享受生活等，虽然在宗教、政治领域仍然遭到妖魔化、边缘化对待，但女性们在社交自由、家庭经济支配、恋爱择偶等方面的话语权逐渐得到重视，为女性角色的转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总结

　　笔者认为，社会本身就应当存在分工，根据性别的分工也是尽可能考虑到了男女生理、心理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女性的保护，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在实操的过程中，文化具有滞后性，传统的观念已然不能适用于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同理，对于每一个儿女双全的家庭来说，我们不能以道德来“绑架”父母对子女的偏好，不能强求父母平分自己对孩子们的爱，因为这既不符合人的本性，也很难刻意做到。现实就是，在某一阶段，你会更喜欢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因此我们不能片面的将那些偏爱儿子的家庭与“重男轻女”、“顽固不化”划上等号。

　　大寨乡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有其独特之处，在对待女性权利与地位的问题上，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其进步之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其存在较大的封建烙印。但是否要一味的批判当地传统的男女性别观念，宣扬男女平权呢?笔者认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人。藏族妇女为家人的幸福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她们对社会、对人生、对他人没有太多的怨言，肩负着如此沉重的劳动负担但从不偷懒，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把这所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从自己的心底里默许了自己的生命价值。总之，妇女们既然有权选择开放而平等的生活，那么同样有权利选择保持现状，尊重个体选择才是对待此类问题最好的方式。

　　注释：

　　[1] 摘自李银河新浪博客：《为什么女人吃饭不上桌》，2010年6月19日。

　　[2] 王晶，师吉：《女性主义对构建和谐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思考》，中华女子学报， 2008 年 8 月第 20 卷第四期。

　　[3] 松潘古城：松潘，古名松州，四川省历史名城，是历史上有名的边陲重镇，被称作“川西门户”，古为用兵之地，如今是“黄龙-九寨沟”黄金旅游热线上的必经之地，游客多会在此做一晚停留。

　　参考文献：

　　[1]摘自李银河新浪博客：《为什么女人吃饭不上桌》，2010年6月19日

　　[2]王晶，师吉：《女性主义对构建和谐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思考》，中华女子学报， 2008 年 8 月第 20 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