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的话语和道理，终究是别人的。只有读而化之，才能真正为我所用。就怕掉进书的口袋，从此爬不上来。

　　评判文章的好坏，文字技法，仅是其中一面。寻常人等，经过系统的训练，总能写出标准的中文来。不过合乎标准，跟出类拔萃，是两回事。而且灵光一现的只言片语，与长久维持的笔力，又不一样。毕竟文字本身，只是借来表达的工具。若缺少实质内容和立意，即使风花雪月、华丽铺陈，终究只能停留在“术”的层面，撑不起来。

　　纵观青史留名的文学家，多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其笔下的作品，也随之饱满圆润。只因在技法之外，多了一世的沧桑感。让他们不再停留于文字游戏的阶段，而是用文字书写自己抑或他者的人生。与之相比，我等年轻气盛、踌躇满志、心有不甘，却偏偏受年龄和经历所限，无法复刻类似《红楼梦》和《白鹿原》那般的创作历程。要想维持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只有持续依赖大量的阅读来保证一定的输入，再从这些输入中截取可供输出的内容。

　　都说文章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所以精于文字的行家，绝不会将本人的阅历和盘托出。或包装、或隐喻、或化用，总之会想方设法，写得比真实经历更动人一点、或者更曲折一些。对待阅读，恐怕也应如此。阅读是为写作提供助力，却不应该代替写作本身，更应杜绝拿来主义。书里的话语和道理，终究是别人的。只有读而化之，才能真正为我所用。否则，就极易沦为“掉书袋”。

　　掉书袋，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最佳的做法，是不动声色、不露痕迹。让读者读了，能够看得出出处，却又看不到出处。就怕掉进书的口袋，从此爬不上来。比如过多引用书中观点，就会阻碍作者的表达，使得原应流畅的阅读，常被打断。我常反感有的作者，写着写着，动辄就加一句“XX人在XX书中，提出XX观点”这样的话。若是学术论文，还可另当别论，要是在一般写作中还屡屡出现，只能证明作者行文阻滞、语感生硬。

　　还有的作者，一篇下来，几乎都是摘抄体。左摘一段汪曾祺，右抄一句朱自清，洋洋洒洒，借力打力，自己呢，却只负责一些承前启后的工作。在各路诸侯的不懈帮助下，终于是堆了起来。还以为他要在文末专门致谢，再不济也得标个转载，谁想竟摇身一变，成了文章的原创作者，接受旁人的赞誉。往小了说，是缺乏自信，往大了说，与抄袭无异。水平不够，又不愿认真修炼，非得借名家前辈的口吻，来给自己撑腰。而且太过懒惰，连改写转述都不愿意。可惜，名家经典固然能让文章星光熠熠，却依旧只是名家经典，成不了自己的东西。试想一下，史景迁写中国史，没几句自己的话，却四处引用《曾国藩家书》和《建国方略》之类的原文，那他又何苦来写，我又何苦来读。

　　当然了，有的时候，掉书袋也只是写作技法的问题，未必全是拿来主义。但真正有货的人，会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他们的掉书袋，属于书读太多，止不住往外冒。落到笔头，就是处处闲笔，处处书香。而且风格前后一致，不至于太过突兀。不像刻意为之者，是用力过度、过犹不及。好比郝隆和朱彝尊，袒胸露乳晒着书，其实全在脑子里。真要把他肚子剖开看，那就不是书了，是一肚子的内脏和血水。

　　我所反对的掉书袋行为，究其原因，可能源自虚荣心，也可能是不自信：总想着装点门面，给人以饱读诗书之感。好比人印名片，头衔越多的，越是可疑，似乎头衔比人还重要。这种人，一旦没了头衔，恐怕也就失去了一切。反倒是名片上啥都没有的，倒可能真正有两下子。也许人名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胜过一切光亮的名号。又好比有的人，整天把自己有思想、有品位、理性深刻挂在嘴边，其实这种行为本身，反倒是没思想、没品位、浅薄无知的表现。

　　毕竟中国的文字，还是讲求含蓄内敛的。历数古今中外，好书何止千万，就算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有自己的局限。越是这样的人，落到文章里，就越是字斟句酌、处处小心，唯恐拿自己的短处，碰了别人的长处。但凡需要举止发言，也一定谦虚谨慎，绝不胡言乱语。真正聒噪的，倒可能是半瓶子醋，得了点便宜，立马来卖乖。一不小心卖完了，只好东拼西凑，四处借光。其实不就是写个文章罢了，何苦那么累呢，还是安心修习内功比较好。功到自然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