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亲迎”，也叫“迎亲”，即新郎到女方家迎娶新娘的仪式。亲迎是《仪礼·士昏礼》：“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的最后一项礼仪，它是婚嫁“六礼”仪式中最为繁琐、最具社会展演效应和最能体现婚礼“敬慎重正”之意的环节。关于近代亲迎婚俗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33年费孝通先生的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他通过对全国15个省份207个地方志书所记载的亲迎婚俗进行整理，将文化传播论与文化功能论巧妙地糅合起来对亲迎婚俗进行分析与解释，最后绘制了近代亲迎婚俗的地理分布图，将全国划分为“亲迎区、半亲迎区和不亲迎区”三种区域。[1](P62)赵旭东、齐钊将费孝通先生有关“亲迎区、半亲迎区和不亲迎区”的论述概括为亲迎“三区论”。[2]赵良坤、库世昌从发生学角度阐释了贫富差距、天灾人祸、地形、地势和交通情况等因素对“亲迎”婚俗能否践行的影响。[3]翟婉华通过研究发现亲迎仪式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差别，天子结婚很少有亲迎仪式，士大夫阶层的亲迎仪式繁杂、隆重，多用彩舆亲迎;而贫民阶层的亲迎仪式简单，用牛、马车亲迎，甚至有的步行亲迎。[4]曲彦斌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认为古代亲迎多于晚间进行，而且“乘墨车”，亲迎者服饰以黑色为主，这种尚黑的礼俗主要出自古代抢婚之遗。[5]王玉波从性别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男娶女嫁的亲迎之礼最为繁重，典型体现出了男女不平等的特点，如《仪礼·士昏礼》中称婿为“主人”。[6]唐金培描述了亲迎婚俗的仪式展演，如迎娶当天，新郎和本家一名熟知礼数的长者(俗称“引亲”)和两位、或四位、六位不等比较漂亮的“迎女客”一起，备彩轿，张旗牌，提红灯笼，导以鼓乐，助以爆竹，前往女家迎亲。[7]李晖从民俗学角度分析了亲迎仪式中“催妆”婚俗已从新娘对父母之恩的眷恋，对青梅竹马之辈友谊的难舍，异化为了女方家从女婿身上获取钱财的手段。[8]

　　综上所述，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亲迎婚俗进行了阐述，颇有启发性。但从既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来看，很多学者往往只是在就亲迎仪式来谈亲迎。笔者调研后发现豫西地区农村以女婿为娱乐对象是亲迎仪式上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一项婚俗。此外，学者们研究亲迎时完全脱离于亲迎婚俗嵌入的村落社会价值，没有真正深入农民意义世界来研究亲迎婚俗盛行不衰的内在机制。笔者在豫西古村调研时发现，“耍女婿”是亲迎仪式过程中一直以来盛行不衰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它根植于农民生活意义世界之中，与村庄面子竞争、女方家庭在熟人社会中为人处事和女婿身份地位存在高度关联，对于维护村庄价值规范具有特殊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亲迎仪式中的“耍女婿”婚俗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亲迎仪式与熟人社会价值规范之间的关联，以便进一步拓宽亲迎婚俗文化研究的视角。

　　二、“耍女婿”的仪式展演与社会价值

　　亲迎仪式是整个婚姻缔结礼仪中，最为繁琐和隆重的一道礼仪，也是最具公开性和社会性的一环。从功能主义来说，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的“纳采、问名”可以视为“议亲”阶段;“纳吉、纳征”可以归为“定亲”阶段;而“请期、亲迎”则是“成亲”阶段。前两道程序均是以媒人为中介在两个家庭中不断“撮合”或协商来完成的，带有明显的私人属性。而亲迎仪式则是男女双方家庭公开向熟人社会宣示一桩婚事终于成功，通过亲迎仪式展演使婚姻为熟人社会所承认和接纳。用芬兰学者韦斯特马克的话说：“举行婚姻礼仪的社会目的就是要把婚姻大事公之于众。”[9](P126)在亲迎仪式中亲迎队伍规模的大小、新娘新郎的人才相貌、女方家的嫁妆、男方家呈送的彩礼以及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都将成为村落评价的对象，所以亲迎仪式具有强烈的公开性和社会性。由于区域文化差异，各地亲迎婚俗会呈现出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就豫西古村亲迎婚俗而言，在亲迎仪式中最热闹和最大的看点就是“耍女婿”，整个亲迎仪式就是以“耍女婿”为载体来彰显地域社会婚俗的文化特质。据笔者在豫西古村的调研发现，亲迎仪式中“耍女婿”婚俗深嵌于当地的村落价值规范之中，呈现出了一套自洽的婚俗文化传承模式。

　　(一)“耍女婿”婚俗的仪式展演

　　在豫西古村，闺女出嫁时“耍女婿”婚俗的历史源远流长，是当地亲迎仪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民俗活动。亲迎当天上午，当女婿的亲迎队伍到达女方家迎娶新娘时，女婿就会被新娘的嫂子弟媳、兄弟姐妹、伙伴以及街坊邻居等众人围堵在门口，有的人双手涂抹黑色的锅灰，趁女婿不留神时往其脸上抹一把，旨在警示新女婿结婚之后不能背叛新娘，不能成为被富婆包养的“小白脸”，也有使其难堪来取悦众人之意。当女婿脸被抹黑处于尴尬和混乱场面时，又有人趁机踩女婿的鞋子后跟，欲使他在众人面前“栽跟斗”出丑。当女婿通过女方家的大门时，有人会给他戴上一大顶“绿帽子”，也有人给他挂上“妻管严”的牌子。尽管女婿有亲迎队伍相助，但也要通过一番“搏斗”挤过几道人墙之后，才能进入新娘家里。此时新娘的母亲端一盆清水给女婿洗脸，这是女婿在宾客面前第一次公开称呼女方的母亲为妈妈，俗称“改口”。随后，女方家“知客”(管事)引导女婿和亲迎队伍上席就餐。在吃饭过程中，有人早就把一碗盛有多种辣味的汤摆放在女婿的席位上，由于“过门关”时被耍闹“折腾”致使女婿思绪混乱，女婿不太注意碗里盛的是什么汤，抬起碗喝汤时，往往会被辣或呛得泪水、鼻涕齐下，导致女婿在女方亲戚面前再次出丑。当筵席快要结束时，伴娘们又开始给新郎出难题，例如要求新郎去找新娘的“出嫁鞋”，鞋子一般会被藏在某个伴娘的衣服里或某个人的帽子里，如果新郎找不到就要罚喝“酸甜苦辣汤”或表演搞笑节目。还有人叫新郎唱情歌来向新娘求爱，要求唱到打动新娘的芳心时，伴娘们才允许让新娘出来见新郎。随后，有人把大门锁住，人们在门外起哄向女婿要喜糖、喜烟和红包等礼品。当女婿及其团队满足了众人各种耍闹的要求之后，人们才会让女婿把新娘从家里抱出家门，此时还会有人要求女婿抱着新娘绕花轿(花车)三圈，以此来考验女婿体力是否强劲，身体是否健康，是否能成为保护妻子和家庭的顶梁柱。最后，耍女婿的人们才准许女婿把新娘抱上花轿启程返回男方家。

　　(二)“耍女婿”婚俗的社会价值

　　1.“耍女婿”婚俗是对女婿人品的考验据当地村民说，传统时代由于父母包办婚姻，在结婚之前夫妻之间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女婿对于亲戚朋友来说，更是一个“陌生人”了。因此，亲迎仪式中耍女婿的目的在于通过“刁难”或嬉耍的方式来对女婿的性格、脾气和人品进行全面的考验。同时用耍女婿的方式来暗示妻子娘家人多势众即后台较硬，在今后的生活中，如果女婿敢欺负新娘，那么女儿的娘家人就会出面教训女婿。换句话说，女方通过耍女婿方式营造强大的“气场”，目的在于警告女婿婚后要好好珍惜新娘。村民们说，如果女婿在亲迎的大喜日子中，被众人耍闹一阵都受不了这样一点委屈，那么在今后的日子中，受最大委屈的将是新娘。在亲迎仪式中被耍的女婿，如果能够入乡随俗，面带微笑与众人互动各种嬉闹，那么他将会被女方的村落视为一个能够承得住“大气”的好男人，在未来家庭经营中，哪怕家庭遇到什么挫折，他应该能够保持乐观且泰然处之，这样性格开朗的女婿常常被村民们称赞为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好男人。相反，如果女婿被耍弄一下就发脾气，那么他就会被女方家的人贴上不善解人意和“小气”的社会标签。用豫西古村农民的话说：“如果在耍女婿时村民发现女婿人品较差，今后他来往庄上被狗追咬时，很少有人会愿意出来帮忙打狗的。”

　　2.“耍女婿”是对女方父母是否会“为人”的检验

　　众所周知，华北的村庄往往是由多姓杂居形成的关系共同体而非血缘共同体，村落中既有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自己人圈子”，也有以地缘为基础形成的熟人社会的圈子。在这样多姓杂居的村落共同体中，经过长期的生活磨合，会内生出一套强烈的地方性共识来评判人们的生活，处于村落社会面子竞争压力之下的每个家庭都要按照村庄价值评判标准来行事，否则父母就会被村落贴上不会“来事”的社会标签。按照当地农民的说法：“自己过日子，既要料理好家务事，也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在子女婚姻大事上，操办的规模、档次以及热闹程度皆要尽量符合地方性价值评价的要求，因为这是自己向熟人社会展示家庭形象的关键时候，不能把事情办得让村民瞧不起。如果一个家庭在打发闺女时的亲迎仪式显得冷冷清清，说明女方的父母在生活中得罪过太多的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那么嫁女儿就不会有人愿意来“捧场子”，这在面子竞争激烈的华北农村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例如古村的任某，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破坏了华北村庄强烈的“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熟人社会的地方性共识，在过日子中他不讲情面，经常喜欢占别人的便宜，得罪了左邻右舍，村民们就以遮遮掩掩的方式与任某家相处。2010年，任某大女儿出嫁时，他很清楚不会有人愿意在亲迎仪式上耍自己的女婿。为了避免女儿出嫁时亲迎仪式显得冷清而丢面子，任某在亲迎仪式的前几天暗中花钱请了十几个人在亲迎仪式当天“耍女婿”，以此来挽回村民嘲笑自己在村落中不会“为人处事”的面子。而与此相反，同村的李龙泉是庄里的“知客”，他为村民们办理了很多红白喜事，他这样的“文化精英”为村民们所敬重。2008年他嫁女儿时办了80桌酒席，据说他的闺女出嫁时耍女婿是庄里最热闹的亲迎之一。村民们说李龙泉打发闺女时耍女婿之所以非常热闹，主要是其在庄里很会为人处事，人缘很广，邻居们才会给足他家的面子来热闹他女儿的婚礼。

　　3.“耍女婿”婚俗规训村民遵守地方性价值规范

　　笔者在豫西古村调研时还发现，“耍女婿”的行为各方都要遵循地方性传统习俗。就女婿来说，“耍女婿”实际上是妻子所在的熟人社会对他性格、脾气和人格的一次综合考验，如果女婿不配合，那么他就会被村民们视为是一个不能入乡随俗的人。“耍女婿”的目的在于使女婿明白娶妻不易，结婚之后夫妻要互敬互爱共同来完成“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宗族绵延的宗教性使命，要求女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在亲迎仪式中耍女婿时女方家往往会安排两个强壮的兄弟保护新娘，旨在警示女婿不能欺负新娘，否则新娘家兄弟们将会出头对女婿强烈报复。同样，对于女方的家庭来说，女方的父母也要把握“耍女婿”的度，不能破坏迎亲婚俗“不过午”的地方习俗，即亲迎队伍必须掐在12点之前启程返回的吉祥时辰。如果因“耍女婿”耽误了女婿亲迎返回的吉利时辰，那么女方的父母就会被村民嘲笑不明事理。如果“耍女婿”时，人们索要女婿的财物过多，女方父母不会圆场，引起双方发生纠纷破坏了亲迎的喜庆气氛，村民们也会嘲笑女方的父母不懂人情世故。同样，耍女婿的人也不能“耍过火”，要重在娱乐，而不是为了从女婿身上索取钱财，不能漫天要价让女婿陷入尴尬境地，否则“耍女婿”的人就会被村民们鄙视为“赖人”。简言之，“耍女婿”婚俗中所牵涉的各方都要遵守地方性共识，不能破坏地方性价值规范，否则将会遭到村落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

　　三、村庄规范与“耍女婿”婚俗的嬗变

　　(一)从价值性向工具性异化

　　传统时期豫西古村亲迎仪式的“耍女婿”旨在图个喜庆，烘托亲迎仪式的热闹气氛，其初衷是让女婿明白娶个媳妇不容易，具有明显的娱乐性和规训作用。父母把女儿抚养成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除了让女婿按照地方习俗呈送一定的聘礼之外，由于街坊邻居也是看着新娘长大的，也存在深厚的情感，当闺女出嫁时，邻居们同样要“忍痛割爱”让其离开熟人社会。据当地村民说，“耍女婿”可以让闺女的家人及其亲朋好友在娱乐活动中，忘掉女儿出嫁时因亲情割裂所带来的伤痛。“耍女婿”时除了向女婿索要喜糖、喜烟和喜酒之外，如果女婿的家庭经济条件宽裕，人们还会适当让女婿“破费”一点，请戏班子来唱戏或请人放广场电影。可见，传统时代亲迎仪式中耍女婿带有明显的娱乐价值取向，并且耍女婿过程中女婿送出的财物“见者有份”，人人都能够分享到整个亲迎仪式中的喜庆。换句话说，在传统时代豫西地区亲迎仪式中的耍女婿婚俗，个体的价值诉求受到村庄共同体强烈地方性价值规范的抑制，整个耍女婿活动彰显出了较为明显的集体娱乐性和价值性。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现在人们耍女婿已经不是纯粹为了娱乐和烘托婚礼的热闹气氛，而是以耍女婿来索取一定的钱财。如2005年古村魏某的女儿出嫁时，亲迎仪式上“耍女婿”的人和新郎都有自己的“谈判”团队。据说最初“耍女婿”的人提出要5000元作为“彩头”，而女婿一方的“团队”与对方经过激烈的“谈判”，最终以4488元(意为“事事发发”)满足了“耍”的一方所提出的要求。当笔者问及魏某，耍女婿的人向其女婿索要的4488元是如何处理的?魏某回答：“他们为了顾及面子，拿出500元买烟、买糖发给在场观众，剩下的钱就是耍女婿的10多个人平分了。”从这一“耍女婿”案例的描述可以看出，近年来豫西地区农村耍女婿的社会价值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亲迎仪式上“耍女婿”的婚俗形式仍被恪守，但是其价值性已经被异化为了索取女婿钱财。如前所述，过去“耍女婿”更多的是向女婿索要喜糖、喜烟以及戏弄女婿出丑为主来取悦宾客;哪怕让女婿破费，也要用来当晚请戏班子唱戏或放广场电影，因此，耍女婿婚俗具有集体分享喜悦和娱乐性的价值取向。然而当下“耍女婿”的人们已不再对如何让女婿在众人面前出丑感兴趣，而是在乎如何让女婿出更多的钱;并且这一过程中让女婿“破费”的钱主要流入了少数人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古村“耍女婿”隐藏着相互“报复”的现象，如果自己的女婿在亲迎仪式耍女婿时被别人狠狠地“宰”过，那么自己也会寻机去“宰”他人的女婿，否则就会感觉自己的女婿白白吃亏了。因此，亲迎仪式上耍女婿从过去纯粹的婚俗娱乐活动异化成为了相互索取对方女婿的钱财。据当地农民说，“由于存在相互报复索取女婿钱财，当下耍女婿的市场要价已经高达万元以上了”。

　　(二)“耍女婿”成为炫富和社会分层的仪式

　　豫西古村农民们说亲迎仪式有两大看点：女婿的车队是否豪华和女婿是否“真阔气”。如豫西古村孙某的女婿是私人企业老板，拥有千万资产，2007年孙某的女婿来亲迎他的小闺女时，村民们知道孙某的女婿是老板，想借“耍女婿”之机来“宰”他一次，也想通过耍女婿来验证“越有钱人是否越抠门”的道理。当孙某女婿的40辆豪华车队来亲迎时，人们就开始向女婿索取结婚礼物，但其女婿确实有备而来准备好了各种小礼品，他让亲迎队伍把喜糖、喜烟甚至小红包撒向众人。当耍女婿达到高潮时，耍女婿的一方提出要50条云烟作为大家的“彩头”，旨在想沾女婿的一点喜气。孙某的女婿立即满口答应50条烟的要求，并且很豪爽地向村民说一生只结婚一次，也只有一次向亲朋好友们表示感谢，自己再多加16条云烟，让大家图个吉利都能够“66”大顺，最后女婿把66条云烟按当时的市场价折算成1.32万元现金给了耍女婿的人们。为此，人们认为孙某的女婿真是一个很“阔气”的人，当场就给他取了一个“云烟女婿”的绰号。可见，在亲迎仪式中耍女婿婚俗为有经济实力的女婿在女方村落中赢得了社会面子，也成为了女方在熟人社会中炫富和社会分层的重要仪式，更重要的是它“区隔”了村庄经济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社会地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士大夫及富者借亲迎以示其社会身份之高贵，必设法保持此俗，故务求其繁费难举，使贫者不能效尤”。[10]

　　(三)村落规范式微与“耍女婿”价值异化的逻辑

　　亲迎仪式上“耍女婿”的民俗活动深嵌于村落场域之中，受到村庄价值规范的影响。在传统时代村落不仅是一个熟人社会，而且也是相对封闭集生活、价值再生产和娱乐于一体的场域。村民在红白喜事中的行为价值取向都会受到村落共同体价值规范的强烈影响，每个家庭都需要通过人情往来积极建构和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使自己的家庭融入村庄共同体，并以此获得农村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在传统村落强烈的价值规范之下，一旦自己在熟人社会中不会为人，就会遭受村庄价值规范的强烈排斥。当这些家庭遇到婚丧喜事时，一般不会有人来帮忙或凑热闹，而这对豫西农民家庭来说是极其丢面子的事情。因此，在传统亲迎仪式中“耍女婿”的各方都不能违背村落的价值规范，否则将会遭受村庄舆论的强烈压力。如前所述，在耍女婿民俗活动中女方父母要学会“圆场”，不能因“耍过头”引起双方纠纷破坏了亲迎仪式的喜庆，耍女婿的人也不能破坏“不过午”的地方性规范，女婿要入乡随俗积极配合耍闹活动而且不能发脾气，否则就会被村民贴上人品极差的社会标签。由于传统村落价值规制人们的行为，被卷入耍女婿民俗活动中的各方都必须在地方性价值规范内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样在传统时代耍女婿就能够起到维系村庄价值规范的作用。

　　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市场经济席卷农村以来，农民家庭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即“子代务工，父代务农”的家庭经营模式。这样“生于斯，死于斯”的传统村落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侵蚀下，村庄的开放性逐渐扩大，人们过着“离土又离乡”的生活，传统的熟人社会已经变成“半熟人社会”。可是，半熟人社会的村落不再完全是农民生活意义再生产的场域。换句话说，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逐渐式微，传统村落价值规范难以对人们的行为造成舆论压力。人们评价一个人不再是以个人的性格、人品为标准，而是以个人的经济能力为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体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社会分层，有的女婿是经济能人，在亲迎仪式过程中，为了展示他是一个“阔气”的人，他会满足“耍女婿”一方的所有要求，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力及其社会地位。尤其经济精英的女婿，他可以不按照地方耍女婿的传统习俗被人耍出丑，可以用财富来消解一切让自己出丑的问题。同样耍女婿一方中一些“财大气粗”的经济能人，也会故意刁难女婿，看看他是否真的是一条“汉子”，因此就会出现各种“过五关，斩六将”的游戏来考验女婿，如果女婿难以接受这些苛刻的耍法，就会遭到村庄经济精英的嘲笑。一些经济精英之所以敢明目张胆而且毫不留情地耍闹女婿，置女婿于难堪的境地，主要也是因其家庭富裕，希望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力和赢得村庄社会的面子。

　　在村庄价值规范式微的背景之下，参加耍女婿的各方都可以不再受制于村落的社会舆论压力。哪怕自己在耍女婿过程中行为“过了头”，破坏了传统的地方性价值规范，因为在当前农民可以不再需要借助村庄传统社会资源来帮助自己完成红白喜事，一切家庭事务都可以通过市场购买服务来完成。因此，随着村庄价值规范的瓦解，耍女婿婚俗中的各方都可以不顾及村庄面子和舆论压力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这就导致了女婿可以不愿意配合被耍而在众人面前免于出丑，耍女婿的人也可以以耍女婿为由从女婿身上获得更多钱财。换言之，在村庄规范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双重影响下，耍女婿已由过去单纯的娱乐性异化为了村庄社会经济精英比拼财力或炫耀社会地位的舞台。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把亲迎仪式置于村落社会基础和农民意义世界中进行研究后，可以发现，就豫西古村亲迎婚俗而言，亲迎仪式之所以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盛行不衰，其主要原因在于“耍女婿”成为了亲迎仪式的文化载体，而耍女婿则又是对女婿人品的考验，是对女方父母在熟人社会中“为人”的检阅，是规训村民遵守地方性价值规范的重要工具。换句话说，亲迎仪式中的“耍女婿”是地方性价值规范的展演和农民意义世界的价值体现。在亲迎仪式的耍女婿过程中，个体和家庭行为都具有社会性，参与“耍女婿”仪式的多元主体行为均成为村落价值规范的评判对象，并彰显出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在“耍女婿”过程中，如果个体行为符合地方性共识，就会获得村庄赋予的面子和社会性价值。反之，违背村庄价值规范的个体将会受到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甚至被村庄边缘化。因此，传统时代亲迎中的“耍女婿”仪式承担了村庄规范秩序再生产的功能。

　　但是随着社会流动导致村庄不断开放，尤其在市场经济席卷农村之后，农民的意义世界受到了市场经济强烈的冲击和侵蚀，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弱化，传统地方性价值规范逐渐式微，村民的价值评判标准也发生了异化，经济能力成为了一个人能否拥有良好社会声誉的重要标准。这样在亲迎仪式过程中耍女婿时，一些经济精英就可以突破村庄地方性价值规范和舆论压力防线，“耍女婿”不是为了给主人家捧场而是为了能从女婿身上谋取好处。如果女婿难以满足耍女婿一方的要求，那么经济精英们就会当场嘲笑女婿无能。同样，有能力的女婿能够以货币或高档礼品来取悦女方亲属并以此来遮蔽自身的不足，同时达到炫耀自己社会身份地位和展演自己经济实力的目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日益侵入村庄社会的背景下，在村庄价值规范弱化和个体性价值增强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农村一项重要婚姻习俗的亲迎仪式已经显得日益货币化，这一仪式看似仍被恪守，但其价值却已异化为了各方以“耍女婿”来达到自己的“自利”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农民价值日益理性化的影响下，农村亲迎仪式上的“耍女婿”非但不能维系村庄价值规范，反而加速了传统村庄价值规范的瓦解。当前异化了的“耍女婿”婚俗正在塑造着一种全新的“拜金主义”和“无价值归属”的村庄价值规范。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C].载《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2]赵旭东、齐钊.地方志与风俗的区域研究——对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两篇毕业论文的分析[J].民俗研究，2012(1).

　　[3]赵良坤、库世昌.近代豫西的“亲迎”婚俗[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4]翟婉华.试论中国古代的婚姻六礼及其实质[J].兰州学刊，1991(2).

　　[5]曲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J].民俗研究，2000(2).

　　[6]王玉波.中国婚礼的产生与演变[J].历史研究，1990(4).

　　[7]唐金培.民国时期中原农村婚俗嬗变[J].寻根，2008(5).

　　[8]李晖.催妆·催妆诗·催妆词——婚仪民俗文化研究之三[J].民俗研究，2002(1).

　　[9][芬]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0]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J].社会学界，19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