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以意识形态立国，则意识形态之传承实为政治传承之根本。而意识形态的传承，硬件可能起不了多少作用，唯有与时俱进，与民同心。

　　国家意识形态和官方意识形态

　　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形态的思想蓝图，是执政党的政治思想资源、施政正当性的根本标准，也是国民服从的认识依据。因此，这不能只是一党一派的意识形态，而应是全民共识的意识形态，并进而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是科学性、普遍性、一致性的统一。

　　所谓科学性，是要能正确理解和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正确理解和说明当今世界，正确理解和说明我们身处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总体的社会关系和治理规则。这样的意识形态必须真实，同时符合公平和正义。只有真实、公平和正义，意识形态才能具备科学性。

　　所谓普遍性，是指能正确反映和体现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以及他们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这是当今基本的时代特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例外。现今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了民主的制度形式，但执政者往往只代表某个阶级，某些族群，某些党派。而且动用强权迫使其他阶层服从。这样势必造成社会动荡。虽然国民必定分解为不同利益侧重的阶层，但只要没有生产方式的重大改变，不同阶层总的关系是相依相存。所以，在公平、正义原则的牵引下，相互调整而达到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均衡，是意识形态的使命。有了这个体现全民共同利益的均衡，意识形态就具备了普遍性。

　　所谓一致性，是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即国民的相互认同。这一条无疑十分重要而具备了约定功能。国家意识形态必须说明统治者权力的来源及边界、获得权力的途径。而且民主作为当代一切政治权力的普照之光，统治者的权力只能是人民授予的。只有人民自愿服从的统治才是合法的统治。国家意识形态如果不能达成这种一致，执政的合法性就失去了依据。

　　如果统治集团并不真正代表全民利益，其统治思想就必定丧失科学性、普遍性及一致性而只是官方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难免虚假。它不真实，它对世界的描述是歪曲的。人民也并不相信这种歪曲的描述会代表自己的利益。因此也就不会有出自内心的自愿服从。但当局为了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把这官方意识形态装扮成国家意识形态，并声称代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很难成功。为此，统治集团就不得不采用强制手段，用灌输迫使全民接受这官方意识形态。其典型表现就是对言论的管控。因此，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意识形态必定是虚假的。也是缺乏自信的。虚假性和强制性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靠着强制，官方意识形态垄断了话语权，有效营造了整个国家的言论背景，使之成为一切思想文化产品乃至于各种会议、文件的底色，似乎有效管控着社会。但这是假象。人们表面接受内心却不相信。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国民信仰危机的根本原因和必然结果。

　　意识形态的危机就是执政的危机

　　在强制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每个人的心里实际上有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靠着强制由外部嵌入的官方意识形态。由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处处讲，每个人象熟背台词一样，只要进入公共生活，标准版的台词就脱口而出。公共生活成了假面舞会。但官方意识形态永远无法有效管控私人空间。任何人，那怕是当权者本人，一旦进入私人空间，官方意识形态往往就关机了。人们摘下假面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看法。这常常和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而人们习以为常。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中，私人空间每时每刻都在消解公共空间的官方意识形态。

　　这样的社会生活状态催生了一种特殊现象：告密。告密为官方赞许，却遭民间唾弃。并且越来越不得人心。这说明官民各自的是非观截然相反，这不能不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

　　如果要从苏联东欧的变局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这倒是很重要的一条，即意识形态的危机一定会导致执政危机。前苏联的暴政制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苦难，所谓计划经济又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党内的官僚阶层成了特权阶层。官方意识形态日益暴露其虚假性，不但收服不了民心，也收服不了党心。但苏共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识时务地将这一套虚假的没人信的官方意识形态当作自身执政的依据而顽固维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政治统治的实质是思想统治。当一种统治思想不被认可的时候，统治的合法性就开始动摇，而意识形态领域必定异见纷呈。

　　苏共将异见视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敌人，采取了日益依靠强权打压的做法。但是精神力量是可以用物质力量去消灭的吗?从言论管控到政治打压恰恰是催生和壮大政治反对派最有效的路径。在上述状态下，私人空间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消解是无法阻挡的，异见因而无法消灭而总有表达的机会。而强权每对异见打压一次看似有效实现了管控，其实却是又一次让异见传播于无形并进一步聚拢人心。表面看来国家机器强大得令人生畏，实际上却已成为列宁所说的“泥足巨人”。稍有风吹草动就倾刻倒塌，而且无人伸手相扶。历史的巨变甚至可能在毫无端倪的情况下就不期而至，防不胜防。苏联帝国就是这样垮掉的。俄罗斯人民很淡定。没有留恋，没有惊惶失措，也没有自怨自艾。他们宁愿承受十年以上节衣缩食的苦日子也决不回到过去。这种决绝的民族大勇宁无一人非男儿。

　　苏共之所以死抱着违背历史趋势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放，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不得人心的治国方略，不愿意舍弃缺乏正当性的既得利益。所以只能用官方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背书，也只好靠这不得人心的官方意识形态来保证自己的政治传承。所以，不肯舍弃一党之私是这种愚蠢决策的根本原因。其举无异自甘沉沦。

　　苏东变局的教训是：官方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官方意识形态一定要取向国家意识形态，如此执政者才能实现深达人心的政治引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一定要与时俱进应时而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更新和创新国家意识形态来凝聚人心，如此才能得到人民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时的支持。政治传承才有可靠保证。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挑战

　　前苏联垮台之后，社会主义往何处去就成了人类社会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的对策是韬光养晦，为此争取了三十多年时间。改革开放风生水起，用实践延续了社会主义的命脉并开创了更加兴旺的局面。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苏共失败的命运?须知今后一二十年才是我国政治传承最关键的时期。而苏共恰恰是在他们这个时期里因为拒绝意识形态创新而招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目前我们正处于意识形态创新的时间窗口，这对于今后一二十年至关重要。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党和人民破除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而且懂得了社会主义并不是照搬经典就能建成的。但我们却至今没有对传统意识形态作全面的清理。这使得一些人仍坚持用旧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指责改革开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似乎回到过去才对。而对这一类思潮，主流媒体似乎始终缺乏理直气壮的驳回。

　　也有人受西方学者历史终结论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插曲，如今已经曲终。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企图影响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当中，大家共同的感觉是很难突破。在每一个关键问题上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很难统一。而民间寄予厚望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似乎只有等。官方的媒体一会儿说中国的国民素质低，民主条件还不成熟，一会儿却又说中国已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几近奇葩。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这种状况说明，不创新将无法前进。中国今后的政治经济走向、中国最终要建设成怎样的社会、不同于前苏联的新社会主义将是怎样的、中国的民主政治最终又是怎样的，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果不能给出意识形态层面的答案，则历史的航船几无航标。这是一个彼岸的问题，靠摸石头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今后一个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题是引领创新。当然这要以马克思的学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依据。如对这最重要的事情缺乏敏感，沿袭旧制一昧管控，只怕最终守得一座思想空城。守陈而不创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庸治。庸治误国是最现实的危险。

　　青年马克思早就说了：“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执政者的使命，不过是充当这个国家需要的理论的权力代表，将之付诸实践。如果这个理论还未形成，那就抓紧创造。历史机遇是不会永握在手的。

　　政治传承的本质是统治思想的传承。但这个统治思想不能是不符合国家需要且违逆人心的官方意识。唯有放下历史包袱与时俱进，创新既顺应历史潮流又顺应民心的全民共识的国家意识形态，政治传承才能获得稳固的民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