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天生携带启蒙话语兴趣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正在艰韧成长的民间社会。这个民间社会不同于以往的大众集合，它是一个无组织时代虚拟的、松散的利益共同体，其民间经验经验和对事件的紧密亲历正在纠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启蒙说教。在新极权主义蠢蠢而起的返祖运动中，自由主义遭到了现实重创，虽然现实教训整合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共识，但其小资产阶级变革的不彻底性时刻有仰望梁山的谏义冲动，其思维方式依然不能离开启蒙偏好与改良愿望。这不是说要对知识分子彻底绝望，而是不要过于期待他们能够指导现实、引导自由，他们本身也是被历史裹挟的，往往最早被历史事件所吞噬。在历史变革的重大节点，只有不指望他人的光明，自己才能拥有光明。民间社会便是这样，他们没有仰望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教诲，天生没有依附学院自由主义话语逻辑的习惯，仅仅是从生存者的角度出发，反而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学术案例。这已经是当下自由的一种现实出路，它存在的每一天也都在刷新我们的知识经验，除此之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并未有能力在现实突围。

　　当下民间社会的光芒源于知识分子的袪魅，新一轮的政治拷问中，知识分子之所以丢掉话语权，一方面局限于对已有知识系统的过度依赖，格式化思维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支点，甚至误解、指责民间社会所爆发出来的鲜活能量，这同样不能给知识分子带来改良的机会，致使知识分子梦想的话语领导权不得不旁落书斋。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多年来的启蒙运动中始终未能找到与现实的接口，他们所热爱的权利和自由成为抽象大词，法治成为了奢侈品。也就是同当年热衷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把目标制定的过于崇高，长此以往已经成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游戏，当现实的暴风骤雨袭来，充满了主义和理想的大词往往不堪一击。具体而言，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的愿望是通过对全民的整体启蒙(包括权力的掌控者)进行社会转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从学理和话语权的角度压制民间社会的另一种转型方式，然后在总体格局中参与了维稳。从具体的实践看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转型方案是一种一厢情愿，不但不可能进行全民启蒙，甚至连自身的言论空间也已经被逼仄在小小的书斋，或在自媒体中自言自语。他们当初的顾虑在于减少转型之中的巨大反弹，或者吸取历史教训，防止因变革过于激烈而造成异化，保守主义也为此加入了理论辩护。这里全然没有考虑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也没有将自己的命运搁置在大众之间，仅以导师身份来指挥一场运动显然是失败的。

　　如果回到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自由主义所热衷的自然法就出现了薄弱环节，虽然自然法是规制、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如果在现实中没有具体的权利依托，自然法就成了仅仅高于现实法律的美德。当权利社会到来之后，具体到每一个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切身权利，但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去深究个人权利背后的学理问题，也就是民间社会只要求具体切实的权利而不是崇高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每个人对于个人权利的追求恰恰是一种绝对的合理声称，它并非依据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话语启蒙，而是出于每个人生存的基本要求，相反的是这种要求本身就应该是所有知识体系的建构起点，也是现代国家形式、法律型构和公共权力的渊源。个人权利意识在民间社会的觉醒本身就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脱胎于乌托邦和极权主义背景的当下社会，让权利取代乌托邦信仰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支点，如果没有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任何民主、自由、法治、公平、正义都无法落地行走。与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民间社会没有宏大的政治目标，并不声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追求有美德的生活，而是把所有的反抗，所有的努力降低为追求和捍卫自身的现实权利。这样一来，为权利而斗争就蕴含了天然的政治诉求，同时对社会控制和法律基础提出了挑战，从此锻造成了一种力量和身份。因此，在民间社会为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中并不是倡导无政府主义和自然法理，而是强调公共权力的在场，要求公共权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与改良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49秩序的预设不同，民间社会对于公共权力的强调是因为正义的非自然性问题，这涉及到个人权利的具体体现——个人财产的拥有。仅仅有空洞的正义和自然法理根本不可能形成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如果没有个人财产保护这一重要起点，也就不存在什么个人权利之下的政治转型。民间社会所呼吁的公共权力在场并不能完全理解为对现实权力的依赖和承认，这里的行为模式并不是现有秩序之下的绝对服从，而恰恰是一种新型国家秩序和公共权力构建的内在要求。虽然他们的最高目标也只有对个人财产的保全，但并不能否定其中消解现实政治的作用，同时也反衬出自由主义在具体事件中的局限。在政治社会，财产权是个不容忽视的自由起点，它是自由与权利的附着体，每个人都能听得懂它所陈述的语言。人类从财产占有的自然事实到财产权标志着政治社会的产生，它的前提是宪法性政治框架对于抢劫性质集团的排除。财产的稳定占有及其法律规则、自由交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原则，所谓政治便是这种文明化的推进对于暴力控制和乌托邦主义的粉碎，才能对野蛮的前现代掠夺方式的告别。美国的联邦党人明白这些基本常识，托马斯·潘恩也明白这些常识，所以他们要坚决施行宪政，才能保卫自由和拥有个人财产，抵制极权主义幽灵的徘徊。从洛克的自然权利财产权理论，到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财产权理论，再到休谟的法律规则论的财产权理论，其实都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基本保证。这种国家秩序显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但更不是极权主义的，而是基于契约的主权者拥有统治合法性基础的宪法政治框架。目前的民间社会并不一定明白宪政背后的学理问题，但是从自身财产保护要求的最低生存需求出发，客观上形成了宪政的物质条件，而自由主义话语启蒙反而是一种学术性的知识证成。

　　既然财产权的稳定占有规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正义规则，就意味着对于国家型构和政治秩序的正当要求，何况现代任何国家都不敢否定个人拥有财产的正当性。因为任何一个政治社会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权的基础规则，或者没有维护规则的承诺及其兑现，这里就不会存在秩序的正义，也只有非政治状态下的强盗集团统治中才否定这种最基本的财产权规则。虽然目前的民间抗争并未声张这种政治诉求，只是最低目标地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但正是如此才是对于政治及其权力秩序合法性的反证，它有效地撕开了意识形态笼罩中的道德面纱，以具体的权利诉求引导着知识人的学术兴趣。因此，在具体的权利事件中，左右之争，以及改良与革命之争都会显得离题万远，因为许多情况下的维权实践根本无法容许你有争论的时间，历史的哗变往往就在一瞬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知识分子反复强调的法治优先于民主论也显得过于自恋，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权利意识和财产意识，没有为此而进行的广泛抗争，根本就不会有法治的从天而降。这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理问题，社会的每一次转型或进步也都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参与这种具体的实践，根本就无法理解每一个维权事件背后所潜藏的巨大动力。尽管有的维权事件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终，但它提供给我们一种精神参照，它在客观上的启蒙作用远远大于知识分子们的喋喋不休。

　　在相对的冰河期，当知识分子推进社会转型的整全方案失败以后，民间社会并未在消极中等待或失望，何况他们也从不依赖知识分子的拯救方案，他们只是紧紧地抓住与自己切身有关的具体事件。正是这种关乎自身利益的具体事件，在这个无组织的时代才出现了紧密或松散的维权团体，这或者只是短暂的结盟，他们并没有什么自由主义的旗帜进行导航，凝聚他们的只是共同的利益或命运。这种单纯的维权团体并不是自由主义所批评的政治乌托邦，也不存在什么政治浪漫主义的想象，仅仅只是一些具体事件的利益凝聚体。这种团体并不具有宏大的改造社会的抱负，只是克服原子化的个人而结成的利益同盟，并不是单纯的社群主义的公共兴趣，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共兴趣，但其作用都是现实主义的。因此，它不需要被赋予过高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标签，他们只是坦率地表明，一切行为及其抗争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承认自己是自私的，并且没有公而忘私的道德觉悟和利他主义情怀。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维权社群组织恰恰是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其动力所在，它源自人性的真实，也表明现实抗争的实在意义。由于它与单纯的社群主义不同，单纯的社群主义不可能取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石，但这种维权群体并不是出于共同兴趣、爱好或观念的结盟，而是为现实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斗争的凝聚。它本身并不想通过团体结盟来主持社会正义，只是通过抱团凝聚力量来捍卫自身的财产和权利，因此，也拒绝成为自由主义补充性的道德资源，因为单凭自由主义的话语启蒙根本做不到具有现实能力的维权团体。

　　然而各种各样的维权团体一旦形成，它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溢出效应，也就是每一个维权事件中都可能进行一些观念变迁，创建一些行动模式和平民经验。对于民间抗争的防范是建立在先验基础上的静态构想，但每一次维权行为都是一种动态实践，都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围缝隙，以此也反衬出自由主义改良方案中的理论缺陷。而知识分子过多指责民间社群在维权事件中的一些行为是不是足取的，在可能的条件和相对空间中，只要有行动，其本身就是成功和政治实践，它本身就是最好的权利启蒙和公民训练。知识分子为此应该进行道义支持和理论证成，而不应该以完美主义的纸上谈兵来进行道德训诫。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是乌托邦式的，某种程度上又落入了儒家的陈腐巢穴，它无法进入现代政治格局的理性构建。道德洁癖反而是导向极权主义的，往往以社会运动的方式胁迫他人符合其道德要求。要知道，现实事件中能够捕捉到的只有行为后果，其意图伦理无法进入现代审查，知识分子扬言的道德论只能将个人权利化为虚无。民间社会的维权模式也并不是道德虚无主义的，真要如此，也就无法结成他们的维权同盟，而是他们将一种自然的道德秩序贯穿于行为之中。这恰恰是现代秩序的价值所在，也是民主社会的秩序基础，不过是他们并不依赖道德路径去构建自己的行为模式罢了。任何行为模式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重大缺陷，就像历史以来的任何革命或变革存在缺陷一样，民主社会也并非完美无缺，正是缺陷的存在才意味着真实，意味着具有创造历史的动力。与此相反的是乌托邦式的改良方案是完美的，但越是完美的东西越需要警惕，它要么是一种幻觉，要么蛊惑人们为不可能的画饼去做出牺牲。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指责民间社会只知道追求直接利益而妨碍了终极利益的获得。实际上，每个具有正常心智的人都会追求直接利益，除非是一些深谋远虑的野心家，他可能怀有直接利益之外的远大抱负而暂时掩盖或隐藏了直接利益。实际上，追求直接利益没有什么不好，追求的过程中有孕育一切成果的可能，因此，知识分子不必以崇高或道德的名义苛求他们的目标，那种知识分子提供的整全的追求终极利益的方案反而令人怀疑。民间社会是当下“事件”的亲历者，对正在发生的“历史”有自身刻骨铭心的体验深度和广度，他们的每一次突围不一定在遵循既定模式或符合知识逻辑，但一定是在改写人类经验、创造历史。

　　既然历史无法复制，那么民间社会的每一次突围都可能创造新的模式，其创造的过程有可能违背道德准则和习惯的价值取向，这往往会给自由派知识分子带来批判的口实。既然历史以来的知识分子所提供的社会变革方案都不能万无一失地保证所有人的利益，而为什么必须对民间突围过程中的失误痛加指责?或者必须要求他们的行为达到完美?今天又有谁去追究提供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实施方案的知识分子?他们给人类造成的伤害能小于民间社会在突围过程中的道德失误?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只有时时在场的人才有深彻入骨的生存体验，在风暴来临之际，生命的应激反应首先是找到生存的快捷通道，这时候他根本没有论证的时间和机会。即使一些受侵者的事后反应行为，也不能完全指责其道德责任，作为一个脆弱的个体，当他的权利和尊严被剥夺的一丝不挂之时，如何给他耐心与理智去研讨申诉的程序正义?在这方面，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应激智慧和原始正义，他们的具体行为在松动僵局、创造动态，这本身就是在创造进步的机会，也才能让民主与自由的逻辑推演走出书斋和大学课堂。在民间行为主义面前，自由派知识分子暴露了一种实践事业的贫乏，仅仅在讲坛上高谈阔论，或者在江湖上散布言论只能以导师的自恋自居，终不能使知识理性扎根于民间广袤的沃土。在民间社会的个别不当应激行为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丝毫看不到它带给历史进步长远的绩效，只是局限于当下的秩序指责，这种对于秩序的误解和偏执已经使其在实践的事业上裹足不前。正如朱里安·本达所言，所谓秩序其本质是实际的价值。崇拜这种秩序的知识分子在严格意义上背判了他们的职责。他尤其强调，人类应该站在正义、自由、艺术、慈悲、和平之像的前面，决不站在秩序之像的前面，这一点具有很深遂的意义。在格式化的现实语境中，对秩序的偏执在与权力同构，没有动态的行为，一切发自人类的良知和正义要求都会磨损殆尽。

　　知识分子有着复杂的知识谱系和学术构建，但所有政治知识都不会是先验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往往是“历史事件”过去时的学术注解，它仅是一种静态的参照，对于当下行为的全面指导欲望是过去几十年教科书的训导成果。最为熟悉的是历史课本中，每一次农民起义的失败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因此，它给了知识分子规划未来的膨胀和指导现实的兴趣，那么，这里面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什么才是“正确的理论”?它是先验的知识体系，还是行动者的试验结果?近年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断提出“告别革命”的转型模式，重复提醒法国革命及其中国的现代史，甚至以托克维尔的告诫作为金科玉律，但他们未能深察历史因时间节点的不同所呈现的社会基础及人群因素具有巨大的差异，何况即便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观点都带有割舍不断的私货。这也正是剑桥学派的提醒：每一个思想家写作的背景、当时的语言、所针对的问题，对于理解思想家的观点至关重要，不应以所谓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推演脱离这些情境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如果如此，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对思想家的完全歪曲。这方面，即便是深刻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述自由时也无法脱离他的贵族身份和血统优势，比如他说：“自由具有贵族色彩，它对立于流行的看法。大众很少珍视自由。携带着自己的要求的大众之参与与发生于古老的宗教信仰衰弱和坍塌、和世间的精神性的减弱的那一刻。”这是对大众的深度偏见。托克维尔的一些思想也正是出于它的贵族背景，或者受到他身临的局部性影响，所以说，每个人的生存体验都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及自私性。何况有的知识分子总是如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说的那样，他们善于“依据最遥远的过去来解释最近的事物”。由于知识体系钙化之后形成的业障，他们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活力与能量，尤其是具体行为事件中的智慧和经验，这种光芒并不是民间拥有逻辑和学理，而是拥有广阔的天地、密集的风雨、鲜活的人群和生存的希望。然而，正如文革中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样，有些人退回书斋，有的人心生绝望，他们不知道去民间寻找光芒。听一听当时茨威格是怎么说的，“上世纪最聪明的人尼采曾经写了句可怕的话，最好不要做身患不治之症的医生。在尼采交给我们解析那些前后矛盾、内容危险的句子里面，这差不多是最错误的一句话了。实际上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才对。要做医生就要做身患不治之症者的医生，甚至进一步，一个医生如果一开头就接受了无法治愈这个概念，他就抛弃了自己的使命，临战之前已经缴械投降”。在这个时代，唯有民间社会没有绝望，他们在积极创造民间经验，也许历史的荣耀将对他们发出迟到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