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口碑最佳”的国产电影，莫过于中国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由于制片人的特殊举动，这部在艺术水准上并不出彩的作品已经被祭奠成为一曲技艺与乡愁的挽歌，当然也收获了不少票房。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传统与现代化、城市伦理与乡村秩序的常规讨论之外，还有一个电影之外的问题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即唢呐这种乐器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

　　唢呐起源于波斯？

　　提起唢呐，恐怕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它和笙、箫、古筝、琵琶等乐器一样，属于“传统民族乐器”。但若认真溯源的话，正如有媒体文章已经提到的那样，唢呐实际起源于古波斯地区。

　　这种学术观点主要来自日本音乐学家林谦三，他在《东亚乐器考》这部著作中指出：“中国的唢㖠，出自波斯、阿拉伯的打合簧(复簧)乐器苏尔奈。”“唢㖠这名字的音韵，就表示着是个外来的乐器。其传来时期，文献上不能上溯到明初以前。”“这乐器本是发生在西亚的。随着回教的东渐而流布于中国、印度及其近邻地区，以及南海。”

　　唢呐是波斯人的发明，这种说法本来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早已成为中国音乐学界的共识，而且也为许多百科读物沿用，包括如今百度百科的“唢呐”辞条也明言：“公元3世纪，唢呐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

　　

　　Zamr是唢呐这类乐器的阿拉伯名称

　　直到1984年，新疆艺术研究者周菁葆发表了论文《唢呐考》，他根据新疆克孜尔石窟第38窟壁画中所谓的唢呐图像，认定唢呐最早产生于新疆，之后由突厥族传至阿拉伯、印度，又向西传至北非和欧洲。最后结论是流行于中国新疆的唢呐先于阿拉伯地区两个多世纪。此说出现后，一时间颇为流行，很多著述、大型画册开始强调唢呐的新疆起源。

　　显然，周菁葆这一说法的关键证据在于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伎乐图”，正所谓“有图为证”，然而遗憾的是，这幅图像中显示的带喇叭口的竖管乐器并非唢呐，而应是古代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的一种叫做筚篥的传统乐器。

　　那么为何有那么多学者据此认为壁画上的乐器就是唢呐呢?原来他们看到的图像已经并非原状!

　　关于克孜尔石窟的“唢呐”是一桩持续近20年的学术“公案”。1999年12月，龟兹石窟研究所的霍旭初先生在《新疆艺术》上发表《克孜尔“唢呐”的真相》一文，交待了这桩“公案”的来龙去脉。

　　自从唢呐新疆起源说问世以来，霍旭初便根据自己的学术判断坚持认为壁画上的乐器是筚篥或它的变形乐器，但始终没有找到反驳唢呐说的铁证。1985年他陪同日本著名音乐史家岸边成雄访问克孜尔石窟，仔细研究壁画上乐器的每个细部，这才发现“乐器的直管部分和喇叭口部分的色彩有较大的差异”，自此怀疑“喇叭口”为后人添加。

　　“过了较长的时间，一次我在观察这幅‘天宫伎乐图’下方的佛说法图时，突然发现，在一位菩萨的胸前和头光上用赭石色画出了横长线两条和短弯线数条，显然是一个人的胳臂形象，其比例与原菩萨的肢体完全不合，重要的是这些线绘在菩萨身上颜色脱落的底泥和残存的原色上。毫无疑问这是后来画上去的。而这些赭石色线与那个喇叭口的颜色完全一样。这个发现更加深了我的怀疑，经过反复对比，我确认喇叭口和菩萨身上的线是后来画上去的。那么是什么人干的呢?可以肯定，能用与原来色彩接近的颜料绘画者，定是搞美术的人，而且是现代人。因此我作了力所能及的调查。据了解，六十年代始，有数批北京、河北、敦煌、新疆等地的美术工作者和美术学院的学生先后到克孜尔石窟临摹壁画。克孜尔石窟的老人曾介绍有的美术学院的师生不遵守临摹壁画的规矩，有破坏壁画的现象，但是说不出具体的人来。”

　　尽管霍旭初通过自己的调查，已经基本认定“唢呐”壁画是经过后人“加工”的，但除了经验推断之外，还是没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出现。直到1998年10月，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雅尔狄茨到克孜尔石窟访问，赠送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一批德国保存的克孜尔石窟的照片资料，其中就有1906年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等人在克孜尔石窟剥取壁画前的38窟的原状照片。经过对比，真相终于大白，壁画原状照片中的乐器根本是没有喇叭口的。

　　

　　克孜尔“唢呐”壁画原照(上)与现状对比

　　自此，唢呐新疆起源说便不攻自破了。

　　汉代已经有豆腐？

　　如果说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例子还有学生搞“恶作剧”的嫌疑，那么下面这则给文物“添油加醋”的公案则是由正儿八经的学术问题引发的。

　　豆腐是中国人民异常喜爱的常见食材，但制作豆腐的技术是究竟何时被国人发明的，在学界却一直备受争议。判定某种古代物质文化的最早出现时间，无外乎通过文献记载、出土实物或者图像这三类证据。

　　目前从文献上看，能够确切证明豆腐出现的，是北宋初年《清异录》中关于青阳丞戢“日市豆腐数个”的记载。从书中可以得知，豆腐在宋初已不算贵重的食物，因此发明的时间应当更早。但具体早到何时，却因为没有证据而无法断定。

　　出土实物呢?普通人不难想见，像豆腐这种不易保存的食物，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于是确定豆腐起源时间的希望就都寄托在了古代图像材料上。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两座东汉晚期的墓葬。自1982年起，农业考古专家陈文华数次前往河南密县，对打虎亭1号东汉墓东耳室南壁画像石(以下简称“打虎亭画像石”)图案进行拍照、手绘。

　　陈文华在1991年第1期的《农业考古》上发表《豆腐起源于何时》，认为打虎亭画像石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人们制作豆腐的场面。根据他的解读和对画像石所做的摹本示意图，似乎无可怀疑地证明，中国人制作豆腐的技艺至少在东汉已经相当成熟。

　　这样一来，就把豆腐的发明一下子提前近800年，一时追随、引述者颇多。然而直到1996年，著名文物学家孙机发表《豆腐问题》(载《寻常的精致》，辽宁教育出版社)，不久后又发表《汉代有豆腐吗》(《中国文物报》，1998年12月16日)，对陈文的观点提出犀利质疑，批评的声音才逐渐多了起来。

　　与唢呐新疆起源说一样，豆腐汉代起源说的唯一证据就是打虎亭画像石这幅图像，假如画像石上描绘的作坊场景并非做豆腐，那么豆腐汉代起源说自然也就无法成立。

　　例如，孙机在反驳文中就认为打虎亭画像石上表现的内容实为酿酒，“在既无记载又无实物的情况下，一项旁证必须特征鲜明，才能得以确认。可是这部分图像中却并未出现制作豆腐用的主要设备：磨。做豆腐的工序是：先磨豆子，再煮豆浆，然后点卤凝结，最后榨掉多余水分，制出成品。”

　　

　　打虎亭画像石之陈文华摹本

　　然而我们根据陈文华的画像石摹本，可以看到其中第2部分好像的确是一个石磨。为什么孙机说并没有磨呢?原来问题就出在陈文华论文所附的摹本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打虎亭画像石”原拓片，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微妙所在。

　　

　　打虎亭画像石之原拓片

　　通过对比原拓片和陈文华摹本，原来第2部分的“一个曲腹盆被摹成两扇直壁的磨”，因此孙机直言“陈摹本是不忠实的”。“对于陈先生的用意固不便揣测，可是他摹出的曲腹盆不仅下部与原图有较大出入，盆上部的口缘也不知去向。盆旁之人身上的一段衣纹，本与盆不相干，却被画成磨的手柄;甚至连放盆的圆台之上沿，也很知趣地位‘磨柄’让路，而向下扭曲。总之，此盆面目全非，通体已根据磨的形制改造了。”

　　

　　圆台上的器物对比

　　当然关于打虎亭画像石与“汉代有没有豆腐”这个问题，除了石磨之外，还有其他疑点，在此不赘。但陈文华摹本“改造”原作的证据已经非常明显，即使是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普通读者也能一眼看出。

　　为什么文物也“骗人”？

　　自从王国维在上世纪初提倡“二重证据法”以来，在历史研究中把考古材料与传统文献相对证的方法早已成为学界常识。然而上述两例说明，和传统文献一样，学者们在运用出土文物或图像材料的时候，同样要注意辨伪工作，不能仅凭“有图为证”、“眼见为实”，就轻易认定某一结论。

　　其次，不管那些对原作进行“加工”的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不管唢呐起源新疆还是汉代已有豆腐，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诸多发明“古已有之”的集体无意识。在普通民众中，这种“崇古”心态更是根深蒂固，似乎把中国的历史以及各种发明推得越早越好，仿佛年代越早，作为中国人就越有优越感。

　　

　　刘凤君教授“破译”出的骨刻文字：凤

　　类似的案例，还有前些年炒作的“骨刻文”，以山东大学教授刘凤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号称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并“将中国文字产生和使用的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然而根据古文字专家和权威学者的意见，他们早已明确表示所谓“骨刻文”绝非文字，不过是一场自娱自乐的闹剧。

　　当然除了传统观念之外，各种经济利益与学院竞争也是很多人让文物出来“骗人”的重要因素，不过此类动机不便揣测，只好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