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斯科特

　　赞米亚(zomia)区域

　　边疆蛮夷是文明与国家的弃儿吗?人类学家詹姆士·斯科特对这一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那些迁徙到非国家空间的山地居民，是自我族群化为蛮夷的，是以国家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和税负之外的、仍然存续下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对“统治”不断逃避的动态过程。

　　《逃避统治的艺术》跳出社会进化的分析路径和从国家角度看问题的方式，关注国家以外山地、沼泽等地区人民的历史，这种视角对于整体政治秩序的中层理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书中对国家、部落、认同形成的反思挑战了传统对国家、部落的解读。

　　不可否认，斯科特这部书就其内容而言是对一种对特定区域与文明类型的历史追寻与命运思考，而更进一步来说，它所带给我们更多的毋宁是一种深刻的代入感，让我们认识到：高山之上，也有文明。

　　本雅明在论及作者的角色时曾经指出，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作者，首先是能够引导别的生产者进行生产，其次能够为别的生产者提供一种经过改进的机制，而这种机制能够引导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走向生产，简言之，能够使读者或观众成为参与者。斯科特在这里无疑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或许在几十年之后，这片被他称为“赞米亚”的区域在国家化与全球化的大潮中终将淡去其曾经有过的历史与文化色彩，但是这种为边缘及边缘社群“打捞”历史的努力，始终将激励着我们在如今日渐同质化时代的异样思考。

　　中心与边缘：民族-国家的叙述对边缘文明的遗忘

　　自从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帝国体系崩解之后，民族国家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看待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基本参照系。历史记忆、民族自豪感乃至文明发展历程都在塑造和巩固着对于人们生活着的各个国家的认同与期待，并反过来形塑着自身的民族主义情感与认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家权力的层层深入可以说是一个近代以来的全球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治理与叙述层面的同质化过程。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于从王朝更替或者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的岁月，而在斯科特那里，历史似乎也可以用国家力量的强弱来归类，在他看来，整个世界历史可以被分为四个时代，第一是无国家的时代，这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时代;第二是小国时代，在这一时代，这些小国被那些巨大和容易进入的无国家边疆所包围，边疆空间在这一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第三是国家权力扩张并压缩和围困边疆的时代;第四则是整个地球都成为“行政空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边疆在各个国家都已经被纳入进行政控制当中，从而成为各国行政治理空间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然，在这种“行政空间”成为垄断性治理空间之后，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主体叙述往往自然而然就转变为对于整个国家空间的垄断性叙述，这固然有利于国家内部单一历史与文化话语的建构，但在某种程度上忽略和消解了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历史上,曾经在边缘地带出现过的、基于特定生态环境而形成的一些独特社会类型与文明。对此，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如果在写作谷地人口中心的历史而不考虑山地，就像写新英格兰殖民地或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历史而不考虑美国的边疆地区一样，也像在写作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度但是完全不考虑加拿大的自由及其所具有的吸引力一样。在上述每一个例子中，外部边疆都决定、限制甚至在很多方面直接导致中心地区可能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如果在解释低地国家的时候忽略了这个维度就不仅仅意味着‘遗漏’了山地，而且也忽视了使中心之所以成为中心的边疆的状况与交流”。可以说，他所强调的边疆空间存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仅对于边疆空间本身有价值，而且对于维系作为中心的主体叙述与话语同样具有价值，因为如果缺少了边疆，中心也就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进而自身的中心与主体地位就会受到质疑。斯科特的这本书，实际上也在阐释这个逻辑。

　　“我在这里试图描述和理解的世界正在迅速消失。对于我所有的读者来说，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看起来距离非常遥远。在当今世界，我们未来的自由依赖于驯化利维坦式国家，而非逃避它，这个任务让人望而生畏。生活在一个被完全控制、一个具有日益标准化制度模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大西洋个人永久产权和民族国家分别是占最高支配地位的两个模块，我们在同时反抗前者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利的巨大不平等，以及后者带来的对我们相互依存的生活制度的越来越严重的干扰。”

　　——[美]詹姆士·斯科特

　　自我族群化：在全球化和国家化中走向终结的“蛮夷”

　　横亘中国西南、东南亚北部区域以及印度东北部地区的这片广阔区域，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和中国的主流历史书写中被边缘化了。而在斯科特的笔下，这一山地世界获得了它自己的名称和身份——赞米亚(Zomia)。与传统的“内亚”(Inner Asia)区域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名字，它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跨了东南亚的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4个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一部分)。其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族群人口，他们的族群错综复杂，语言多种多样。作者在书中强调，赞米亚不仅绝对有资格成为地区，而且如果不能理解赞米亚在谷地国家的形成和消亡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解释谷地国家。在他看来，山地与谷地的关系是辩证共存的，尽管双方在表面上是对抗的，但在实际上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这是理解东南亚国家历史变迁最为基础的出发点。

　　除了从地理与生态角度对这一区域所做的整体叙述之外，作者在书中更多关注的是国家空间与跨国家空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作为一个跨国家的巨大山区，赞米亚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对于那些逃避谷地国家政权建设的逃亡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流域。这个区域的居民之所以迁移到或者一直停留在这里是因为它在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外。过去对东南亚地理区域的理解往往停留在东南亚国家的边界之内，这制约了我们理解这个地区。”

　　超越对于单一民族国家历史空间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具有历史弹性的山地文明空间问题。而反过来看，这一山地文明又无法离开中心的农耕-谷地文明独立自存，其主体性又必须在两者的联系与互动中才能保存。作者写道：“作为一个政治地理位置，族群化的蛮夷在国家之外但又距离国家很近，从而形成对中央权威的持续反抗。由于他们特殊的地域、分散的居住、碎片化的组织和移动的、异常多变的生存方式，蛮夷是几乎无法被消除的，他们是文明的文化观念所需要的符号。他们是以国家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和税负之外的、仍然存续下来的社会组织形式，因而也是一种选择和诱惑”，在这种语境之下，蛮夷在某种情况下已经不再是对一类人的描述，而成为那些来自中心地带的各类人等的一种区域性指称。

　　作者提醒我们:“一个文明如果将自己叙述为充满文化和社会的吸引力，其文化移入被描述为人们所期望的不断进化和上升的过程，那么这种文明本身不可能记载大规模的逃亡，更不用说解释这些逃亡了。这已经成为历史的通病。官方的叙述本身一定会掩盖逃亡;那些迁徙到非国家空间的人，那些适应农业生态的人，他们都是自我族群化为蛮夷的，但在官方叙述中他们都变成从来就居住在那里的人。”可以说，形成“赞米亚”的这一区域文明的最独特之处，或许并不在其本身的固化性，而恰恰在于其不断“逃避”的这一动态过程，而这种动态过程如今随着民族国家治理的不断强化与明晰正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