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或其它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

　　两种政治：治人与治水

　　中国人所说的政治，从知识考古学的意义上推究，与西文中的politics有相当距离。

　　据《布卢姆斯伯里英语词源词典》，英语的politics一词出于希腊词ta politika，意思为管理市民、国家事物。politika又是从词根polites派生出来的，后者指市民。由于古希腊的国家以城邦社会为特征，所以管理和统治城邦的市民就是最基本的国事。从这一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写出了他那名垂千古的《政治学》大著，并留下了关于“人是政治动物”的格言。

　　城邦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构成的，市民社会中难免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政治学作为“政治家的学术”，就这样在一开始便建立在人际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

　　今日中国人对“政治”一词的理解，以通行最广的工具书《辞海》为代表，可以说几乎全盘西化了。该书的解说如下：

　　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实质是一定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上古汉语中很早就有“政治”两字连用的例子，但仅用来表示政事得到治理，并没有合成专用名词的意思。《尚书·毕命》云：“道洽政治，泽润生命。”孔传：“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泽惠施，乃浸润生民。”贾谊《新书·大政下》：“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勤之。”这些语境中的“政治”，实指“政被治”。“政”是名词，“治”用为动词的被动形态。两字也可分开来用，词性看得更明白。如《韩非子·五蠹》：“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者也。”

　　其实中国的“政治”与西方不同，这只要看看中央电视台《决胜》就会略有了解：8月大洪峰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深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公开宣布把水患当作举国上下当前的头等大事。那几个镜头虽然稍纵即逝，但毕竟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最接近中国特色“政治”本义的政治。

　　不论是古人的礼治与法治之争，还是今人的人治与法治之辨，一旦面对更为根本的“水治”危机，都难免立即退居次要地位。

　　在我们的汉字中，“治水”的“治”字和“治国”的“治”竟是同一个字。当然还有一大批由“治”字为根组成的合成词，如治病、治人、治身、治心、治世、治安、治田、治理、治学、治经，等等，几乎多不胜举。如果有人要问所有这么多“治”的意思究竟是怎样派生引申出来的，到底哪一个意思在先，哪一个在后，那么只要看看这个字的三点水偏旁就可以豁然明白了。治水才是“治”字由来的本义吧!

　　与“治”相对的反义词是“乱”。古人云：水横行逆行曰乱。所谓逆行，就是指没有顺着河道所规定的方向正常运行。而一旦水流漫出河道，其泛滥之势也就是“乱”的直接表现。由水的正常运行来代表秩序状态，于是有了作为名词的“治”，以及“大治”等合成词;由水的非正常运行来表示无序的或失序的状态，于是有了“乱”、“大乱”等比喻措辞。古神话讲到补天大神女娲确立宇宙秩序之前的状态，有“水浩洋而不息”的说法，这正是对“乱”的惯用说明。《释名·释言语》：“乱，浑也。”这个从水的“浑”字又写作“混”，常在神话叙述中用来描绘开辟之先的浑茫无序的原始大水状态。如《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治乱”作为合成词又可以同“兴衰”连用，这就是治乱兴衰之说的产生。其中当然包含着治则兴、乱则衰的对应因果关系，更包含着从自然秩序到社会秩序的类比推理。既然不按照河道规定的路径流动的水叫逆行之水——“乱”，那么敢于倒行逆施的臣子当然要被视为“逆臣”了。站在正统立场上的儒书编撰者还依据权力话语的“讨逆”逻辑，炮制出更为激烈的骂词“乱臣贼子”之类，对一切犯上行为加以刻毒的诅咒。《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意思是说，孔子在编年史《春秋》的编撰中突出体现褒贬分明的叙述原则，让一切叛逆之人感到恐惧。

　　“治”的原初蕴涵也许不是指用人力去战胜洪水，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整重构，达到人水的和谐和均衡状态。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法。

　　治乱辩证法

　　“治”与“乱”既有相对的一面，又有相通和相互转化的一面。由此构成了古汉语中非常微妙的“反训”现象，让今人和外国人往往摸不着头绪。比如古代颇具权威性的几部字典《说文解字》和《尔雅》、《玉篇》等，都用“治”或“理”来解释“乱”。古书《尚书·盘庚》的“乱政”一语，注释家也用“治”来解释。不管怎样强调训诂学的原理，这样的解释总给人一种指鹿为马、是非不分的感觉。

　　从生态政治的角度去看，疑难或许可以顿然冰释。对于人类而言，任何一种自然灾害都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再大的地震也不会持续不停，再凶猛的洪水也迟早要悄悄退去。按照祸福相倚、否极泰来的规律，由“乱”再到“治”，也不过是一步之遥。《圣经》洪水神话中的挪亚方舟，便是这种由乱到治的引渡象征。犹太教神学认为，洪水是神对人间社会罪恶的惩罚和清洗，洪水之后必然出现新的圣洁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乱”可理解为“治”的前提;“治”也就成了“乱”的结果。

　　潜藏在这个有趣的语言现象背后的是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因此，由“治国先治水”这句古训中引发出的生态政治的原理对于农业社会统治者来说，无论古今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这同亚里士多德以城邦的市民社会为基点的“政治家之学术”，显然不能混为一谈。可见由于国情的差异，中国的“政治”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政治。

　　治水为王

　　实际上，洪水与国人并不只是敌对的关系。在今人与洪水抗争和对立的表面现象背后，还潜藏着更深层的文化意蕴。比如：古人把开天辟地之前的状态设想为昏暗不明的洪荒一片，称之为“混沌”，又把我们先祖赖以立足的国土尊称为“九州”或“神州”，这都是与洪水记忆密切相关的名词。“州”字的本来意义就是“水中可居处之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洪水，何来九州?我们文明国家的最初建立就是以一场大洪水为直接契机的。

　　对于“胜者为王败者为贼”这句千古传承的政治箴言，一般都从社会斗争的胜败去理解，但用在创建我们王朝国家的第一任国王大禹开辟夏朝这一事件上，就不大合适了。只能从人与自然斗争的角度去理解。治水的成功与失败，注定了大禹和他的生父鲧在历史上完全不同的声誉：治水的胜者禹理所当然地登上社会权力的顶端，成为万民拥戴的万王之王;治水的失败者鲧却不得不面对死有余辜的厄运。

　　《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这两例由克服危机而获得权威，再进而获得权力的现象，使人们想到古希腊传说中的俄狄浦斯，他是在猜破斯芬克斯女妖的谜语之后被拥戴为国王的。洪水也好，猛兽也好，妖怪的谜语也好，这都是给人民生命造成巨大威胁的灾难之源，又是常人难以对付的危机考验，社会中哪个人能够挺身而出，克服危机，也就不言而喻地成为自然与社会秩序的恢复者，理所当然会受到公众的崇拜和拥戴。政治与生态的密切关联，在此表现得极为清晰。胜者为王的道理显然也包括战胜自然暴力，解决生态危机的一面。

　　人类学者从自然与文化的整合体着眼，政治问题就不单纯是政治学所能够范围的了。新近发达起来的生态人类学认为，在十九世纪被机械地划分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和宗教等事物，实在不能孤立起来看。就连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也是和环境及自然生态因素交织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之中的。

　　根据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任何社会都可以视为由多种力量组成的场，由不同利益所驱动的是方向和动力不同的各种向心或离心的力，它们各尽所能地在这个场中表演。它们的交互作用形成相对的平衡态，一旦某一种力获得单方面的强化，就有可能打破平衡，导致社会的解体。危机(灾害)的来临可以改变原有的力量对比，使人员、资源、财富在社会中重新配置，这有助于化解平时威胁平衡的力量冲突，让社会整体形成共度危难的合力。因而，危机的克服总是可以带来权威的巩固、社群的凝聚。在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乱”训“治”的所以然的道理。

　　文明的生态史观

　　如果有人要问：从何时起，洪水与我们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应该说，这个缘分可以上溯到北京猿人时期，甚至早到黄土高原形成之际。更新世的后期，这里的气候发生较大变化。由西北大冰川吹来的巨风，横扫戈壁沙漠，卷起滚滚黄尘向东飘落，盖满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地质学资料显示，甘陕一带的黄土层，厚度为一百三十米，而豫晋地区的黄土也至少有五六十米之厚。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曾用风神与雨神的争斗来比喻东亚地区的生态特征。黄土地是风神的杰作，但雨神则成为黄土的克星。东亚大陆西高东低的地形特征和太平洋暖湿气流造成的季节性运动，加剧了雨神的威力。每逢夏季，暴雨倾盆而降，把松散的黄土地冲刷得四分五裂。日久天长，形成大大小小的沟沟川川，汇聚为滚滚东流的江河，自古以来就注定了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必须常年面对洪水。在这里孕育出的文明从一开始就和洪水结下不解之缘，催生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循环哲理，永无穷尽地演绎着治乱兴衰的生态政治原理。

　　就这样，风神年复一年的带来黄土，雨神也年复一年地带走黄土，二神的争斗直到今天仍未停止。时不时出现的泥雨现象，便是二神之争势均力敌、难解难分的实物见证。

　　难怪，中国民间最为流行的祈祷之词不是上帝保佑，也不是佛祖开恩，而是对最具原生性的二大自然神的呼求：“风调雨顺”。

　　然而，人类的生存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水与土之间的均衡。华北的初民在这不利的环境中谋求农业的发展，需要可耕的田地。砍林开荒的结果，原有的森林消灭了，黄土丧失草木的保护，更容易随波逐流，大量流失，而雨水由于缺乏草木的容蓄，带着黄土，奔流而下。在这大自然的作用之下，奠定了中华农业文明赖以顽强生长的特殊困难的生态基础，其最大特点就是：

　　无雨便旱，多雨就涝。

　　旱灾加洪灾就这样成了千百代农人无法摆脱的循环噩梦，或者可以说就是“龙的传人”与生俱来的宿命。什么是龙?中国人为什么将这样一种莫须有的神秘动物奉为至高无上的祖神?

　　说穿了，龙就是水神，是华夏农业社会赖以生息的首要自然元素的神化。

　　夏禹商汤，唐宗宋祖，凡是在这片土地上称王称霸者，无不首先面对水的难题。夏禹面对的是滔滔洪水，商汤面对的是七年大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万变不离其宗，统治者总是围绕着水之多少的两极效应而施展其生态政治的策略，在干旱与洪涝的张力场之间穷于应付、疲于奔命。

　　传说中的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腿上的毛都磨光了。从正面讲，这是公而忘私、身先士卒精神的杰出表现，可以为今日所说的抗洪精神找到最初的根源;从反面看，这也说明了华夏文明创始者面对不利环境的艰辛与无奈，以及早期充当帝王者的责任、义务及必须付出的奉献。

　　古代中国的水患之深重，素来以黄河为最。在有史料记录的二千五百年成文历史上，黄河泛滥的次数达到四百多次。究竟有多少黄土泥沙被黄河激流带入下游，冲进大海，恐怕谁也说不清了。淤积的黄泥阻塞河道，造成泛滥和河流改道的现象，也已是屡见不鲜。仅从黄河入海口的情况看，或在河北，或在山东，或在江苏，史书中均有记载。华北平原大地上黄河故道纵横伸展，历历可数。在1911年以前的二千一百一十七年之间，发生水灾一千六百二十一次，旱灾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其频繁之程度可谓世界罕见。

　　近年来由于长江上游地区人口激增，生态破坏严重，滚滚长江也变成了黄水翻腾的泥流，从颜色上看已同黄河不相上下。淤积河床的结果便是水位抬高，水患加剧，其对华中和华东的威胁呈现为逐年递增的趋势。今年更是出现了北方黄河干涸断流，南方长江超历史大泛滥的强烈对照局面。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周王朝统治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自然力量驱使的。这种自然力来自黄土高原的环境。通常河流的水里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夏季里可能高至12%，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纪录。所以黄河经常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以古鉴今，靠天吃饭的龙之后裔，就在这种极为不利的环境之下，成就了世界上迄今寿命最长久的文明。难道应验的是“天降大任于斯人”?

　　洪水神话与现实灾难

　　1998年震惊中华大地的最突出事件是长江特大洪水。

　　灾难虽已过去，可是这场百年不遇的洪灾给十二亿各族人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沉痛记忆。灾害的规模和破坏力是空前的;数百万军民殊死抗洪的战斗也是空前的;举国上下的震动程度也是空前的。生活在这个世纪中的中国人对自然灾害的最大最深的印象，莫过于唐山大地震、长江大洪水!

　　人类生存与自然灾害间的亘古冲突给我们上了生动直观的一课，其教训之深远，上自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下至每一位失去家园或亲人的受难者，都会有铭心刻骨的效力;情感的激流渐渐平息之后，理性的思考之门必须开启：同样的灾难还会再度降临吗? 水患和治水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宿命吗?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宿命又是如何与我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探究华夏祖先时代流传下来的洪水神话，或可给出一些解答的线索，因为神话是民族最深沉的记忆和智慧之渊薮，在文字尚未发明和普及的史前时代，凝聚和负载社会信息的主要形式便是口耳相传的神话。

　　从比较神话学的立场看，洪水神话是具有世界性的主要神话类型。除了干旱缺雨的非洲外，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民族都有其分布流传的迹象。对照之下，中国上古洪水神话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简言之，就是治水型和逃生型的叙述差异与思想差异。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洪水，各族神话教给人的办法大同小异，那就是及时躲避，逃得性命。逃命的方式以《圣经》的挪亚方舟神话最有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乘葫芦、大龟、竹筏、独木舟而逃生的细节差异。但不管细节如何变换，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劫后余生的逃命主题。相形之下，只有我们汉族的洪水神话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治水主题，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抗洪救灾。鲧禹治水的传说就这样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流传最广的故事。

　　与当今的现实相参照，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以数以百万计的血肉之躯去迎战洪水的到来。可以说“治水”从大禹的时代起便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头等大事，它通过四千年的历史反复，积淀为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倔强的情结。

　　为什么中外洪水神话会有这样大的叙述差异呢?各族神话产生于神灵信仰时期，灭绝世界的洪水往往代表神意对人类实施惩罚，所以渺小的人是无法同神意相对抗的。鲧禹治水传说没有突出神人对立和惩罚的意思。洪水与人虽构成冲突，但这仅仅是较为现实的生态冲突的反映，并不体现宗教意识浓厚的神人冲突。洪水既然不代表超自然的神力，那么治理它就成了人的生存责任。可见，宗教观念淡薄、注重现实性的中国人本思想给我们民族的神话奠定了基调。

　　中国人自古就以“龙的传人”自居。民间都知道这种现实中莫须有的神秘物是水神。对“龙”这种神话生物的分析表明，治水神话的主角鲧和禹，从符号学角度看，均可还原为水生生物(鲧字从鱼会意，禹字从虫[蛇]会意)或水陆两栖生物。由水生的神性动物代表陆生的人类同大水打交道，当然要比人类自己出面有利多了。 水与土之间的张力就这样因水陆两栖生物的出场而得到调解。龙的形象也好，化身鲧禹的鱼龙也好，作为人力与神力、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调解者，体现出特色鲜明的天人合一精神。

　　叶舒宪，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