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份，日本北海道一个名为旧白泷站的火车站关闭。这个地处偏僻的火车站原本就要关闭，只不过当地有位女高中生上学，需要从此站乘火车。铁路公司于是等了她三年，直到今年3月，这名女生高中毕业，要到东京求学，旧白泷站这才关闭运营。

　　这故事出来之后，自然收获一片赞美。不过我倒是觉得，私营企业这么做是扶弱济困，可这火车站属于日本JR(日本铁路)北海道公司，一个国营企业，不以成本利润为考核，真的合适吗?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除非运营成本极小，否则不计成本地煽情，就有“慨他人之慷”之嫌。

　　一位日本问题专家阿列克斯·科尔写过一本著作《犬与鬼》，专门讲到日本的基建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在官僚和基建企业推动下，修筑了大量浪费性河堤、桥梁、铁路和公路。这些设施服务的人群很少，完全没有经济效益。为创造就业，便利民众，当年日本人投入大量资源，建成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同时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在科尔看来，被不计效益的基建所绑架，是日本经济丧失活力的重要原因。

　　最近中国网上也有这种“一个人”的新闻，同样也赢得了一片感动。福建永泰山村的一所小学，只有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这名学生父母离异，父亲在外务工，他本人由爷爷奶奶照顾。当地政府为他保留了当地小学，老师也默默坚守。这是媲美“一个人的火车站”的故事，然而还是无法打动我。

　　这种事情其实很常见，以永泰县为例，只有1位老师的小学就有19所，其中11所只有1名学生。在农村人口减少、生源萎缩的背景下，确保“一个都不能少”需要巨大的成本，如果还要“就近上学，村村有小学”，还有其他方面的代价。学生没有伙伴，学习缺乏交流，讨论时缺乏异议，很多课程无法开设。在这所学校里，所谓义务教育，变成仅仅是读书写字，效率可能非常低。

　　2000年以后中国基础教育撤点并校，一个考虑是提高经济效益，此外就是考虑到教育水平。撤点并校加重学生交通负担，遭到很多学者抨击。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的学校”才是教育良心的表现。不过笔者却还是认为，“一个人的学校”，虽然够温情，却忽略了真实成本和教育水平这两个关键点。

　　那么，到底如何解决“一个人的学校”问题?其实有位教师就提出，政府可以资助这位学生与家长的住宿、交通费用，让他在附近中心小学入读，成本远比维持一所学校低。这或许不是最优方案，却成本较小，具有实际操作性。

　　其实，我倒是挺赞成弗里德曼的“教育券”制度。他主张将公立教育资源货币化，赋予学生、家长、学校更多选择，这不失为一个改良性方案。这个制度在中国如何实践，使它起到应有的改善效果，需要进一步研究。不管采用何种方案，抛弃煽情，回到务实的成本和效果核算，这些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