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带着话剧《白鹿原》在北京、天津连演8场。

　　厚重的祠堂、瓦房，阴暗的窑洞，冷峻的灯光和转场，关中平原上白、鹿两家在历史裹挟中的兴衰史，在3个小时里被冷静、克制地讲述。

　　见多了主旋律戏剧的模式化，京津的话剧观众对这一部来自地方剧团的高质量作品颇感意外。每场演出结束，持久的掌声在谢幕四五次之后才渐渐平息。

　　有剧评人称这出戏是“久违的戏剧良心”，因为创作者在舞台上放下了讨好，不为形式而形式，自始至终踩在“命运”二字上。

　　陕西人来演绎陕西的经典

　　观众对《白鹿原》的认可和褒奖，让陕西人艺院长李宣“感到幸福，甚至有点骄傲”。李宣说，“《白鹿原》是陕西的经典，作为陕西院团，我们有这个责任做。最重要的是去做。”

　　作为这出戏的制作人，从2014年准备立项到首演，两年时间里，李宣推动着整个进程往前走。

　　其实陕西人艺还是比人艺晚了10年。2006年，北京人艺就曾经排演过《白鹿原》。当时，编剧孟冰接受林兆华的邀请创作了剧本。

　　2006年《白鹿原》在首都剧场首演，导演林兆华和濮存昕、宋丹丹、郭达的明星阵容，戏中穿插高亢、野性的华阴老腔，实景搭建的黄土高坡，真实的牛羊来来去去，形式上的新颖成了大家的兴奋点。“这是大导一贯的风格。他不喜欢很刻意的，太像戏。他追求那种很生活化的、自然的(表达)。”孟冰分析说。

　　北京人艺版的《白鹿原》，此后又在2013年和2014年重演，也曾回到西安演出，成为改编范例。

　　孟冰也是这次陕西版的编剧。

　　“很多人看完陕西人艺版本的《白鹿原》，向我表示祝贺，他们说我，你这个本子写得比北京人艺的版本好。”现在，孟冰经常把这个情节当做段子告诉别人。

　　在北京人艺版《白鹿原》中，所有演员也都被要求使用陕西方言，这是林兆华的想法，但孟冰并不同意，他还和林兆华发生过争执。“他们的方言用得不地道，我坚决不同意用方言，但他们坚持用。而且还没有字幕。人艺除了引进的外国戏，中国的剧从来没用过(字幕)。”这是原则问题。

　　因为没有字幕，“那个戏就看了个印象。台词、人物关系、情节发展、性格心理，一切都无从谈起。”孟冰认为大部分观众基本没看明白戏写的是什么。故事、情节都被淹没在了荒原上。

　　这是北京人艺版《白鹿原》留给孟冰的遗憾。当李宣找到孟冰谈重排《白鹿原》，孟冰很快就同意了。在找孟冰之前，李宣手里已有八个剧作家改编的剧本，包括电影剧本，并请来陕西人艺的艺术委员会和省内专家讨论，“北京人艺排过的孟冰老师的剧本得票最高。”李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孟冰和导演胡宗琪合作过七八部戏，彼此熟悉、信任。把原剧本交给胡宗琪之后，孟冰根据导演的整体构想，对文本做过两处大的调整：从总体篇幅上进行了精减，减掉了一个次要人物徐秀才;强化村民的功能，让村民担任类似古希腊悲剧中“歌队”的功能，在“叙述” 时代背景和主体事件中不断转变身份。“村民不能是一盘散沙、生活化的呈现，让他们讲述、间离、参与评说，这很重要的。”胡宗琪说。

　　改完剧本之后，孟冰就不再参与剧本排演，一直到他坐在西安的剧场，看到这个版本时，他“很兴奋”。

　　职业性的接力

　　同样是方言，本地人说起来就是说自己的母语，现场设有字幕，地道的俚语也让外地人听懂了。而导演对戏的节奏强调，把戏的枝枝节节分条捋顺，矛盾层层递进、强化，细腻的人物心理被解剖，“就怕你看不见，他拼命拽着你、指挥着，调动你的注意力，所有的观众就像在导演统一手势下，‘刷’地奔向舞台的一个点，又‘刷’地奔向舞台另一个点，你不可能看不清楚，不可能不理解。”孟冰说。

　　在戏的最后，白嘉轩情感流露，对鹿子霖忏悔，“我一辈子就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是换了你家的地。” 报应立马就来，刚说完，儿子白孝文告诉他，“灵灵死了。”忏悔没有任何意义。胡宗琪说，这是陈忠实和孟冰的厉害之处，他要做的，就职业性地接受过来，那就是接力。

　　陈忠实曾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写《白鹿原》，是写民族精神剥离的过程。这也是编剧孟冰和导演胡宗琪在对《白鹿原》的接力中恪守的准则。

　　孟冰重视每一个人，“就像棋盘上的一个点儿， 这个子儿放在点上，这个人物出现在台上，就是一个符号和存在，就是一个阶层，一种格局。有媳妇儿和没有媳妇儿，家族格局就不一样了。厚重感就不一样。”

　　作为导演，胡宗琪则觉得“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历史潮流的洗刷。就个簸箕在水里面淘洗，不可能和你我无关。但他要挣扎。人在绝望中会做出绝望的举动”。

　　“现场这些人起立、鼓掌、流泪，一定是嫁接到个人的感情、经历。人在社会中多么渺小、卑微。 剧中的两位主要女性角色，小娥和白灵，都在历史变迁的社会中被裹挟地、无奈地生存。小娥多单纯，挣脱举人、找到真爱，但被所有男人玩弄，被公公杀死。”胡宗琪说。

　　2015年12月1日起，导演胡宗琪和全体演员见面，排练了23天，2天音乐合成，25日进剧场，2015年最后一天，话剧《白鹿原》在钟楼底下的西安人民剧院上演。这出戏论证了两年，但真正排练，只有25天。这得益于主创团队扎实的案头工作。

　　对于胡宗琪和他的团队来说，这部戏和以往的排戏并无两样。

　　在接到工作之初，胡宗琪就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读原著、剧本、史料，和负责舞台美术、服装、音响的几位老师反复讨论舞台样式并制作舞台模型。和演员正式见面之前，胡宗琪已经绘制了一整本舞台调度的手稿，细致到每一场戏的每一个景片A面向哪个方向推。

　　2015年9月，胡宗琪和舞美黄楷夫到白鹿原采风。采风之后，胡宗琪和对舞台样式如何呈现，有了感性的想法。胡宗琪和黄楷夫最大的收获，就是白鹿原完全不是想象中黄土高坡的样子。“白鹿原不是荒蛮之地，地貌地质、生态特别好，那是一片养人的关中宝地。关中不是贫穷落后，它有礼教，有文化。而白鹿两家是关中富裕家庭。这对后期的舞美界定有极大关系。”

　　最终舞台上的《白鹿原》是繁复恢弘的宗庙建筑，而投射在这些建筑上的始终是侧光，精美的建筑厚重阴森，人在其中，渺小而无力，不自觉地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约束和捆绑。负责作曲和音响设计的赵晓丹，对华阴老腔使用得非常节制，他把在北京人艺版《白鹿原》中大放光彩的老腔，放在整个戏的最后，增强了整个戏的压抑感。

　　陕西人来演，就对了

　　《白鹿原》曾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但第一次完全由陕西当地的班底来演出呈现。孟冰说，演出《白鹿原》是对陕西籍演员生活底蕴的调动，和陕西人艺整体演出阵容的展示，再加上演出的规整性和严谨性，使得戏真正本体力量展现了出来。

　　胡宗琪排戏，很少使用明星大腕。影视明星们都要抽时间排戏演戏，但剧院排戏原本就时间有限，所有人围绕明星来，耗不起。大腕们也不可能为剧院一直演出下去。还有一个潜在原因是，他发现，有的明星一上台，就不会演戏了。甚至曾遇到过戏快演出了，大腕儿的词还没有背下来的情况。

　　他相信，在剧院，戏演好了，就是明星。

　　陕西版《白鹿原》的老中青三代人，所有角色，均由陕西人艺自己的演员扮演。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陕西本土演员而言，演绎自己的祖辈，则更像是在真实地生活。 白孝文的扮演者李俊强说，“我是农村的孩子，一直到现在，我们村里也都有白嘉轩式的人物，一句话边上的听了会抖三抖，有威望、地位。”对于自己剧中的“父亲”，他非常熟悉。

　　此前的版本中，濮存晰、张丰毅、张嘉译均演过白嘉轩，对于此次白嘉轩的扮演者蒋瑞征，被拿来比较是难免的。但他自己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内心的敬畏”，如何让世世代代生活在白鹿原上的农民 ，看到他们历经动荡的前辈和先人，他该如何把那段历史最大限度地传达给观众。

　　拿到剧本，蒋瑞征第一眼看上的是“鹿子霖”，因为鹿子霖的“戏好”，性格外化，很容易抓住。蒋瑞征没有传统意义上主角的“浓眉大眼”，个子也不高，在舞台上，他还比饰演鹿子霖的管越矮一些。但他身上有“正气”。蒋瑞征擅长“正面角色”，在影视剧里多扮演“书记”“首长”一类的角色。他呈现的“腰杆子太硬太直”的白嘉轩，有威严。

　　但一开始，蒋瑞征并不适应。首先是语言。蒋瑞征是北京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陕西生活了四十多年，他能听懂陕西话，但说得并不地道。语言对他，是一个门槛。戏开排之前，剧院专门请了语言老师。

　　其次，是和胡宗琪的合作，在短短25天的排练时间里，蒋瑞征经历抵触、接受、喜欢到钦佩导演的过程。

　　但蒋瑞征给自己的白嘉轩只打60分。对于白嘉轩这个人物，他还有太多意味需要揣摩。每多演一场，他的感觉就多一分。蒋瑞征今年65岁，白嘉轩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个角色。李宣希望他“这个戏再跟5年”。

　　《白鹿原》是面镜子

　　从25岁做演出队队长开始，李宣有20年艺术行政的经验。很多困难，在她的回忆里都云淡风轻，“做不好还做不坏了”是她的口头禅。

　　三年前刚到剧院时，剧院处于“三无状态”，即无编剧，无演员，无观众，而这导致的是“三不信任”，同事之间不信任，下属和院领导不信任，上级领导对陕西人艺不信任。剧院账面结余13500元，往来账务挂账，欠账660万。

　　当时剧院里已经有两年没开过全院大会，上任后李宣开了一次会，她对大家说，“我要干戏”。新戏用股份制，愿意合伙的，自己投钱入股。李宣想试试，“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不能不赔钱。如果证明了陕西的市场不需要话剧，那就别为理想拼搏了。”

　　作为一个空降的剧院管理人员，李宣也想以这部戏为试金石，看看剧院有多大的专业含量，在一起工作是否团结，还有剧场的服务、票务管理、灯光、音响、舞美的情况。“这是老剧院，只有做事儿才能了解。”但藏在这后面的更大的一个心愿，是她想试试，自己有没有可能“成就戏剧梦想”。

　　李宣是在剧院长大的孩子。她的父母都是戏剧工作者，儿时每天放学，她都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椅子上，等着父母排练完一起回家。她父母当时所在的铁一局文工团已经解散。而当时陕西人艺也是窘迫潦倒，演员外出排戏、讲课，卖茶叶，开舞厅。

　　第一部戏，在非常窘迫的条件下完成，名叫《欲望都市》，9个股东包揽全部的制作。《白鹿原》中白孝文的扮演者李俊强就是9个人之一。李俊强2008进入剧院，复排过一出戏，新排过一出戏，演了一场，就不了了之。是李宣的到来，让他重新看到了在舞台上演戏的可能性。

　　第一出戏，为了盈利，李宣甚至在戏里植入广告，“在演出中途抽奖，需要说电话号码就报经销商电话号码。其实挺悲哀的。但你没有存储，没有积累，拿什么讲究呢?”第一部戏盈利了，投资14万，演了36场，挣了24万。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原本有心做戏先观望的人，也陆续回来。

　　此后，李宣用一部又一部的“做戏”，来收复“人心的失地”。一年后，剧院已经排演了13场小剧场剧目。2016年，剧院有能力带着《你在灯火阑珊处》和《白鹿原》两出大戏进京演出。

　　但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股冷水突然向她来。

　　“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这个戏还是让我大哭了两次。”

　　一部主旋律戏剧，剥开脸谱化、程式化的表演，让观众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本是好事。但涉及党派、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物塑造，涉及“性爱”的舞台表现，都受到了部分思想保守的观众和剧评人的质疑。

　　西安首演后，观众反应热烈，说“这是有史以来看过的最好的剧目”。但争议也开始弥漫。“陕西的舞台上从来没有色情的演出，小剧场搞坏了吧?”“在舞台上脱成那样，这戏太不像话了!”“能不能不要让白嘉轩哭，都解放了哭什么?”

　　最后，这些情绪都被发泄到李宣一个人身上，因为她是“聘来的院长”。

　　前一波余温尚未退去，听说《白鹿原》又去北京演出，痛心疾首的文艺批评家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口诛笔伐。李宣觉得委屈，“哪怕我们演臭了，你来骂我都行，但还没演呢。”

　　此次制作《白鹿原》，胡宗琪在创作的过程中没有受到过多的干预。孟冰也曾表示，文化厅领导和省人艺的领导从一开始态度就十分明朗。

　　但他们不得不接受几处修改意见，比如有领导认为，小娥和鹿子霖在炕上被窝里动作幅度过大，草垛边小娥勾引白孝文拉扯时间过长，白孝文沉迷性事太露骨，以及鹿兆鹏和白灵假扮夫妻中过于主动等等，要求导演一一修改。

　　那是李宣第二次哭。看着导演和演员在如家大厅里，重新改戏，“那么大一导演，跟民工似的。”

　　李俊强说，如果没有李宣在2013年带来的希望，自己也许就带着“惨淡”的心情离职了。但现在，他台上台下，都在揣度：“白孝文在那样的环境下，那样的困惑中，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

　　正是所有参与者对戏和人的尊重和敬畏，让观众获得了意外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