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抗洪”的场面，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并不遥远。那年长江流域性的大洪水，致长江中下游五省死亡1500多人，直接经济损失约2000亿元。而2016年进入汛期，尤其是入夏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大到暴雨连续发生，多地几个小时内就狂泻全年10%的降雨，安徽、湖北、江苏等省接连告急。时隔18年之后，长江洪水的魔兽又一次大规模施威，再度考验着中国的防洪抗洪能力。

　　与当年相比，形成洪水的气候与造成的灾情并不完全相同，而当今的中国，再度面对洪水肆虐，应对的机制与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中国社会对洪水的认识也在进化。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这些年来防洪抗洪能力究竟得到了哪些提高?是否足以化险为夷，让当年洪水肆虐、惊心动魄的场面不再重演?

　　防洪体系已形成

　　1998年长江大洪水时，三峡工程刚刚在1997年实现大江截流，而长江上游也没有一座可以用于调度拦蓄洪水的水库，1998年投入使用的二滩水电站也是2011年才真正落实防洪库容。

　　18年后的今天，长江防洪能力今非昔比，防洪体系已初步形成。经过多年努力，长江流域已基本形成了以堤防为基础，以三峡水库为骨干，其他干支流水库、蓄滞洪区、河道整治工程相配套的防汛抗旱工程体系。

　　2008年，三峡水库成功实现175米试验蓄水，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研究三峡水库防洪调度。经过几年的科学研究，2009年《三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复。按照这一方案，三峡水库拥有22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在科学调度的前提下，可以抗击1998年级别的洪水，基本不用启动分洪区。特别是长江上游水库群的陆续建成，对长江流域防洪的联合调度效应开始形成。联合调度的上游水库群，从2012年的10座、2013年的17座，到2014年达到了含三峡水库在内的21座。

　　长江防总副主任陈桂亚日前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长江上游21座水库群的防洪库容总计363亿立方米，可以拦蓄洪水、削减洪峰和错峰，为中下游减少65亿立方米的洪量。到2022年，上游两个大型水库陆续投入使用，还将增加100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日前也表示，长江流域在干支流上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万多座，总库容3500多亿立方米，其中已建成和基本建成的较大作用的防汛水库共52座，总防洪库容达627.85亿立方米，通过实行流域梯级水库统一联合调度，可有效缓解中下游防洪压力，如7月1日长江1号洪水，三峡入库流量达50000立方米/秒，经三峡拦蓄后，控制出库流量31000立方米/秒左右，削减洪峰流量19000立方米/秒，削峰率达38%。

　　如果说大大小小的水库大坝是长江防洪的安全堡垒，那么坚固的堤防就是护卫防洪安全的“水上长城”。王浩介绍，上次全流域大洪水之后，国家对长江中下游河道、堤防进行了加高加固等综合整治，基本完成了中下游干堤的达标建设，有效提高了中下游河段的防洪能力;此外，对长江防洪体系中重要的一道防线蓄滞洪区，实行围堤加高加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工程的建设，为蓄滞洪区运用创造了一定条件。据了解，长江中下游干流安排了42处蓄滞洪区，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有效蓄洪容积近600亿立方米。

　　资料显示，1998年后，国家和沿江各省投入大量资金对长江干堤进行加固维护，仅1999年的投资，就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所有投资的总和。到2002年，经过4年的建设，跨越鄂、赣、湘、皖四省的长江中下游干堤加固工程基本完工。此后，国家又开展长江重要堤防隐蔽工程建设。“隐蔽工程”分布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共28个项目，总投资64.94亿元，共涉及堤防长度1935公里，河势控制项目涉及河段长630公里。经过10多年的建设，如今的长江大堤，已成为固守长江两岸的“钢铁长城”——长江流域6.4万公里的堤防，可绕地球赤道一圈半还多。

　　抗洪机制更健全

　　近年来，我国政府已将制定突发灾害和公共事件应对措施、主动防范风险提高到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位置。2006年1月份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水旱灾害被列为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首位。国务院首批发布的5个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中包括了《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在应急管理体制与机制的不断加强下，如今的长江防汛机制比以往已经大为改进。从长江委、沿江各省防指到沿线市县防办，长江防汛的体制机制日益健全成熟。

　　长江防总总指挥、湖北省省长王国生今年在部署防汛要求十分明确：“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责任体系，逐级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主体。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在汛情发生时，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换届不换防，换届不换责”是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鲜明态度。

　　不仅仅是湖北，长江沿线各地都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责任机制，防汛责任从省长、市长层层传导到县长、乡长各级防汛责任人，将责任明确到具体岗位、具体工程、具体人员，实现责任从上到下、从面到点的全覆盖。责任制是落实防汛工作行之有效的办法，它就像一根巨大的发条，一下子激活了全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让防汛的每一项工作扎实有序地运转起来。

　　随着防洪安全需求的提高，防洪决策支持技术也日益得到重视，并且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水利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的“长江防洪模型建设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研究项目曾荣获2015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这个项目所取得的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和《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治理规划》(2013年)等十余项流域规划的编制与修编中得到应用;为长江防洪调度与决策、长江中下游河道与航道治理、流域水行政管理等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

　　科学预警 实时监测

　　及时获取信息，提前了解趋势，准备才能更充分，应对才能更从容。从会商研判到决策指挥，从预报预警到信息共享，从精准定位到实时监控，相较于过去，长江防汛的重点环节和部位都得以升级完善。

　　八百里洞庭出水口道的城陵矶水文站，已经超过百岁，而这座水文站肩负着持续监测着洞庭湖及长江干流的水情变化的重任，是反映长江汛情的“晴雨表”。在这里已经干了25年水文测报工作的彭艳明介绍：“1998年那时候，测流一次大概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汛情紧急时候一天测两次，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然而现在，城陵矶水文站运用ADCP(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测流操作，整个过程只需大约半个小时，测流的数据瞬间就能同步显示在长江防总和国家防总值班室的大屏幕上。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徐少军回忆，1998年汛期，报汛用得最多的是“打电报”。“每天报三次，早上8点、下午2点、晚上8点，水位流量靠的是人跑过去测，然后回来用电报传输。”如今人人都有手机，指挥、调度、协调、沟通快捷。更为重要的是，长江流域所有的水雨情监测都实现了自动化，依靠现代化的监测站点和设备，自动报汛。

　　现代通信和监测手段的运用，已使长江流域汛情监控系统发展到了“当年不可想象”的地步。长江上游实行联合调度的水库与长江防总之间已建成了网络专线，可实现信息的推送、交换和共享。现在，20分钟以内，全流域所有报汛站点的信息可汇集到长江防总，30分钟以内可报至国家防总。事实上，很多信息10分钟之内就到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不仅为防汛指挥决策提供支撑，也提升了防汛的信息化水平，使工作更高效，行动更有力。如今，大到卫星云图、工程布局，中到水利工程运行状况、实时水情，小到闸门启闭、道路积水情况等等，长江防总指挥部都能洞察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气象水文预报预测技术的大幅提升，提升了预报精度、准度。同时，指挥体系建设、防汛预案设置等，都比18年前完善了许多。这些非工程体系建设，织就了一张全面、专业、快速、灵活的防洪体系保障网络。

　　抗洪先需加强湿地保护

　　尽管洪水属于气象灾害，但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土地用途的改变以及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对洪水易发区进行的开发，特别是湿地的减少，都使得洪水的风险和危害性不断提高。

　　著名生态学家、复旦大学陈家宽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年入夏以来的大降雨多集中在长江以北，这种特点与1998年有很大不同，主要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降雨区北移，而且强度发生变化，使得降雨量波动剧烈，暴雨发生概率大幅度增加，今年的降雨量仅次于1954年。陈教授认为，这种降雨特征将会是一个常态，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对长江洪水的这个引发趋势引起重视。

　　陈家宽教授还表示，长江洪水频发，流域湿地面积的减少，纳洪作用大大削弱是一大原因。建国后，大量湖泊雨与江河被人工堤坝阻隔，填湖造田和近年来的房地产开发都使得湿地面积造成了大量减少。比如千湖之省的湖北，如今只有300多个湖泊;洪湖的面积也已经由解放初期的120万亩缩减到如今的50万亩。

　　有资料显示，长江流域湿地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性扭转。相较于上世纪50年代，长江中游70%的湿地已经消失。没有了湿地的纳洪作用，洪水就必然毫无缓冲可言，洪灾也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

　　不得不提及的一个遗憾消息是：中国湿地面积8亿亩的红线或将被突破。国家林业局、中科院等部门和机构的监测还显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已经损失了53%的温带滨海湿地。过半的湿地成为光鲜的城市或者肥沃的良田之后，也就失去了强大的泄洪功能。一旦遇到同等的降雨量，那么必然面临着双倍的压力。

　　陈家宽教授呼吁，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离不开完善的机制保障，不能基于短视的经济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围垦和建设，进行掠夺性开发，导致“地球之肾”千疮百孔。长江经济带的保护和在此基础上科学的开发，比抗洪手段进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