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会画，却不以画名，跟他不太熟的，更可谓知者无多;即使是一些故友，比如说黄裳，认识他近四十年，也只是在1981年后，才对他的画风，偶然有所领教。多数外人，仅听说其父擅画，却不知道汪曾祺也能画，并绘过两部图谱，一画马铃薯，一画口蘑。只不过，画成未久，就全毁了。

　　没办法，反正图谱没了。但一提旧事，他必然痛心。也不难理解，因为图谱之得，于他来说，实在并非易事。1958年补划右派，下放张家口，吃尽苦头，也吃遍马铃薯：两年不到，改造见效，竟至脱帽，却无处可去。不能吃闲饭，只得打杂;碰上单位要一套马铃薯图谱，他就衔命转至沽源，进马铃薯研究站，下田观察植株，画过花，再画叶，最后画薯块，都画完了，就手儿用牛粪火烤熟，吃掉，——品种不同，口感和味道也两样。也不知算不算夸海口，反正说到吃马铃薯，他总禁不住要说一句：“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那里集中了各地百来种马铃薯，不少甚至是“从青藏高原、大小凉山移来的”。所以，马铃薯的许多名字，他都能脱口而出：“河北、东北叫土豆，内蒙古、张家口叫山药，山西叫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除了搞农业科学的人，大概很少人叫得惯马铃薯。”

　　那一时期，同吃同住的人，有一些是马铃薯研究人员。我估摸，马铃薯七七八八的名字，他们应该有所觉察，甚至能说出子丑寅卯来。可惜汪曾祺见怪不怪，并无刨根问底之兴：马铃薯叫了山药、山药蛋，那地道的、一名薯蓣的山药，在内蒙古，张家口，还有山西，土名该叫什么?

　　我出生的小镇清化一带，就是以前的怀庆府所在，位于豫西北和晋东南的交界处，素以“怀山药”闻名。山药和山药蛋，无论形貌，还是功用，都与马铃薯迥然相异，是家乡三岁的幼童，都不会混为一谈的。

　　山药近乎四时可见，乡人并不金贵。就药效言，切片晒干，作一味中药，无可替代。家常烹饪，蒸煮烧烤，无所不宜。下锅熬粥，一如红薯和蔓菁，尤得妇孺欢心。“拔丝山药”是常见甜食，更是红白喜事，席面必备。山药蛋又小又黑，硕大者尤少，且大不过大拇指的指甲盖，除去作零嘴，似别无用场。梁实秋晚年忆旧，说北平冰糖葫芦，“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不消说，他笔下的“山药豆”，是山药蛋在古都的叫法。不过，我小时在老家，吃过的糖葫芦，都是用山楂做的，没听谁用过山药蛋，——那么一丁点儿的小玩意，串成糖葫芦，也太滑稽了吧。二十余年前，我在北京编报纸，报社在虎坊桥往南一个丁字路口，从那里往北直走，穿过珠市口西大街，不远处就是梁氏买糖葫芦的琉璃厂，慢步蹓跶过去，顶多也就刻把钟，可我打那儿的胡同口路过，却从没见过山药豆糖葫芦，也不晓得现在过年时候，地坛的新庙会上，还能不能见到。印象之中，山药蛋的来历，老北京都不会糊涂：山药蛋长在山药藤蔓上，是叶腋间生出的珠芽，——而马铃薯，或者土豆，或者我祖母惯常说的“地豆”，和山药相同，是地下块茎。有了这个常识，听到马铃薯给叫做山药，乃至山药蛋，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感觉上总是有点异样。

　　也许只能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罢。

　　汪曾祺画马铃薯前后，他西南联大的老同学何炳棣，也在美国钻研马铃薯：“遍检北美各馆所藏方志”，然后“部分地按照年代，部分地按照地区，将种植马铃薯的各省、府、州、县全都排列一过”，从65种志书中，找出马铃薯的所有俗名。我归纳了一下，发现他查出的名称虽多，却不外两类。一类跟“外洋”有关，即外国来的芋或者薯：曰阳芋，曰羊芋，曰扬芋，曰洋芋，或曰洋薯。另一类，就是根据形状，或者生长特性，予以形象化的本土命名，比如土豆、地豆、土芋、土卵，和“形有小大略如铃子”的“马铃薯”。唯一的例外，是光绪年间的《山西通志》，沿用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成说，以“阳芋”称马铃薯，强调“俗呼山药蛋”。而在古代文献里，对马铃薯的植物学描述，吴氏所作最早，也最完善：阳芋，黔、滇有之。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圆形状不一，根多白须，下结圆实，压其茎则根实繁如番薯，茎长则柔弱如蔓，盖即黄独也。疗饥救荒，贫民之储，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臛煨灼，无不宜之。叶味如豌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开花紫筩五角，间以青纹，中擎红的，绿叶一缕，亦复楚楚。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白色。闻终南山岷，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

　　但关于马铃薯的名实之辨，何氏研究亦别无新解。只是从他所引劳费尔《美洲作物的迁移：马铃薯》中，倒是不难看出，马铃薯的日本名称流变。此书作者，——何译洛佛，是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和汉学家;他的名著《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0年代出过译本，讲的就是在栽培植物以及产物的历史方面，中国给予古伊朗文明史的特别贡献。

　　劳费尔的专著，是一部马铃薯的世界传播史，在其自戕之后四年，由汉学家韦慕庭整理付梓，其中有两章专讲马铃薯在中国，以及在日本和朝鲜的移植过程。他相信，原产南美洲的马铃薯，差不多同时传入中国和日本，即在中国是万历年间(1573至1620年)，在日本是庆长时期(1596至1615年)，而且都跟从雅加达转道台湾的荷兰商人有关系。所以，日本人最初对马铃薯，有“咬吧薯”和“和蘭薯”两个称呼，——“咬吧”与“和蘭”，是雅加达(Jacatra)与荷兰(Holland)在中日两国的古称，后来衍化为“爪哇薯”或“爪哇芋”。时下通行的日语辞典中，与土豆对应的名词，一为“馬鈴薯”(ばれいしょ)，一为“ジャガイモ”，或じゃが芋(じゃがいも);后者中的ジャガ(じゃが)，正是ジャガタラ(Jacatra)的缩写。但中国的“马铃薯”，何时进入日语，且和“爪哇芋”(じゃが芋)并行不悖，于今无人能解。

　　照劳费尔之说，马铃薯初至日本，类似刚到中国，很少有人将之视作粮食，种植地域并不广泛。反倒是马铃薯白色、黄色和淡紫色的花，更受东瀛民众赞赏，是不少文人骚客吟咏的对象。歌人岛木赤彦和中村宪吉合著的《马铃薯花》，即为近代一部有名的和歌集。

　　或许是趣味不同，马铃薯花在中国并不知名，也似从不入诗。汪曾祺定为右派那一年，郭沫若趁着“大跃进”，只用十天工夫，就赶出一部诗集《百花齐放》，唱遍百种花草，——连黄瓜花和菜子花都榜上有名，马铃薯花却不在其列。至于咏及马铃薯之长短句，更为难得一见。我依稀尚记，上小学前那个早春，在家里初学识字，随了做老师的母亲，在灯下拿着报上新刊的毛主席《念奴娇·鸟儿问答》，一字一句念过：“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话说回来，绘图谱，辨草木，汪曾祺都下过真功夫，但他说只是“近似学匪派的考古”。可看他著文谈马铃薯，考证之功何在，却一点也瞧不出来。而且，他对马铃薯何时进入中国，所下结论也嫌过于马虎：“我总觉得大概是明代，和郑和下西洋有点缘分。”

　　此言若实，马铃薯入中土之时，就要提前近一百五十年，只不知他有什么依据。

　　我有时感觉，汪曾祺写散文，也近于他的画画，仿八大山人笔意，心态随便，“遣兴而已”。偶有作品出来，不管是画，是文，他都不高看，甚至戏言，“只能自己玩玩”。

　　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谦虚，通脱，——记得有一年，广东人请客，不知怎么的，我恰巧和他比邻而坐。吃到最后，一大桌人东拉西扯，闲话兴致正好，忽闻有人发问：“鱼头还有人吃吗?”

　　循声望去，只见打鱼头主意的，竟是汪曾祺。席间，他只吃菜，饮酒，听人聊天，几乎无话。

　　原来，对于吃食，“美食家”并不讲究。

　　由此推想，汪曾祺的不拘小节，实也常见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