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戴眼镜被发放去郫县城外的安庆镇下乡，每天扛着锄头提着桶儿修理地球。那个时候，他又瘦又高，是个秧鸡儿一般的单身汉。他的眼镜片虽然厚，他的目光却时常望向远方。

　　关于他那时的情况，我捕风捉影地听了不少的传说。有人说他特别会种莲花白，有人说他格外擅长晒谷子，有人说他是大队上最会唱歌的，还有人说女青年们看着他骑自行车过去了，总是要吱吱地笑起来——“这简直是打胡乱说!”他手巴掌一拍。

　　时间隔得久了，年轻时候的戴眼镜到底是什么样子成了死无对证的事，他却转眼长大了：从一百零几斤长到了一百二十几，然后一百三一百四蹭蹭地往上飙——他结了婚，成了家，立了业，养了娃娃，辛辛苦苦了几十年，终于长到了一百八。

　　长胖的不只是他一个，还有他们那整整一代人。有那么几个和他自来很合适的，从小到大，三不五时地约起来，喝喝酒打打牌冲冲壳子。也就是大约是在酒桌上，说起了他们年轻时候的好时光，说起了谷子堆堆，水塘凼凼，田坝里的篱笆豆，丝瓜，厚皮菠，说起来他们一群知青饿得眼睛发绿，跑到隔壁大队去打人家大队长的狗吃。

　　于是戴眼镜就走回来，在饭桌上宣布：“我要在房顶上的花园里开始种菜了!”

　　“哎呀，人家准不准啊?”妈妈自古是个怕事的。

　　“种点小的嘛，没事!”他摆一摆手。

　　虽然是种小菜，但架势却起得大。他先是跑回安庆乡去，找到了一个熟人，满满装了几筐子肥土，三轮货车载回来，吭哧哧地一担担抬上了顶楼，细细地铺在花台里;紧接着又到了石家桥赶场，锄头钉耙铲子买了一套，又添置了肥料和篱笆，种子和秧子;然后，他挽起了袖子和裤杆，在楼顶上又是刨，又是踩，又是挖，又是扫，折腾了好几天。

　　妈妈说：“哎呀你爸不要把这房子弄垮了。”

　　我宽慰她：“没事，估计他也就这几天的热情，过两天也就出去耍了。”

　　然后我们都错看了他。他非但没有把房子弄垮，反而把楼顶收拾得井井有条了，眼下面一排排：是番茄，海椒和空心菜;头顶上一串串：是黄瓜，南瓜还有苦瓜。他邀请我们上去参观，我们都大开了一番眼界。

　　“爸爸，你可以哦!”我说。

　　“那是，”他得意得不得了，“想当年我下乡的时候，天天做这些!一颗米一滴油，一针一线，都要自己来——哪像你们这代人，从小被惯坏了，葱花儿和蒜苗都分不出清楚!”

　　大概是二十一二年前，戴眼镜打发我去街上买葱葱，我却给他买回一把蒜苗来——从此，他发起感叹，没有一回不提这桩事的。

　　他经常发的感叹还有很多，比如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地青黄不接，要读书的时候没书读，要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远门也不大出过，见识也没怎么长过，这辈子就这样庸庸碌碌地胖了。

　　有时候我也要想一想，想象他年轻时候的样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安庆乡上，拿着不知道从哪找来的半本书，每天日也看夜也看，看了几十百来遍。

　　也是稀奇：自打开了这一片小小的园子，戴眼镜他似乎回到了那些青春的时光里，气色疏朗了，容光焕发了，每天摆起龙门阵来，说的全是：我的黄瓜又怎么怎么了，小西红柿们是如何如何甜了，我的秧秧啊，我的苗苗，我的心肝。

　　我就说：“爸啊，你真是归园田居了啊。”

　　他说：“就是啊!”

　　我们都以为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又写了一篇诗文。写的是他知青时候的趣事——他把文章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大受了一番欢迎，于是很高兴了几天，过了一阵，又写了一篇。

　　我把这件事作为一个稀奇讲给我堂姐听，说真是奇怪啊，这人几十年前卧薪尝胆地复习高考，就是为了不要当农民，不想兜兜转转了一大圈，他却还是要爬上房顶去种菜。

　　我堂姐说：“哎呀我爸退休之前也是那样，忽然迷上了拍照片，现在这都几年了，简直发展成了一个事业，自己拍，自己冲，自己洗，还要自己裱起来!——管他的，老年人有个混头嘛。”

　　我被惊了一跳，才发现戴眼镜已经不年轻了——他不是那一个瘦嶙嶙的青年人了，早就不是了，然而，居然还不够，我的爸爸他居然会终究变成一个老年人。

　　掐指一算，年一翻过，戴眼镜就要退休了。刚好在这个时候，他重新种起了菜，过上了自耕自种，自吟自唱的田园生活。正像是在那风雨来临之前，鸟儿们都飞到了林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