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香烟中的耍会——《大头和尚度柳翠》

　　曹 洋 田丽红

　　在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甘招镇的北部，有一座鸡冠山，山脚下有一个叫大杖子的自然屯。每年的农历三月，这个甘招镇最偏远的小村屯都会因一场祭典沸腾起来。赶香烟，是因山东文登移民崇信李龙王而诞生的祭典，在这里已经上演了261年。

　　绵延的乡愁

　　清晨五点，车子在灰蒙蒙的晨光里一路奔驰，来到大杖子时，村子犹未从沉睡中醒来，间或能听到几声鸡鸣。村口挂着大大的条幅，红底黄字写着“甘招镇王营子村大杖子李龙王圣会”。李龙王，民间俗称为“秃尾巴老李”，又有“李龙爷”“李老爷”等称谓。历史上，山东文登一直被视为李龙王信仰的发源地。大杖子村最早的李龙王神像就是村民宋殿武的先祖从文登背过来的。据宋氏家谱记载，宋氏祖籍山东登州府文登县回龙山积善堂，清乾隆四年(1739年)，宋氏的4个支脉闯关东，其中一支落户于大杖子村。为保旅途平安，闯关东时宋殿武的先祖特地从老家请了一尊以柏木雕成的李龙王神像，一路背出关外。对李龙王的信仰和祭祀也在大杖子村落地生根。

　　除了大杖子村所属的甘招镇，公营子镇、卧虎沟乡一代的村民大部分也是文登移民的后裔。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大杖子村的村民发起，筹办了第一届李龙王圣会，此后相因成俗。每年农历二月三十(小月二十九)，村民们到庙上祭拜李龙王。此后的三天，秧歌队便抬着神像到各处“省亲”。由于李龙王的銮驾一路上都有村民烧香纸祭拜，在连绵的烟火中走完全程，因而得名“赶香烟”。

　　对于大杖子村的村民来说，赶香烟的意义并不止于祈求平安，它是一场凝聚宗亲的祭祀盛宴，酬神仪式之中渗透着浓浓的乡愁。文登移民落户关外后，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回乡祭祖、探望亲人，于是便把思乡之情寄托于李龙王身上。龙王“走亲”的背后是聚落于此的山东移民之间的情感联络，是人对故乡的思念与怀恋。

　　63岁的宋殿武是李龙王圣会的总会首，他说除了“文革”期间，赶香烟在当地从未中断。每年的农历三月三，从村里走出去的年轻人都会从外地赶回来。“在我们村，赶香烟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如果没什么事，一般都要回来的。”一大早开车从锦州赶回来的宋丽丽说。

　　在学者眼中，赶香烟是研究移民文化史的活态样本。正在村里拍摄《中国节日影像志》的辽宁大学民俗学教授江帆说：“李龙王赶香烟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特征，这种‘走会’的形式与移民们怀乡思祖的情感相吻合，它不同于一般的庙会与社火，对于研究移民文化史具有重大意义。”

　　三月三的狂欢

　　赶香烟最盛大的仪式在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李龙王要到卧虎沟乡北梁的龙母庙拜母。与此同时，附近村的秧歌队也会来龙母庙打场拜庙，十几支秧歌队的狂欢将盛会推向高潮。

　　暖晴的春日里，秧歌队迤逦行进在山路间，美好得如同画卷。赶香烟的规矩是每到一庙、一村，秧歌队都要停下来扭一扭，以示敬意。村民们可以烧香纸祭拜龙王爷，也可以给秧歌队捐款，多少随心。79岁的老会首马国珍作为秧歌队的“会计”，将捐了钱的村民的名字一一记在名册上，这本名册会在赶香烟结束后拿到龙王庙里保存，意在让龙王爷看到捐资者的善心与诚意。

　　秧歌队达到龙母庙后，由会首去抽签，决定打场(表演)的顺序。每支秧歌队打场后，到龙母庙吃流水席。流水席的饭食由庙上供应，秧歌队和逛庙会的百姓均可免费吃。在所有的秧歌队中，大杖子的伞头秧歌最受期待。随着铜锣开道、会旗领路，幡旗、钺斧、朝天镫的仪仗簇拥着李龙王的圣驾，浩荡而来。身着蓝衫、头戴礼帽的伞头高举着罗伞，引领着狮子、旱船、大头人、渔公、渔婆等秧歌角色入场。

　　“伞头手中的小伞是胶东秧歌中常见的天罗伞，传说它能保护天下黎民，除恶免灾。伞头在秧歌队里起总指挥的作用，要由村里有名望的会首担任。”69岁的陈福奎说。他是第一个发现李龙王赶香烟这条文化线索的人。2007年，陈福奎在调研喀左民间秧歌时，发现了大杖子村的伞头秧歌，并注意到赶香烟活动，从此跟踪调研了10年，已经积累了75张光盘、20万字的资料。

　　陈福奎对赶香烟的社会功能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赶香烟折射出一方民众的文化策略和生存智慧，“比如两个村之间闹了别扭，有了矛盾，怎么办呢?就趁赶香烟的时候，我村到你村来扭一扭、拜一拜，两个村就冰释前嫌了。再如，秧歌打场时，会有唱，有的唱词就带有朴素的教化功能，像‘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亲戚朋友拉一把，酒换酒来茶换茶’，就是劝诫大家诚信待人，人才能诚信待己。”

　　民间的力量

　　如果说大杖子村偏远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自然环境，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赶香烟的原始风貌，那么赶香烟能够形成绵延不衰的文化传统则有其内在的动因。

　　江帆认为会首起到关键的作用。“会首是民间精英，他们掌握着丰富的区域知识，比一般民众对族群文化有更清醒的认识，表现出更高的文化自觉，是文化传统基因的积极携带者。从最初的文化建构到后来的文化传承，他们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杖子村的首届赶香烟活动就是由少数“民间精英”发起的。在宋殿武家里保存完好的家谱中，清楚地记录着民国以来历届会首的名单和祭祀李龙王的58篇表文。江帆推断，这本家谱很可能是辽西地区民间办会的最早记录。

　　民众参与是赶香烟传承至今的另一个动力。“民众的参与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娱乐。”江帆说，“信仰的力量来自人们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渴望和诉求。赶香烟路过的每个村屯，都有虔诚的信众跪拜、祈愿、捐资，甚至还有从十几里外的地方赶过来的，当地百姓对李龙王的崇信可见一斑。”在老百姓的心中，李龙王是一位神通广大、惩恶扬善、有求必应的神，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大庙里不管多少神，李老爷最有灵。”

　　浮生劳苦，寻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赶香烟是当地人情绪释放的一种方式。身处这样的狂欢之中，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扭、浪、逗、唱，怎样夸张的表达都不过分，都是合情合理的。赶香烟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场所，人人都能尽情忘形，释放日常的压抑与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