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右边，戴帽子、手持标语者为陈映真，这是1957年读高中时，他为刘自然被美军官枪杀事件，至美国使馆前抗议。(徐宗懋提供/图)

　　台湾师范大学庆祝七十周年校庆，特地举办“经典七十”计划，列出七十本古今中外经典，还为高中生举办了会考。结果台湾学界大哗，特别是大学教授，纷纷惊叹说：“那些书我们都没读全啊，你怎么叫高中生去读，还会考!”

　　于是许多人开始讨论说该不该读经典?什么叫经典?如何阅读经典?批判经典?甚至超越经典?

　　受邀请去参加座谈的我，很诚实的谈了自己读经典数十年的感受。

　　供桌上的橘子

　　经典像供桌上的橘子，又大又红，高高在上，看着漂亮，它是属于知识之神的。可我们不一定想去吃它。

　　每个人的家里都会供着这样那样的几个大橘子：《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追忆似水年华》《资本论》《国富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三大批判”、黑格尔的《美学》以及《资治通鉴》《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之类的。

　　仿佛橘子供着，神就在了，心就安了，也不管它会不会带你去看到神。

　　要说都不想吃橘子也不对。有时候有需要了，掰几瓣来吃吃也不错。像是谁在某一本书里提到了某书某段落，桌上有书，翻几页来参考查证一下。可惜大部分的时候，你查不到出处，再细看一下，会发觉原文的意思跟他说的不大一样。

　　没办法，读书是人各有所悟嘛!

　　或者写文章得引用权威人士的句子，抄几行经典来用用;或者你想糊弄人的时候可以引用某大师的一本书，最好是德国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体系庞杂，理论艰深，很少人看得懂，看得全。或者某些句子很长、佶屈聱牙的独家论述，近乎符咒。这些都是引用时可以保身又不露破绽的“橘子瓣”。

　　有些人还喜欢引用那种“翻译得很不好，连翻译者可能都没读懂，把它的中文翻回外文可能更好理解”的文字，或者一直用“后这个主义”“后那个主义”的符咒拼拼贴贴，就更容易唬得人一愣一愣的。看不懂符咒，批评家当然闭嘴。

　　后来文青又流行解构主义，如罗兰·巴特、德里达、福柯等，总要跟上经典的流行趋势才行。

　　什么?经典也讲流行?

　　是的。水果都分四季，供桌上的经典不分季节，行吗?

　　所以说，橘子供久了，总是要吃掉的。

　　就像小时候祖母从供桌上拿下拜了很久的橘子，都老了，快干了，每个小孩子一人一瓣，说：“拜过神的，有吃有保庇。”

　　经典或许如是。如是乎?

　　大补帖

　　所有大人物开出的必读经典，一般都以百本计，都像营养学医生的药单。营养全面，有益健康，药材珍贵，古今食补大全，顾及内外经络骨骼。

　　把人生必读经典开成知识大补帖。

　　但人生活着，谁需要天天吃大补啊?

　　青春期吃几帖转骨药，中年吃几次壮阳药，老年吃几盅人参气血汤，除此，你还真需要那么多大补吗?

　　就像没有人吃过所有大补帖一样，不能太相信那些开出经典书单的人，他们不一定都有阅读过。经典书单最大作用是开给书店张贴用的，好吸引人来买书。

　　好像那些到处张贴的强精补肾广告一样，看久了，你老觉得自己不买一定会肾亏。你看那些书单，就觉得自己脑质有点虚了，遂存着“要不买几帖补一下也好”的心理，就买几本经典，回家先翻几下，看看序文，好一点的看完总论，不久就在供桌上供着了。

　　没错，我就不太相信真有人听了补肾的广告，把那种补药真吃完了，那不得病才怪。

　　床头书

　　所有吃过正式酒席的人都知道。不管京鲁浙川粤等菜色，酒席大菜的高级食材无非那些，只是口味辣甜淡浓有异，吃多了挺无趣的。人们真正爱吃，可以天天吃，日日吃的，还是地方小吃。

　　当令食材，新鲜品味，野生有趣。

　　这种“小吃类”的书，就是你我的床头书。读累便睡，以书为枕，春梦无边。

　　《纽约时报》有一系列访问，专门写作家、摇滚乐手的床头书。有趣的是他们常说的，不少是近代流行过的，例如《简·爱》、爱伦·坡等。当然，也有诗集、幽情、科幻、悬疑等，每个人各有偏食。

　　这是正常的，人不偏食不是人。不过，我也不全然相信那种床头书单，因为没有人说他在读《五十道阴影》《金瓶梅》等，这是真的吗?世道果真如此光明，怎么可能变成这样情欲黯黑?

　　床头书不会有经典。少有人会在床上读康德，读黑格尔美学。原因可能与内容艰深难懂无关，而是因为大多数是精装书，做枕头太硬了。

　　但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或者《红楼梦》倒是不错。也许你看了好几个晚上，已经做了好几次的春梦，盖尔芒特夫人的美妆和林黛玉的眉毛都还没画完呢。

　　那书的描写是如此细致、悠长、美好，岁月静静流动，每一个时刻都是永恒，在慢动作的凝视下，那书，让我们重新注视生命的时光，就算一生都读不完，也没关系，夜夜顺着书滑下去，进入梦般的书中之境，也很幸福。

　　最容易透露一个人内心的，不是案头书，而是床头书，道理在此。如果道行够高，你还可以看见他的梦境。

　　禁忌与报应

　　经典有神，你要拜，也得有些禁忌。不信邪的，以后都会有报应。

　　胡适年轻时提倡白话文，要打倒封建传统，后来成了整理国故最热血的人。从中国哲学史到禅宗，再到《红楼梦》《水经注》，一本比一本离奇，但在学问上却非常不容易，每一个研究都有所开创。算是有造反有报应，还了他批判老经典造的业。

　　我高中时特别叛逆，教科书说的，偏偏不信，只爱读课外书、禁书。尤其反感者，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那些以论孟中庸大学为本的课文，既保守又封建，简直就是维护既有权威、保皇忠君爱国、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的旧脑袋。

　　我一边上课，听老师摇头晃脑念古文，内心反抗难平，就在书的空白处写起了批判。为了批判课文，我当然得多读一些书，并且把那课文思路搞清楚，找到其矛盾与虚弱处，才能下手批评。所以就去看了胡适文存、殷海光文集、文星杂志、中西文化论战等等，做知识观点的准备。上那些课，像和课本打笔仗。一堂课下来，要写上洋洋洒洒几百字有针对性的批判文，也真是够忙的。

　　经典真爱跟我开玩笑，我愈是用心看它骂它批它研究它，偏偏就记得愈牢。大学联考时，我竟因此拿了高分。可是这种批判，却好像我欠了中华传统文化一笔似的，我考上了大学，读的竟然是中文系。这还不打紧，五十岁之后，最大的一个债权人来了。我竟然去接了“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那个单位，过去叫做“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我不仅要来尽一点“复兴”之责，还用七年时间，编了上千万字的《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也算有还了一点欠经典的道义。

　　这正应了古人说的：“江湖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就这个道理。

　　经典有神，报应不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然而，天罚我读经典，有如罚吃大补汤，不亦快哉。

　　什么时代读什么书

　　经典也是有时代性的。什么时代读什么书，理所该然。

　　台湾的经典是与时俱进的。1950年代，美国新闻处在台湾发行一些美国文学书，举凡海明威《老人与海》、菲茨杰拉德《大亨小传》、梭罗《湖滨散记》(大陆译《瓦尔登湖》)等，由美出钱，以“今日世界”出版社名义出版，推广美国文化。1950年代张爱玲需要钱，也曾为之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鹿苑长春》，赚一点稿费。

　　1960年代，以白先勇、王文兴等台大的一辈人开始办《现代文学》杂志，翻译之风大盛，现代主义的作家诗人、存在主义思想家等都被引介进来，包括卡夫卡、尼采、叔本华、艾略特等，成为当时文青的必读。

　　那时的经典，是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作品。

　　1970年代，开始推动加工出口型工业，农村的孩子大量进入工厂，特别是纺织业大盛，女工大增，于是琼瑶、金杏枝、禹其民等言情小说大为畅销，通过租书店广为流通。

　　但真正对当时文青起到最大作用的，还是成立于1967年的志文出版社。它的翻译名著不少，有些是1949年之前的经典译本，有些是由当时著名教授依其大学用书之需要，找学生加以翻译;有些是文学界的世界名著，特别加以翻译。这对介绍欧美经典确实起到推广阅读的作用，特别是在1970至1980年代，志文的世界名著翻译几乎是文青必备。

　　然而，经典阅读也是有局限的，那就是台湾的右翼反共政策，使得许多作品很难引进，更不必说欧美风行一时的略带激进色彩的新左派作家了。有一阵子，自由派经典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还是无法出版的禁忌，后来才予以开放了。

　　而欧洲二战后的各种学术领域：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都是在1980年代后期，解严前后，台湾社会运动兴起，才陆续以新思潮的方式引进台湾，但离他们的作品之翻译出版，还有一段距离。当时一些新左派的名著如路易·阿尔都塞的还是透过学生以地下出版物的方式，在校园之间，以读书会的形式流通，才逐渐风行开来。而站在冷战时代台湾对立面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书与经典作品，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论帝国主义以及马尔库塞、伊格尔顿等人的经典，基本上是靠着地下出版物在流通的。

　　所以说，1980年代后期的经典阅读是从地下开始，才有更开放的空间。

　　解严之后，禁忌解除，阅读之风大开，于是前述的地下出版物逐一走到地上，最鲜明的例证是马克思《资本论》是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它意味着经典的全面解禁已经来临。

　　所以有老出版人就称1990年代的台湾，是阅读与出版的“黄金十年”。所有想读而未读、应读而禁忌、想悄悄看而未能一睹真面目的情色作品，一一出现。全本《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只是小意思，还有萨德、日本浮世绘情色绘本、同志文学漫画都现了身。

　　那是阅读无禁区的时代，也是经典阅读的“补课年代”，我们把许多想读而未读的书，一一购入书架上，坐拥书城，才开始摸到一点“阅读世界观”的边。虽然，不一定都有阅读完，知识也不完整，但那种拥有少年时代想读的禁书、想偷偷看的禁忌、看得比较全面的知识满足感，还是让人很是快活。

　　左脑袋，右脑袋

　　阅读需要世界观，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局限。

　　台湾在冷战时代属于资本主义阵营，没有出版自由，举凡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的作家作品、译作、艺术等，都不许出版，所以鲁迅、巴金、沈从文、丁玲等都在禁止之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再经典也没用。能够允许阅读的是被检查过的书，特别在1950年代是反共文艺为主。那时代你要敢读马克思、列宁或三十年代大陆作家的小说，被抓到是要坐牢的。

　　其后陆续开放的还是较右派的传统经典，等到1990年代解严后才自由开放。所以台湾读者最熟知的知识系统，还是以资本主义阵营的经典为主。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制约着台湾的读书人。像台湾师范大学所列出的七十本经典书，还是不免受限于戒严时代的意识形态，不脱欧美系统。而对于拉丁美洲、非洲、印度等古文明，几乎无所涉猎。

　　像奥巴马去中南美洲访问时，查韦斯送他的那一本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就非常重要，影响拉美局势深远，但在台湾不被注意。

　　这就是阅读世界观的差别。

　　认知到自己的阅读有世界观的局限，会让人学得谦卑一点，知道自己的不足，总是像个学生一样，右摸摸，左找找;让我们不至于以为自己拥有真理，而懂得尊重另一种领域，另一个世界的知识。

　　偏食者

　　经典阅读讲究全面，但好的阅读恰恰需要偏食。

　　所有经典都有各自的领域。文学、哲学、社会、经济、物理、天文等，都有它的经典必读。但人不可能全知全能，偏食乃是必然。

　　偏食者如同偏好某一种菜系的人，总有几道是经典，你不能不吃。唯有偏食才能进入食物的不同境界。爱文学的人，无法绕过希腊史诗、莎士比亚、但丁等等，爱中国文学的人，绕不过李白杜甫红楼梦。即使只是文学作品，豪放与婉约，缠绵与潇洒，内敛与放纵，文学才情不同，作品风格迥异，自然要有偏食的。

　　人不偏食，等于没有品味，文学无偏爱，就没有真性情。

　　读经典而无所偏爱，那就没有人味了。

　　有人问我，如果要推荐台湾必读经典，会推谁?我回答，在台湾是陈映真，他从1960年代的现代文学开始的小说创作，到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1980年代的《人间》杂志，和“鬼影子知识分子”论战，都是对台湾社会影响深远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文字精准细致，深情动人，不仅是最佳的学习文本，背后更有思想的底蕴。

　　不过，我曾问过陈映真，他受到影响最深的作家是谁?他明言，是鲁迅。鲁迅的文字准确如玉，锐利如刀，内涵深刻，深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但更重要的是，他文中的独立思想与硬朗骨气，是一种生命的典范。这是读经典的时候，最该学习的精神。

　　岁月这一本书

　　最难懂经典的是岁月这一本书。

　　岁月慢慢教会我们如何安静去倾听，温柔去了解别人的心，也教会我们进入经典的核心。

　　1992年我采访长江三峡的时候，正是青壮时代，满怀改革和奉献的理想，彻夜不眠，读了好几百页的三峡工程研究报告，整夜和三峡建坝设计的工程师杨振声辩论，直到整个采访行程快结束了，我们变成好朋友，工程师说，此生自年轻时候就希望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生命，才去学习土木工程，最大愿望就是为国家建设一个大坝，好让后世子孙永享太平。

　　说到如此的内心世界，我和他的三峡争论已经没什么好说了。我再有大力也无法打消他此生的大梦。各自梦着自己的梦吧。

　　2014年冬，我采访白先勇，他谈起青年时代也以孙中山建国大纲为信念，想为建设祖国做奉献，于是去读成功大学土木系，为的就是学成后希望有一天，可以建设长江三峡大坝。后来是因为读不出兴趣来，才转而回头读最爱的文学。幸好他没读出兴趣，才有一个一流小说家的诞生。否则这世界只多了一个平凡的三峡工程师而已。

　　隔了二十几年岁月，透过白先勇的故事，我才了解一个跨越孙中山、毛泽东到当代工程师的跨世代“世纪之梦”。他们眼见中国的贫困破败，受尽欺辱，梦想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心，是如此感性激情。然而那梦的正确与否，会不会带来生态浩劫，那正是我这一个怀抱永续生态观念的异乡人，一再忧心的。

　　岁月教我读懂中国百年的“世纪之梦”，也读懂一个时代的忧时爱国之心。以后读鲁迅、沈从文、胡适等近代文学思想之书，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岁月也教我们懂得穿透表面，进入更核心、更宽广的思考。

　　孔子在春秋时代，明明列强已经称霸一方，周天子根本谁也管不动，可偏偏孔子还一直呼吁要尊王，拥护周天子。他的名言是“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在乱世中，还呼吁要尊重体制。

　　年少时代的自己，总是非常不屑这种形式化的文化仪节，觉得这是孔家的伪善。

　　等到美国攻打了伊拉克，我才忽然明白孔子尊周天子的道理。美国攻打伊拉克，各国都无法阻止。坦白说，美国已经撕破了脸，视联合国为无物，穷兵黩武，要打那就打那，谁也没办法。但因为联合国的存在，世界还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规范，即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这个还勉强被承认的“共主”，所以还有一点最后的底限、框架，出来谴责美国，否则，世界将变成流氓国家的战场。

　　那时我忽然明白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尊周天子的用意。他明知周天子无用，也无力停止诸侯强权之间的攻伐，春秋五霸，谁曾听了周天子的劝?这样的周王朝早早废了，还可以早一点让世界面对战争残酷的真实。但孔子却提倡维护周天子，努力维系一个权威中心，让诸侯之间有一点最后的“规矩”。虽然是如此虚弱无力，至少还保留着一个是非价值观，让血腥战伐不至于太肆无忌惮地杀下去。这和联合国在当今的作用，非常的相似。

　　联合国所立的诸种人权公约、环境公约、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等，在战火肆虐的地方，根本不起作用。它只是写给文明人看的“好人条款”，对强权和恐怖主义国家，一无用处。但即使是如此，它仍为这个混乱的世界树立一道量尺，让人知道文明的边界在那里，让人知道把千年佛像炸成尘土的行为是可耻的，把人变成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在欧洲的边界海岸沉没死亡，这是无法为人类文明所容忍的恶行。

　　因为联合国的无力却勉强维护一个价值秩序，我才真正了解了孔子的无奈与用心良苦。从17岁时的批判孔老夫子，到四十几岁才比较了解孔子的想法，这三十年岁月，教会了我谦卑，才稍稍进入经典与大师的用心。

　　岁月，终究是最艰深而动人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