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 资料图

　　近期，南京农业大学李昕升博士的《中国南瓜史》将在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教授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原载于《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注释省略。)

　　昕升博士将其书稿《中国南瓜史》电子版发来，嘱为其作序。我在倍感荣幸之余，又深感惶恐。乡贤欧阳修有言：“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昕升博士，以而立之年，便完成了一项农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真是后生可畏。

　　中国的农史研究事业，自先贤草创，已近百年，其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至今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其中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遗产研究室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先是有万国鼎教授启山林于前，后是有缪启愉、李长年诸家并起于后，今则有老友王思明教授继往开来。昕升博士是王思明教授的高足。王教授是国内农史研究者中为数不多的具有海归背景的学者，倚重其宽广的国际视野，他领导的团队对外来作物，特别是对花生、辣椒、陆地棉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做了大量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并取得“出人才出成果双丰收”。昕升博士及其《中国南瓜史》就是成果和人才的集中体现。

　　几年前就听说，王思明教授有个学生要对南瓜史进行研究，初闻者不免为之一笑，以为南瓜，就像它的味道，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的确，与米、麦、桑、麻、棉等主要农作物的历史相比，学界对于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蔬菜作物的历史的研究本就相对欠缺，对于南瓜历史的研究更是如此，仅有的一些研究“散见于各处，专题研究较少，且研究不深、内容局限、不成系统，无论是南瓜栽培史、南瓜技术史还是南瓜文化史，均存在严重的研究不足”(见本书绪论)。由于前人的研究不多，这也就使这项研究的开展少了一些凭藉，而多了一些难度。是谁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挑战这样一个有难度的题目?没错，这个敢于突破的年轻人便是李昕升。他选择南瓜的历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就如同当初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一样勇敢。

　　我想昕升博士选择南瓜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受到导师的影响之外，还可能跟他对于学术价值的认识有关。作物本身经济价值的大小，并不影响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万物皆有理”，小道也有可观。宋儒朱熹有言：“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梁，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种某物，亦皆有理。”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作物上，同样可以看到古人对于作物，对于自身、对于土地、对于资源、对于环境、对于人与自然的良苦用心。它是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产物，更连接着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但是由于我们的偏见，实际上也影响到对于农业历史的全面把握。

　　在学界，以南瓜为代表的蔬菜作物，其受重视程度虽不及粮食作物，但其作用却不能等闲视之。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糠菜半年粮”的说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国学者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曾经指出：“过去和现在都大量消费的唯一的其他食物是蔬菜，在1955年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吃了230斤蔬菜，差不多占所吃粮食的一半蔬菜。”我曾从中国人食物结构的演变，探讨蔬菜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发现中国人蔬菜的消费量并不像谷物类主食一样，随着动物性食品的增加而减少，却会因主食和肉食的不足而增加;蔬菜还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修养，其在中国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南瓜就是中国人所食用的众多蔬菜作物中的一种。它来自遥远的美洲大陆，在最近的四五百年，北上南下，东突西进，左右逢源，迅速地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个角落，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地头到房前屋后，都不难发现它的身影。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饥荒岁月，糠菜半年粮，饥民赖以存活无算。战争年代，红米饭，南瓜汤开启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