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威廉·克莱因拍摄的《纽约》。

　　近日，电视剧《欢乐颂》的热播，把一个群体拉到了公众面前——城市中产阶级。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中产阶级逐步形成的三十年。由于迅速形成的不稳定性，这一阶级一直努力维护着他们与底层的边界。他们经济自由，政治冷漠，看起来光鲜亮丽，实则潜藏着危机与焦虑。“中产阶级”是一种政治身份吗?这一群体有着怎样的同质性?赖特·米尔斯的《白领》所分析的美国中产阶级，也提供给我们一个视域，来思考中国的中产阶级。

　　昨日与今日

　　城市化催生出的“白领”

　　当赖特·米尔斯在1953年出版《白领》时，白领还只是一个新概念。二战之后，一批依附于科层制铁笼的“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并且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时，那还是一个处处充满淳朴气息的“农民美国”;马歇尔在19世纪80年代访问美国时，它已经成为遍地大工厂的“工人美国”。而到了米尔斯的时代，美国进一步变为了“白领美国”。经济进步的力量有时极为惊人，往往大多数人还没醒悟过来，整个环境就变了。5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或许还包括今日的中国，就处于这样的巨变之中。

　　上一代人一定还记得报纸上把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而去年大学的入学率已经接近40%。再过两年，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就会超过2亿，真正成为社会主流。

　　过去报纸有种说法叫“九亿农民”，意思是中国还不发达，是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贫困农民构成人口主流，他们是真正的“沉默大多数”。但去年一些研究机构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中，满打满算现在也不过3.8亿农民，其中还有2.7亿是农民工正在城里打工，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只有1.1亿，他们早已不再是中国人口的主流了。

　　可以想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2亿大学生几乎不可能从事2.7亿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两者之间有着一道清晰而明确的分界线。不出意外的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最终都会转化为广义上的“白领”，即生活光鲜、收入不菲的脑力劳动者。在中国大城市里，已有半数都是这样的白领，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已经超过50%了。

　　“白领”在米尔斯的时代，还只是一个新兴的概念，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主流的一个阶层。然而米尔斯对白领属性的分析在今天看来毫不过时，展现了强大的“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所描述的工作与闲暇、社会地位与真实生活、成功模式与失败恐惧等相互牵扯的生活要素，从白领这一阶层诞生之始，就一直在统治白领脆弱的内心，至今仍然如此。这并非一时一地的特征，而是白领阶层在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下寻求生存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政治身份

　　一盘散沙还是政治上的独立阶级?

　　在米尔斯看来，白领很难在实证方面加以圈定。即使是白领群体内部，职业和社会地位差异却也是巨大的。许多同属白领群体的人们丝毫没有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关联。所以白领阶级既不像工人阶级一样易于联络组织，也不像资产阶级一样容易联盟甚至形成垄断。我们似乎只能用否定的方式来认识他们，甚至不敢把其清晰地划分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白领脱离于我们熟悉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之外，他们依附于政治，却并不属于政治的一部分。

　　米尔斯要描述白领这个现象，真正的关怀还是白领背后的社会权力行使方式。他在追溯历史的时候发现，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为无产阶级寻找战士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现了这群社会学意义上的白领，并且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期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社会终将分化，中间阶层终将衰落，他们必定要投靠某一方。可惜这些理论家的期待没有实现，白领或者说中间阶层并没有衰落，反而逐渐壮大。他们确实同时受到两个方向的拉力，但他们以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保护自己，存活了下来。

　　所以米尔斯认为传统理论家还是欠缺了一点想象力。这种新的中产阶级某些关键部分的人数和权力会持续增长，最终发展成政治上的独立阶级。他们不是历史阶段的中间物，而是历史阶段的所有者。下一个历史阶段可能就属于他们。

　　在过去的观点里，白领只是一盘散沙。但这种看法无疑混淆了心理感受与其他社会经济现实的关系。社会心理与经济现实往往并不匹配，大量的白领，即使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仍然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但是心理评价已经显著高于实际水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反而构成了白领阶层稳定的基石。

　　中国的白领

　　理想生活的想象与社会经济现实的落差

　　中国白领的绝对数量已经超过农民。而且白领数量还在增长，农民数量还在萎缩，白领成为中国主流人群是必然结果，如同当年美国、西欧、日本所经历过的。上世纪80年代，日本曾做过一个关于阶级意识的社会调查。当时有7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流阶级”，媒体上随后出现了“1亿总中流”的提法。这个数据有些滑稽，因为不管怎么统计，总该有50%的人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但“1亿总中流”至少反映出当时日本人民的强烈自信和美好愿景。

　　中国的人口基数要比日本大得多，自认为中流的数量恐怕更大。前些年，中国每年出国旅游的人次就超过了1亿，且每每在海外各大商场里掷下重金，疯狂抢购奢侈品乃至房地产，震惊了全世界。国内市场中，北上广大都市的房屋都被炒至天价，毫无颓势;汽车等奢侈品也持续走俏。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中产阶级高度自信的表现。打开微信朋友圈，每个人都有一大群环球旅行、晒珠宝首饰和高级美食的朋友，似乎这就是目前中国大城市的主流白领生活。

　　我们会直觉地对这种“主流生活方式”产生怀疑。有学者嘲讽说，中国的财富大多聚集在极少数利益集团手中，那些自以为中产的白领，生活状况都很糟糕，与社会底层恐怕并没有多大差别。

　　根据招聘网站的统计，上海白领的平均收入全国最高，月薪达到7214元，北京是6947元，深圳是6819元。假使我们承认这个数据，会发现这与我们想象中的白领生活有着显著差距。这些收入预算也许可以支持白领在大城市正常租房和吃饭，距离出国旅游和奢侈品就更遥远了。

　　白领工作也意味着与“传统”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调查显示，大多数白领经常会加班。由于大城市房价不断上涨，大多数人只能搬至城郊，上下班的交通时间被不断拉长。大量白领把极有限的娱乐时间转移到地铁上，对着手机听歌、看剧、刷微信、看小说，在有限空间里追求一点点欢乐。这样紧凑而又无奈的生活方式，自然也会对家庭生活造成影响。一份上海的调查表明，单身白领的比例已经占到了31%，而且还在不断上升。

　　同时，大城市的白领中，有超过7成都是外来人。他们是外地或者农村精英，是中国城市化的贡献者，可是也必须面对城市化的压力。一方面是经济压力——买房安家和子女教学，大城市在这些方面对外来人员普遍存在歧视。另一方面是非经济压力——社交需要和心理支持的匮乏。有研究表明，现在白领的朋友数量比之前的平均水平少了许多，每个人的微信上都加了数百甚至数千好友，可真正想找人坐下来聊天，却往往发现根本找不到人，或者你愿意聊天的人还在城市另一端的写字楼里加班。

　　危机与焦虑

　　“去政治化”的功利主义幸福

　　正如前文所述，白领阶层的社会稳定性并不在于他们的实际收入和工作状态，而在于他们的心理预期和自我评价。即使生活中面临如此多的不如意与挫折，只要心理状态保持稳定，白领的生活仍然充满理想。而白领所表现出的政治冷漠和“去政治化”习惯，也只是为了保持这种稳定心理。

　　改变日常生活和行动很难，改变心理认知往往更难。生活总能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化，而心理认知受到多年来文化、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也是白领阶层稳定而壮大的根本原因。但吊诡的是，心理认知有时也是最容易变动的，只要一天，认识的整个世界就彻底变了。例如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的道琼斯指数开始暴跌，黑色星期四揭开了长达数年、波及全球的大萧条的序幕。就在这一天，美国令人兴奋的“咆哮时代”戛然而止。

　　选择成为白领，绝不仅仅是选择一份工作，也是选择了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一切都会随之改变，代价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不管是米尔斯时代的美国，还是当下的中国，白领都是一个为了体面生活不得不放弃其他追求的阶层。按照功利主义哲学的看法，追求幸福应该是每个个体的终极目标。而白领们就把自身的幸福，与整个社会发展模式牢牢绑在一起。在经济繁荣时期，白领们都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令人羡慕。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对白领们的考验才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