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原载于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5年10月号，原题《18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如何解决了我的中年危机》，作者：Alison Gopnik，译者：彭渤。

　　

　　大卫·休谟

　　2006年，我50岁。我正在土崩瓦解。

　　在此之前，我一直知道我究竟是谁：一个非常幸运和幸福的女人，满是不合常理的生气勃勃，每天都很欢喜。

　　我知道职业上的自己。我16岁时，就已发现了认知科学和分析哲学，并立刻知道它们可以给我我想要过的那种意志坚定、严谨的智慧生活。25岁时，我就已经得到了博士学位，之后便就成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授。

　　我也知道作为个人的自己。首先，我喜欢男人。我并不漂亮，但吸引异性、与其调情一直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都是男人。

　　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母亲。我23岁时生了一个儿子，接下来几年又有了两个。对我来说，抚养孩子一直是我经历中最富有智力上的趣味性和道德上的深刻性，并且是最幸福的事。我同一位好男人有过一段很长的婚姻，他参与照料我们的孩子，跟我一样多。我们最小的儿子快上大学了。

　　我能够结合这些不同的角色，也是另一种好运气。我一生的工作已经证明科学和哲学对儿童有多重要，我在我的办公室里放了围栏，即使我的孩子很久前就已经用不上它了。孩子一直是我生活和工作——工作奠定了我的身份——的中心。

　　然后，突然之间，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我的婚姻已经瓦解，我决定离开。我搬离了教授住的大房子，在那里我曾带大了我们的孩子。在一座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我租了一个房间，第一次独自一人生活，满是愧疚与焦虑、希望和兴奋。

　　我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出乎我的意料，我们谈论一起开始新生活。之后，我的爱人却结束了它。

　　喜悦消失了，悲伤取而代之。我选择了我的新空间，因为它那褪色的庄严：黑橡木横梁和镶板，代替了集中供热的煤烟砖壁炉。但我没有意识到在加州北部，多雨的冬季会是多么阴暗和寒冷。我强迫自己像曾经哄我的孩子(“再吃三口”)那样的方式吃饭，但两个月后还是瘦了20斤。大哭之后，我每天都测量过去了几个小时(“好样的，早上11点后没有崩溃”)。

　　我工作不了。家庭解体后，一想到孩子们我就难以忍受。我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拨款，来研究儿童学习的计算模型，并签了一份合同，准备写一本有关儿童哲学的书，但每每经过游乐场，我都要掉眼泪，更不用说为三岁小孩设计一个实验，或写父母之爱的道德意义。

　　定义了我的一切都消失了。我不再是科学家或哲学家或妻子或母亲或爱人。

　　医生给我开了百忧解、瑜伽和冥想。我讨厌百忧解。瑜伽也做得很烂。但是冥想似乎有帮助，至少它有趣。事实上，研究冥想似乎同实际去做一样有用。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它能施效?

　　我一直对佛教感到好奇，虽然，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怀疑任何宗教。而进入50岁时成为双性恋和佛教徒，远超出我的预期，像是一种伯克利成人仪式，一种为北加州老迈的犹太学院女性准备的标准成人礼。但尽管如此，我开始学习佛教哲学。

　　在1734年的苏格兰，一名23岁的年轻人也处于土崩瓦解中。

　　作为少年，他认为他无意中瞥见了一种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努力解决它，并通过一本伟大的书将其传达给别人。这一努力简直把他弄疯了。他的心在狂跳，胃在翻腾。他无法集中精力。最重要的是，他无法让自己写成他的书。他的医生诊断出郁气、精神虚弱，以及“学问病”。今天，我们对此有不同的术语，但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说他得了焦虑症和抑郁症。医生告诉他不要看这么多书，并开了抗癔病药，要他骑马、喝红葡萄酒——这是那时的百忧解、瑜伽和冥想。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大卫·休谟。不知怎的，在未来三年中，他不仅成功康复，还写成了他的书。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竟然是哲学史上伟大的一本书：《人性论》。

　　在他的论文中，休谟拒绝了传统宗教和哲学对人性的描述。相反，他把牛顿作为一个模型，并宣布了他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发现的心灵新科学。这一新科学引导出他激进的新结论。他认为，没有灵魂，没有连贯的自我，没有“我”。“当我最亲密无间地进入我所谓的自己，”他在论著中写道，“我一直跌落于某些特定或其它的感觉，或热或冷，或光或影，或爱或恨，或苦或乐。在任何时刻，我从未能发现自己没有知觉，并且从未观察到除了感觉之外的任何东西。”

　　休谟一直是我的偶像之一。从读本科起，我就知晓并喜爱他的著作。在我自己的学术论文里我像休谟一样论辩说，连贯的自我是一种错觉。我的研究已经使我确信，我们的自我是我们所构建而非发现的。我发现，我们小时候，不会将目前的“我”和过去的“我”、未来的“我”相联系。我们习得自己是谁。

　　休谟之前，哲学家已经探索到了支撑我们日常经验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即一个万能的神或我们的头脑之外的超越现实。但休谟瓦解了这一切。他认为，如果你很难看清你认为自己知道的一切，那么这基础就崩溃。至少，笛卡尔说过，你总是知道你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但休谟甚至拒绝这一前提。

　　

　　休谟阐明了一个彻底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存在性质的怀疑。在论文中，他报告说，当他自己第一次面对这些怀疑时，他吓住了——他感到“惊恐，不知所措”。它们让他觉得像是些“有些奇怪的粗鲁的怪物”，难怪他要向医生求助。

　　但此处有休谟真正伟大的想法：最终，形而上学的基础并不重要。经验本身就足够了。你放弃上帝或“现实”，甚至是“我”的时候有何损失?月亮还是一样明亮;你仍然可以预测到下跌的眼镜会碎掉，你仍然可以采取行动，抓住它;他人痛苦时，你仍然可以感到共情。科学和工作与道德都没有变。怀疑危机后继续下棋游戏，休谟写道，这游戏还是老样子。

　　事实上，如果你让自己这样想，你的生活实际上可能变得更好。放弃对死后生活的预期，最终才能真正体会此生。放弃形而上学，你可以专注于物理世界。放弃你认为自身宝贵、独特、不可替代的想法，你实际上可能更同情别人。

　　休谟是怎么得出这些想法，如此深刻地与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产生分歧的?是什么使得这个神经质的长老派小少年，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创始人?

　　在我破旧的房间里，自从我读起了佛教哲学，我开始注意到之前未曾注意的东西。一些佛教哲学的观念听起来很像我读到休谟的论述。但是，这太疯狂了。在1730年代的欧洲，可以肯定几乎没人知道佛教哲学。

　　不过，只要我读，就一直能找到相似之处。佛陀怀疑一个万能的、仁慈的神的存在。在他关于“空”的学说里，他认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证据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他说，我们的自我意识同样是一种错觉。佛教圣人那先比丘(Nagasena)阐述了这一想法。他说，自我就像是一辆战车。战车没有超越性本质;它只是轮子、框架和手柄的集合。同样，自我也没有超越性的本质;它只是观念和情感的集合。

　　“在任何时刻，我从未能发现自己没有知觉。”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肯定像佛教哲学——只是，休谟当然不可能知道任何佛教哲学。

　　或者，他知道?

　　我陷入了一种新的生活规律。不是去治疗，而是沉浸在二手书店的神学架子中，每晚孤独地阅读。我会坐在我的大壁炉边，让一个木屑块闷烧，裹在羽绒被里，细细了解佛教。

　　我发现，在1730年代，至少有一个欧洲人，不仅知道佛教，而且研究过佛教哲学多年。他的名字叫伊波利托·德思德里(Ippolito Desideri)，他在西藏当过传教士。1728年，就在休谟写出《人性论》之前，德思德里完成了他的书，这是20世纪以前欧洲人对佛教哲学最完整、最准确的描述。美中不足的是，它没有发表。如果没有梵蒂冈的批准，天主教传教士不能发表任何东西——那里的官员声明德思德里的书不能发表。这份手稿于是消失在教会的档案里。

　　我还是没法去想或写孩子的事，但也许我可以写写休谟和佛教，并将德思德里当作一种侥幸——一个他们中间失去的连接。

　　我查询了欧内斯特·莫斯内(Ernest Mossner)那本经典的休谟传记。休谟写《人性论》时，住在一个叫拉弗雷切的法国小镇里，距巴黎西南部160英里。 莫斯内说，休谟住在拉弗雷切乡下，可能是因为那里生活便宜。但他也提到，拉弗雷切是耶稣会皇家学院所在地。

　　因此，休谟写作《人性论》的时候，住在法国耶稣会学校附近。对我要写的文章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但是，这并没有将他和德思德里联系起来，这自然是因为他生活在罗马和西藏。

　　当我搜索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数据库时，我发现数以百计的书籍和数以千计的文章能读到大卫·休谟，但只有两条和伊波利托·德思德里有关：一篇文章和一篇被大量删节的1932年英译著作。文章曾于1986年发表在孟买一个不起眼的杂志Indica上，我不得不把它从其他储存分馆中运来，在那里数以百万计的伯克利分校的馆藏图书和文章无人阅读。自从我的恋情结束，我曾经每天睡觉前都害怕第二天到来。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竟然期待明天，期待书本到达。

　　它概括了我以前读过的大部分内容。但作者，一个叫作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的意大利人，提到他曾经手编辑了1952年收集的传教士文件《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并且加入了一些德思德里的手稿。而且，在后文中，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细节。 “1727年1月，”伯戴克写道，“他离开印度，再一次登上法国的船，抵达巴黎。”

　　德思德里借道法国回到罗马——又一个有趣的巧合。

　　删节的德思德里译本只能在善本室阅读，因此我第二天去了那里。这是一本美丽的书，装饰有红色大写字母、雄伟的佛像照片，以及宁静的喜马拉雅河谷。我急切地开始阅读。

　　我一直痴迷地、反复地、徒劳地试图知道我是谁，如果没有工作或爱情或子女需要照顾，我会做什么。这就像各种参数拒绝结论，却要给出一个观点，或分析没有意义的数据集合一样。但是，如果我不能把自己搞明白，我决定，至少还可以揣摩德思德里，所以我在他的书、他的生活里迷失了自己。

　　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德思德里在20多岁时，就构思自己的宏伟计划：让印度人改信天主教。1716年，他成为第一个去拉萨并生活在那里的欧洲人。他富有激情、情绪化，而且容易被激怒。他也很有好奇心、勇敢，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在早期写于去西藏路上的信中，他写道，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撕裂了。 “甜美多情的暴力把我的整个心脏拽到那灵魂的伟大永劫，这让神圣威严的神愉悦，”他写道，“而同时，我的脚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其他地方。”任何事情，他都以剧烈的强度来做。

　　1712年，德思德里从罗马航行到印度。1714年，他开始从德里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长途跋涉18个月到了拉萨。他睡在地上，在雪里，并努力避免患上雪盲和冻伤。他差点从摇摇欲坠的藤绳桥上跌落，下面是一条湍急的河流。为了穿越拉达克沙漠，他加入了一个鞑靼公主的车马队伍，每个晚上在她的帐篷中争论神学。

　　当他终于达到拉萨，国王和喇嘛热情地欢迎了他，在他宣布他本人是一个喇嘛，并打算将他们全部改信天主教时，他们的热情并未消减。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建议，他学习下佛教挺不错。如果他真正理解了佛教后，仍然可以说服西藏人天主教更好，那么他们当然会改宗。

　　德思德里接受了这个挑战。接下来五年，他在环绕拉萨的佛教寺院修行。这些寺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德思德里开始参加他们12年之久的神学和哲学课程。他用藏族诗歌创作了一系列基督教小册子，优美地写在大藏库的卷轴上，文字典雅，刻工讲究，呈给了国王。

　　但他的计划被战争粗暴地打断。附近王国的一支军队入侵，废弃了拉萨城，并谋杀了国王，然后这支军队本身又被中国军队击败。 德思德里退避到了更偏远的修道院。他继续写他的基督教小册子，并掌握了佛教的基本文本。他还将伟大的佛教哲学家宗喀巴的著作翻译成意大利语。

　　在他的书中，德思德里介绍了藏传佛教伟大而准确的细节，尤其是在一册名为《在西藏观察到的虚假和奇特的宗教》中，他解释了空、果报、轮回以及冥想，同时他也谈论佛教对自我的拒绝。

　　很难想象德思德里对自己是谁是如何保持感知的。他花了所有的时间，以另一种语言阅读、写作和思考另一种宗教。当我读他书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留住传教士身份的信念，他沉浸在“虚假的和奇特的宗教”中，并与从事这个宗教的人过从甚密。

　　德思德里克服了喜马拉雅的暴风雪、山洪和战争。但是，官僚内讧最后把他打倒了。传教士中的竞争对手——天主教嘉布遣会(the Capuchins)正与耶稣会竞争福音地盘，他们宣布西藏为他们所有。耶稣会的负责人米开朗基罗·坦布里尼责令德思德里立即返回欧洲，直到领土争端得以解决。这封信花了两年直到1721年才抵达西藏，收到后，德思德里别无选择，他不得不离开。

　　

　　米开朗基罗·坦布里尼(维基百科)

　　他花了接下来的11年写作并改写了他的书，并绝望地呼吁梵蒂冈让他返回西藏。很明显，那里已经成为他感受自我的唯一地方。 1732年，当局终于作了裁定，结果有利于嘉布遣会。他的书将不能发表，他可能再也回不了西藏了。四个月后，德思德里去世。

　　在德思德里著作接近结尾之处，一个句子令我跓足。 “我经过拉弗雷切城，”他写道，“并于9月4日抵达勒芒市。”

　　拉弗雷切?休谟曾经住过的地方?我发出了惊讶的叫声。习惯了善本室顿悟者的图书馆员，微笑看着我。

　　我走到一间咖啡厅，狼吞虎咽吃了一份三明治(我突然饿了)，反思了这个新发现。这其中莫非有什么关联?

　　德思德里英译本有所删节。我能在意大利语书中找到伯戴克在他的文章里所描述的更多传教士的文件吗?这七卷1952年的《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从未翻译或重印过，明天它就要从存储分馆过来了。

　　我打电话给我的弟弟布雷克，他是艺术史家，懂意大利语(以及法语、德语、拉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并让他为我翻译。布雷克在我走过最黑暗日子的时候是我的支柱，令我感到无比宽慰的是，这次我深夜里的紧急电话，是有关一个不起眼的手稿，而非一颗破碎的心脏。

　　在布雷克的帮助下，我做出了德思德里在法国居留的更详细列表。 “31日(8月)中午前后，”德思德里写道，“我到达拉弗雷切的皇家学院。在那里，我收到了校长和教会官员妥吕(Père Tolu)等几位令人尊敬的神父的特别关心。 4日，我离开拉弗雷切。”

　　所以德思德里不仅到过拉弗雷切，而且还同皇家学院的耶稣会士交谈过。通过布雷克阅读伯戴克，让我意识到，耶稣会士在拉弗雷切甚至可能有德思德里的手稿复印件。 伯戴克详细描述了德思德里手稿的历史。他解释说，德思德里实际上已经写过很多关于他旅行经历的手稿。在他从印度驶往法国时他写了第一份。有证据表明，1727年他从法国去罗马时，他随身携带这份手稿。之后他大量地修改了他的文字，经过六个月，便有了一份新手稿。在这个版本中，德思德里写道：“我经道法国和意大利回到了托斯卡纳和罗马，许多文人墨客、士绅官员都强烈希望我，以正确的顺序写下所有我在不同的场合告诉他们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西藏的宗教“与其他宗教如此截然不同，”他写道，它“应当被人知晓，以便与其论辩。”

　　所以，德思德里送给拉弗雷切的皇家学院这个修改稿复印件是有可能的;耶稣会会定期传送这类未公开报告。

　　但德思德里是1727年来到拉弗雷切。大卫·休谟则是8年后的1735年才来到此处。是否有人告诉休谟有关德思德里的事?我找不到妥吕神父对德思德里特别感兴趣的任何证据。

　　也许休谟的信载有线索?我坐在狭窄的沙发床上，听着雨点落下，阅读他的大量书信。沉浸在德思德里的世界里是迷人的，但也令人疲惫不堪。沉浸在休谟的世界则是纯粹的快乐。休谟的写作比其他任何伟大的哲学家都好，不像其他许多伟大的哲学家的是，他很有趣，体贴、漂亮且明智。在盛大的沙龙上，他迷住了世故的巴黎淑女，虽然他粗壮、笨拙、心不在焉，并用糟糕的苏格兰口音说法语。他们称他为“le bon David”——好心的大卫。

　　休谟总是用极大的喜爱的口吻描述他在拉弗雷切度过的时光。在他的幸存至今的一封信中，他说他正从事不断的学习。拉弗雷切的图书馆是个例外——他指出，比起听教授上课，看书是一种更好的方式。至于从旅行和学习中收获到了什么，他写道，“没有什么地方比拉弗雷切更合适......人们都极其文明，很好打交道，小镇里除了良好的伴侣，还有一百所耶稣会大学。”

　　后来的信件表明，休谟至少与其中一位耶稣会士有过交谈。他回忆自己同一名“显赫且博学的”耶稣会士一起，走在皇家学院的回廊时，他的脑袋里“充满了那篇论文的主题”。这名耶稣会士在描述一个奇迹，这激发了休谟提出他最聪明的怀疑论之一。一个真正的奇迹，他认为，根据其定义是非常难以琢磨的，这意味着，欺骗或妄想永远是更可能的——而且更好的——解释。这名耶稣会士明白这个道理(他感到“非常气恼，”休谟写了)，但他说那根本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是这样，你必须拒绝的不只是奇迹，还有所有的福音书。 “这个观察，”怀疑论者休谟冷冷地说，“我认为这可以当作一个充分的答案。”

　　这名“显赫且博学的”耶稣会士是谁?”他可能会是8年前遇到德思德里的神父?而，不管他是谁，他还跟休谟谈了什么?

　　那时候，你还年轻，你想要很多东西：工作，爱情，孩子。当你到了中年，你就想要要东西的欲望。绝望时，你不再需要任何东西。欲望、希望、未来其本身，似乎都消失了，正如我所经历的。但现在我至少想知道休谟能否听闻过德思德里。这是我的未来可能会返回的一个标志。

　　我原以为我会独自度过未来;对于50岁左右女教授的前景，我曾有很现实的认识。但后来我有一两个浪漫的冒险。

　　这是同两性之间的冒险。在我的危机期间，我发现了，我可以和女性有很深的、持续的友谊，以及浪漫关系。对我的身份的另一部分，我一直都错了。

　　我仍然脆弱。一封前爱人发来的电子邮件，会再度将我笼罩在黑色抑郁中。但各种冒险则是畅快的。

　　其中之一发生在蒙特利尔。我生长在那里，要回到以前念书的大学做一场讲座。一天晚上，我在纷飞大雪中走在圣劳伦斯大道上去赴约。突然，16岁的自己出现了，在生动得犹如幻觉的记忆中，她穿着嬉皮士式的复古裘皮大衣在雪中大步迈进，像往常那样急切地说，“我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总要发生什么，即使它不是我一直渴望的新生活。

　　我回去工作了。 2007年，我很高兴地摆脱我的阴暗寒冷的房间和惆怅的回忆，开始了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杰出访问研究员的工作。学校给了我一间在大晴天能望见窗外圣加布里埃尔山的公寓。我发现自己能够重新写作关于儿童的书了，我又开始了下一本书，《哲学的婴儿》。但我同时也继续着休谟的研究计划。

　　我的哲学侦探小说促使我找出更多关于拉弗雷切的皇家学院的事。如果我的无神论让我怀疑佛教徒，我会更怀疑耶稣会士。毕竟，至少从传统来说，启蒙运动已经驱散了天主教会的恶性影响。

　　伯克利图书馆只有一本书关于拉弗雷切学院的书：《17-18世纪耶稣会的一所大学》，4大卷1200页，并带着大理石封面，1889年印刷。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前我已经涉猎过此书，并已开始获得了对那个地方的大体印象。然后，很偶然地，我在加州理工的邻居竟然是历史科学家莫迪凯·法因戈尔德(Mordechai Feingold)，他在17至18世纪的耶稣会士和他们对科学的贡献问题上，是世界级的顶尖专家。

　　长期以来，传统的看法认为，耶稣会士是对正统教派的逆向施行者。但法因戈尔德告诉我，在17世纪，耶稣会士实际上走在智识和科学生活的最前沿。他们致力于天主教神学，当然，天主教当局严格控制其思想，规定哪些被允许，哪些是禁止的。但是，皇家学院的耶稣会神父们通晓数学和科学，以及当代哲学，甚至那些异端的理念。

　　休谟曾说过，笛卡尔、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和皮埃尔·培尔给了他《人性论》的灵感。据我所知，笛卡尔毕业于皇家学院，马勒伯朗士最敬业的学生在那里执教过，虽然那些最激切的马勒伯朗士份子最终被学校开除。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和培尔的书都在学校的图书馆里——虽然它们也在梵蒂冈的禁书名单上。 (休谟的这篇论文后来也加入它们的行列。)

　　拉弗雷切当时也具有惊人的全球性。在1700年代，可以从巴拉圭、马提尼克岛、多明尼加共和国和加拿大看到皇家学院的校友和教师的身影，在印度和中国，他们也是无处不在。事实上，这座昏昏沉沉的法国小镇是欧洲极少数拥有通晓当代哲学和亚洲宗教学者的一个地方。

　　法因戈尔德告诉我，耶稣会记录一切。如果我想知道是谁在拉弗雷切曾与休谟交谈，我可以去罗马找到答案。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最后的居留期中，做了一场讲座，它有点像TED，其中来自不同领域的成功人士聚集在一起，激励年轻人或给别人留下印象。一个大个头的、引人注目的、白头发的人在台下不断点头，在与我谈话时笑得特别热情。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阿尔维·雷·史密斯(Alvy Ray Smith)，皮克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不像我，阿尔维已经度过很多次新生活。他一开始是新墨西哥州一个小镇的南方浸信会男孩，然后就陷入了旧金山反主流文化的最疯狂的时段。后来，他冲动地放弃了他作为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的工作，并再次来到美国加州，因为他觉得“会有好事发生”。确实如此：他在施乐公司，帮忙发明了第一张彩色计算机图，然后在卢卡斯电影公司，他帮助创造了第一部计算机生成电影。他成了一名企业家，创办了皮克斯，然后又离开了皮克斯，创办了一个新公司，最后卖给了微软。之后他退休了。现在，他住在西雅图，在那里他收集艺术品，证明数学定理，并为了好玩做起了历史研究。

　　他最喜欢的格言来自艾伦·凯，另一位计算机先驱：“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创造它。”那个会议持续了两天，结束的时候，有几次长时间的会谈，但没有到亲吻的程度，他做了又一次飞跃，决定他未来的生活将和我在一起。如果我慢慢地意识到这一点，就好了。他已经习惯了其他人总要花点时间来赶上他对未来的期望的事实，尤其是对做事慢吞吞的学者。

　　当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时限到了以后，我回到我在伯克利分校心爱的老房子里;我的前夫搬到了波士顿，我回购了属于他的那一半。 阿尔维有个周末来看望我，之后我们开始每天晚上煲电话粥。我决定听从法因戈尔德的意见，前往罗马的耶稣会档案馆。我试探性地问阿尔维，是否愿意一起去。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约会地点，但他发现这个前景远比坐在阳光下、特雷维喷泉旁边更浪漫。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

　　该档案并不容易找到，它们被专门藏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一角。查找实际记录条目也没那么容易。就在我们待在那里还剩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耶稣会的目录上列出了1726、1734以及1737年住在皇家学院的所有人员名单：教师、学生和所有的仆人一共100多人。德思德里拜访拉弗雷切后，到休谟来时，有12位耶稣会的神父还在那里。所以，休谟有很多的机会来了解德思德里。

　　一个名字脱颖而出：在印度人中传教的查尔斯·弗朗索瓦·都吕神父(Charles Fran ois Dolu)。这一定是我要找的妥吕神父;伯戴克书中的“Tolu”是个抄写错误。 都吕不仅曾对德思德里特别感兴趣，在休谟居留期间，他也一直都在当地。他曾经在东方待过。他会不会是那段缺少的环?

　　回到加州后，我发现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目录没有“Dolu”的条目。但是，当时“谷歌图书”刚刚诞生，我在上面搜索了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中耶稣会神父“Dolu”的信息。 阿尔维负责在一张十分全面和复杂的电子表格上记录下我们寻找到的材料。

　　我们发现，1730年代不是只有一个，而有两个欧洲人浏览过佛教的第一手资料，并且他们都在皇家学院。 德思德里是第一人，第二人是都吕神父。他是另一段前往东方迷人航行中的一部分，要到达佛教国家暹罗的法国大使馆。

　　在1680年代，暹罗的那莱国王(Narai)对基督教抱有极大的兴趣，甚至对欧洲的科学更感兴趣，尤其是天文学。路易十四分别在1685年和1687年派出了两拨赴暹罗特别使团，其中包含由耶稣会科学家组成的强大队伍。 都吕神父是1687年使团中的一员。

　　另外一位大使也是17世纪的一个人物：索斯神甫(Choisy)。这位神甫是个开放且著名的异装癖，他教女士们法国宫廷的着装时尚。关于暹罗之行，他有过非常受欢迎且有趣的描述。休谟的图书收藏中就有此书，和索斯的充满丑闻的自传《回忆录：打扮成女人的索斯神甫》放在一起。索斯变动不居的性别是爱冒险的、不羁的17世纪精神的好例子，相较之下，21世纪则显得平庸。

　　1687年使团中的耶稣会士，包括都吕，在暹罗待了一年，花了大量的时间与talapoins——欧洲人这样称呼暹罗僧侣——在一起。他们中有三人甚至住在佛教寺院，起居遵循其戒律。

　　如同德思德里的使命一样，暹罗使团最后以流血和混乱告终。 1688年当地的朝臣和僧侣起兵反对开明的国王和他傲慢的外国顾问。他们暗杀了那莱国王，两种文化之间的新桥梁崩塌了，耶稣会士纷纷逃命。有几个人死在了那里。 都吕和其他一些人逃到印度的本地治里区(Pondicherry)，在那里建了一座基督教教堂。

　　1723年，在经历导常忙碌的异国职业生涯后，都吕退休回到了平静的拉弗雷切，在那里安度他漫长的余生。休谟来时，他已经80岁，是当年使团仅存的成员，也是耶稣会科学的伟大时代的遗迹。

　　我不得不从矛盾的片段中拼凑出都吕的生平，这大多来自他的印度岁月。对于信奉新教的英国作家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狂热信徒。在另一方面，天主教嘉布遣会的作家，即德思德里的对手，则攻击都吕和其他耶稣会士对印度教的同情。 都吕同另外两个牧师打破一个印度教寺庙的大门，毁掉了其中的灯具和火把。但他又同印度代表团团长让-韦南斯·布歇(Jean-Venance Bouchet)一道，整合印度教的传统，为他们设计了天主教仪式，却被梵蒂冈否定。事实上，布歇最后成为印度教的著名学者，穿上了印度教教徒的衣服，像印度教教徒一样修行，甚至开始了素食。

　　我也看到了作为科学家的都吕。“没有人比他更有礼貌更慷慨，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自然世界，”当时一份期刊这样报道。从暹罗再到本地治里，耶稣会士带来了他们国家最先进的12英尺长望远镜，并取得了重要的天文发现。我看到过一张那莱国王用其中一幅望远镜观看月食的版画。

　　都吕也很有幽默感，写作讽刺哑剧和其他戏剧。名为圣-方(Saint-Fonds)的一位贵族知识分子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在法国时，曾邀请都吕和罗伯特·沙尔士共进午餐作为娱乐，沙尔士是一位强烈反耶稣会的作家，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同样曾去过暹罗和印度。圣-方说，他希望享受到那必然会出现的激烈争论风暴。但是相反，“我发现自己身处温柔的轻风之中，”他写道。 “都吕神父——这位传教士的名字，在那狂野的胡子之下，是个per omnes casus的耶稣会士，也就是说，礼貌而明智，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机智对答。”

　　都吕是一个福音派天主教徒，休谟是一个持怀疑论的新教徒，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好奇不已，爱科学和谈话，以及最重要的幽默感。 都吕很聪明，知识渊博，合群，机智，而且肯定是“显赫且博学的”。他正是休谟会喜欢的那种人。

　　而且我还发现了别的东西。休谟曾表示，皮埃尔·培尔的《历史与批判词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对《人性论》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有关斯宾诺莎的条目。所以，我检阅了词典中的这个条目，这是一个聪慧的，百科全书式的，连同注脚、引用和交叉引用共有600万字的著作。“斯宾诺莎”条目的一处脚注有关“东方哲学家”，他像斯宾诺莎一样，否认神的存在，并主张“空虚”。同时它交叉引用了另一条有关暹罗僧侣的条目，正如耶稣会使节们所描述的。休谟一定读过佛教以及有关都吕旅程的材料，就在都吕住过的那座建筑里。

　　我学到了什么?

　　我了解到了，休谟确实可能知道佛教哲学。事实上，他曾经在欧洲几个地方写他的《人性论》，在那些地方，佛教哲学知识都是可以获知的。 都吕本人曾经有过暹罗佛教的第一手经验，并详细地与德思德里交谈过，后者则熟悉藏传佛教。甚至，耶稣会士在皇家学院有可能存有德思德里手稿的复印件。

　　当然，不太可能确切知道休谟在皇家学院知道了什么，或它是否曾影响了《人性论》。像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和培尔这样的哲学家已经把休谟置于怀疑论的道路之上。但仅仅听到佛教反对自我的说法，可能会将他在这个方向进一步推一下。佛教思想可能渗入他的心灵，并影响了他的想法，即使他没有追踪它们的来源。毕竟，当代哲学家就以借贷思想却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而著称。

　　在一份学术期刊上，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休谟、佛教和耶稣会士的论文，脚注漫长，其间的浪漫求索简短。我在做研究时，许多乐于帮助的历史学家告诉我，我的古怪的个人项目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史学研究趋势。历史学家们开始以新的全球方式思考启蒙运动。那些摇摇欲坠的木船载着思想，在各大洲、各大语言和宗教间穿行，就像现在的互联网(虽然它们慢得多，而且更危险)。作为这种新的全球思想史的一部分，有关德思德里的新书和传记及其著作的翻译已经开始出现，东西方哲学之间的新联系不断涌现。

　　人们很容易认为启蒙运动是几个反传统的欧洲哲学家的独家发明。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的精神，以及休谟和佛陀阐述的精神，一直弥漫在我诉说的故事里。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以形而上学的绝对试图转化和征服“虚假的和奇特的”宗教的力量过去肯定存在。它现在仍在。但这个故事中的人物被更简单的想知道、想体验的愿望强烈驱动。他们想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海洋对岸是什么，山的另一边是什么，宗教或哲学——甚至性别——鸿沟的另一面是什么。

　　这个故事可能有助于解释休谟的思想。它无疑体现了他的思想。所有的人物都有清晰而冲突的身份——热情的意大利传教士和温文尔雅的法国神父，西藏国王和喇嘛，暹罗国王和高僧，以及持怀疑态度的苏格兰青年。

　　但我知道，他们都更为复杂、不可预测的，比一开始出现的面目更富流动性，甚至对他们自己而言也是如此。休谟和佛陀必将赞同这个想法。虽然都吕和德思德里到暹罗和西藏，为佛教徒带来欧洲的智慧，但他们同时也将佛教的智慧带回欧洲。暹罗和西藏改变了他们，更甚于他们改变了暹罗和西藏。而他在拉弗雷切的两年无疑改变了大卫·休谟。

　　休谟、耶稣会士和暹罗和西藏也改变了我。我一直认为休谟对自我的看法是对的。但现在，生平第一次，我觉得他都是对的。

　　2010年，阿尔维和我结婚——未来被重新发明了。再一次，我成了一个非常幸运和幸福的女人，满是不合常理的生气勃勃，每天都很欢喜。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我。我已经发现，我可以爱女人和男人、历史和科学，我可以以我的方式穿越悲伤和孤独，而不仅仅是幸福。正如都吕和德思德里，跨性别的神甫和暹罗天文学家国王，而且，最重要的是，如同休谟本人那样，我已经在人类心灵中层出不穷的奇思怪想，以及源源不断的经验中得到了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