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认为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以及时尚和文化习惯的形成，等等，都与“趣味”有着紧密联系。那么，什么是“趣味”呢?《汉语大词典》以“情趣;旨趣;兴趣”为基本义项。其实，就个体的主体特征而言，“趣味”是一种心理倾向，是人的兴趣喜好之所在;就集体的主体特征而言，它是一种特定时期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旨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趣味”融会了理性与感性、观念与情感、认知与体验诸因素。

　　尽管我们早已习惯从观念史、概念史角度切入古代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且对于“趣味史”的角度还比较陌生，但从“趣味”或“趣味结构”角度探讨文艺思想、文艺理论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文化心理内涵，可视为一个不错的研究视角。其实，在具体文学艺术作品与抽象观念和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厚的文化层面，这就是“趣味”。

　　“趣味”既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心理体验，也是一种具有倾向性的文化心态，它植根于人们的生存际遇，潜在地决定着人们对美丑的感受与评价。人们的美学观念、文艺思想固然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趣味则是意识形态的心理基础。当然，意识形态一旦形成，也会进一步强化它赖以产生的那种趣味。趣味与意识形态相互作用：趣味使意识形态获得感性或心理层面的基础，从而彻底发挥其影响力;意识形态则使趣味在观念层面获得合法性，从而得到巩固与确证。离开趣味作为基础，意识形态就成为空洞的口号与说教，而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确证的趣味也只能表现为自生自灭的时尚与习俗。因此可以说，趣味具有阶级性，也具有历史性。

　　“文”：贵族趣味标志性符号

　　“文”可视为中国古代贵族趣味的标志性符号。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阶层是贵族阶层，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在周代典籍中随处可见的“文”是贵族趣味与贵族意识形态的纽结点，它既包含着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贵族价值体系，又包含着以礼乐为核心的贵族趣味系统。两个层面相互印证、彼此支撑，表征着贵族社会的精神文化与情感结构。贵族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正是在以“文”为标志的文化符号系统的包裹与修饰下才显得雍雍穆穆、温情脉脉的。孔子赞扬周代的政治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今人则常常用“繁文缛节”来评说周代文化，这些都是对“文”这一趣味特征的理解。作为话语形式，贵族趣味集中表现在周代贵族们常常言及的“文”。“文”就是一切形式化的人为建构，包括典章制度、礼仪、知识系统、诗、乐、舞、建筑、绘画、雕塑、器物等，也包括贵族阶层在正式场合的一切言说。这个“文”的系统把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别开来。西周贵族对“文”无以复加的重视，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三千年历史演变的基调，也决定了后世“文人趣味”的基调。

　　“道”：士人趣味标志性符号

　　“道”可视为士人或士大夫阶层趣味的标志性符号。秦汉之后，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士大夫阶层。“士人”或“士大夫”这一称谓是指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即代替贵族阶级成为文化知识创造者、传承者的那批人物，其基本身份是“士”，属于“民”的范畴，即所谓“士农工商”之“四民”，但在诸侯争霸的历史境况中，君主们需要大批有才学的人来辅佐，于是，这些“士”就有机会成为官吏，而“大夫”是官吏的统称，合而言之，则为“士大夫”。他们即使是“民”，身份认同也是“官”，所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由于没有法定贵族特权，且出身于民，故而他们即使做“官”，也具有某些“民”的意识。秦汉之后，受过教育的布衣之士有机会通过征辟察举或科举考试等门径进入官僚行列，于是已做官的读书人和希望做官的读书人就构成了新的社会知识阶层，即“士大夫阶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士大夫趣味结构的基本内涵。他们的自我意识、人格理想、“帝师”的角色意识以及“道”的终极关怀，根本上是建立在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基础上的。士大夫阶层认为自身对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天地自然都承担着重大责任。“道”是士大夫阶层主体精神与趣味结构的最高表现。西周贵族阶层话语系统中没有“道”的位置，它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可以说，士大夫的趣味结构正是以“道”为标志的，因此，士大夫阶层的文艺思想也是围绕“道”展开的。士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春秋战国之际从原有贵族阶级蜕化而来的，他们在贵族文化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化系统，这就是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之学。“道”作为士人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既包含着士人的社会理想、人生追求，是意识形态的总名;也包含着士人感受世界的方式与对世界的体验，是趣味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士人阶层一切精神文化的建构都是对他们所尊奉的“道”的诠释，而“道”也成为士人阶层文化心态、性情倾向与观念系统的综合性呈现。正因如此，使得“文”、“道”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一个延续千年的基本主题。“文以载道”之说不是单纯的文学观念问题，而是士人阶层文化身份的必然产物。

　　“雅”：文人趣味标志性符号

　　“雅”可视为文人趣味的标志性符号。文人是士人在特定历史时期衍生的一种新的文化身份。“文人趣味”是在士大夫趣味中孕育而生的。如上所述，对“道”的推崇与信守构成了士大夫精神趣味的基本维度。然而这个阶层毕竟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主导者，有着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决非仅仅囿于狭隘的政治领域。从两汉开始，随着君主官僚政治体制的稳定和成熟，随着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确立，士大夫阶层充当“立法者”角色的社会需求已然不再那么迫切，君臣关系早已成为一种既定的模式，士大夫阶层作为君权合作者和主要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确认，于是，这个阶层的精神追求也开始变化，渐渐形成一个个新的精神活动场域。在这些新的场域中渐渐形成等级秩序与评价系统，最终为这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所认可，于是，士大夫阶层就获得了新的身份性标志——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成为这个阶层“入门”的基本条件，如同精通并恪守礼仪规定乃是贵族阶层的基本条件一样。士大夫阶层除了“道的承担者”、“社会管理者”、“社会教化者”的固有身份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文人”。所谓“文人”，就是有文采之人，亦即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之人。在今天看来，就是文学家兼艺术家。“文人”身份和“文人趣味”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历史条件制约下产生、演变和消亡。与文人身份的衍生性一样，文人趣味也是士人趣味的衍生品。当士人阶层意识到自己个人情感的重要性并且为个人情趣的表达挣得合法性时，文人趣味就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心理基础。文人趣味主要表现为一种永无休止的“雅化”追求：形式上越来越精益求精，风格上越来越细腻微妙，评价标准上越来越专门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成为文人的身份性标志，他们沉溺其中，自得其乐，既睥睨平民百姓，复傲视权贵。“文人趣味”便是指古代文人阶层具有的精神旨趣、品位、性情倾向。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文人——这是古代知识阶层身份演变的历史轨迹，也是古代趣味演变的历史轨迹。

　　“文人趣味”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文论观念形成演变最为直接的决定性因素。“文人趣味”有着漫长的形成过程，从西周的贵族趣味到春秋战国之后的士大夫趣味逐渐演变成为文人趣味。“文人趣味”包含着贵族趣味和士大夫趣味中的多种因素。对这一过程的梳理与考辨，是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文人趣味”具有“阶级区隔”的重要政治功能，它确证和巩固了古代知识阶层“立法者”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