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是个祭扫祖墓、追思先人的日子。然而，若是没有那愁人的雨，扫墓的路上，倒是有灼灼盛开的桃红、杨柳枝头的绿意、油菜地里招摇的金黄，这也会是个踏青郊游、赏春悦心的好时节。

　　一面是对往者的哀悼、对死亡的感怀，一面是又一个春天万物生长的新轮回对人心的治愈。于是，清明，这个当代社会中的民俗大节，便奇妙地糅合了“死感”和“生感”。这样一种特别的“悲欣交融”，是来自什么样的文化逻辑和历史沉淀呢?

　　这需要从清明、上巳、寒食的三节合流说起。

　　清明：从节气到节日

　　“清明”这个名称，原本并非一个节日。清明，首先是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出现在历史上的。而节气，是根据太阳运行的规律确定下来的、反映季节变化和指导农事的时间节点，在“阴阳合历”的中国农历中，是合乎“阳历”的那部分。这就是现在的清明节为何基本上固定在公历4月5日前后的原因。

　　“清明”二字，描写的是这个季节的物候。《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样解释“清明”：“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所以，“清明”有天气清澈明朗、万物欣欣向荣之意。春天，从“立春”的春意萌发，到“雨水”的润物无声，又迎来“惊蛰”和“春分”的地气回升、雷声滚滚、蛰虫出动，而后到清洁而明净的“清明”，经历了两个月时间。此时的光景，是农业耕作上种瓜种豆、植树造林的万物待发和勃勃生机。农事以外，也是“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的美景与佳期。

　　因此，即便只是讨论后世发展为“节日”的清明，我们也无法忽视作为“节气”的清明为其节日习俗所圈定的自然背景和时间感受，由此衍化出丰富的人文意蕴。

　　上巳节，到春天的水边去嬉戏：曲水流觞和仕女踏青

　　

　　曲水流觞。

　　

　　“长安水边多丽人”。

　　上巳节形成于先秦时代，节期在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因为这个日子多逢农历三月初三，所以魏晋之后就固定在“三月三”了。农历三月三跟清明的日期很接近，所以上巳节，也正是在这样一片“洁齐而清明”的春光中，通过“祓禊”的活动，来展现这个古老节日里关于“死生”的生命意识。

　　祓禊(fúxì)，用白话来解释，就是用水洗涤、去邪迎祥，是在水边举行的祭礼。《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引《韩诗外传》：“溱与洧，三月桃花水下之时，众士女执兰祓除。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两水上招魂，祓除不详也。”手持的兰草是能祛除疾病和灾祸的，用香薰草药沐浴同样如是。此外，由于古人的观念中水域一向被认为是阴界的入口，所以在这个亡者的魂魄如同春天的草木一般萌动苏醒的季节里，人们便在水边举行仪式，招魂续魄，祈求吉祥。

　　这种对死亡的认知并非撕心裂肺式的哀恸，它引向的是对生命延续的渴求。所以“祓禊”还包括了在水边“会男女”这一“求爱、求子”的部分。《诗风·郑风·溱洧》中描写的“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便是男女相会于水边、两情相悦的情形。这个日子是男女偶合生子的佳期，有所谓“奔者不禁”的说法，就算私奔也不会遭到禁止。

　　祓禊那些带有浓烈原始巫术性质的活动，后来逐渐衰落，赤裸裸的生命冲动和生殖渴求被人类社会的礼法制度所改造。但是“到春天的水边去嬉戏”的核心仍在，它变成了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描述的“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的文人雅集，和唐代杜甫诗中所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仕女集体踏青出游。以至于宋代以后，上巳节慢慢消失，向清明节靠拢并为其所整合，还为清明节的传承提供了一个有关进行游艺活动的基础，以及那些对迎送生命的仪式感的遥远想象。

　　曾经盛大的寒食节：禁烟火，吃冷食

　　

　　青团

　　今天已经少有地方专门去过“寒食”这样一个节日。然而作为一个以“禁烟火”、“吃冷食”为核心特征的古老祭日，寒食在历史上曾绵延两千余年。它的日期在清明前的两日或一日，也曾经承担过现在属于清明节的祭祀功能。

　　可以这样说，从先秦到南北朝，寒食是一个很大的民俗节日，到唐代依然兴盛，但后来渐渐走向式微，为清明节所收归，让人几乎找不到它的存在感了。

　　从文献记载来看，寒食习俗最早出现在两汉的太原一带。“子推焚，寒食立”，成了关于寒食节起源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名义士，他曾忠诚地追随流亡的晋文公重耳。但文公归国后封赏群臣，却没有让介子推得到应有的待遇，于是他辞官隐于山中。晋文公后来醒悟，为了找到介子推，放火烧山迫其现身，然而他终究也没有出来，只是抱着树被烧死了。《荆楚岁时记》注中说因此“国人哀之，每岁暮春，为不举火，谓之禁烟。犯之，则雨雹伤田”。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对介子推的纪念，并非“寒食”的真正起源，那只不过是在一种季节变换之时“改火”的古俗之上，对先禁旧火、再取新火之事附会上去的传说。就像李亦园从结构人类学的角度对介子推传说与寒食禁火仪式之间关系所作出的解释，他认为，寒食的“禁火-取火”，象征的是禁火的生食和用火烹饪的熟食之间“自然-文化”的对比，与之相印证地，晋文公的亏待乃至烧山，和介子推的高尚忠诚，同样体现了伦理道德层面上“自然-文化”的对立。由于这相通的思维结构，寒食节选择了介子推。

　　从寒食节去扫墓，到清明节去扫墓

　　

　　祭祖扫墓是清明节俗的中心。

　　对祖先的祭祀，中国人向来十分重视。墓祭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但是寒食节上墓祭扫，从北宋王溥所撰《唐会要》的记载来看，是在唐初年的民间形成了风气，扫墓之后通常还要欢乐地郊游踏青。这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是对亡灵的不敬，伤风败俗，需加以禁止，所以唐高宗时期朝廷颁布过诏令，称“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

　　但民间的风俗一旦流行，就很难遏抑。于是到了唐玄宗之时，官方也承认了寒食上墓之俗虽然“礼经无文”，但“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彼时官方仍然认为上墓时“不得作乐”，可民间文化的发展遵循的是自身的逻辑与规律，“生年不满百”，又何苦“常怀千岁忧”，不如行乐去!于是，在踏青郊游的基础之上，后来还发展出了蹴鞠、秋千、拔河、放风筝、斗鸡等一系列释放身心的娱乐活动。

　　因为寒食与清明的节期十分接近，所以在唐代，人们已经开始将两者的习俗活动连成一片了。寒食和清明常常一起出现，甚至傻傻分不清楚，比如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中就有并列的表述：“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到晚唐和宋代，禁火、吃冷食的习俗开始松懈，清明就渐渐占据了上风。明清之时，寒食已基本消亡，为清明节所取代。

　　至于寒食节与清明节深层次的文化联系，萧放认为，当寒食与清明还是两个主题不同的节日时，寒食禁火、吃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出游、赏春，这两者一阴一阳、一息一生，密切配合，“禁火为了出火，祭亡意在佑生，这就是后来清明兼并寒食的内在文化依据”。就好比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对清明的一段描写，扫墓的凄清悲凉和酣醉式的游乐看似对比鲜明，其实是和谐交融、并行不悖：

　　“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

　　现代清明：上巳游娱之趣＋寒食墓祭习俗

　　

　　秋千，蹴鞠，斗鸡。

　　今日的清明，是一个融合了上巳游娱之趣与寒食墓祭习俗的清明。今日所说“清明扫墓”，是泛指一个时间段，并不限于清明的单日。民间说“清明朝祖，前三后四”，这样的习俗制度其实也是为了提供时间选择上的便利，让人们可以不必一窝蜂地挤在上坟的人流之中，同时也可以有从容的时间来欣赏春的生机、感受生命的美好。

　　从中国人的哲学情怀来看，对祖先的祭祀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我们的价值取向是重“生”。然而，“死”虽是个体之实体性生命的终点，但自然宇宙的背后仍然是四季更替、万物竞生、人类繁衍、绵延不息的“生生之德”。对于“死”大可以豁达地看待，因为个体的小小的“我”终将汇入到自然宇宙的“大生命”之中。乐天知命，就够了。

　　回到文章开头杜牧的《清明》诗，后两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看来，这寻访杏村之酒，也未必只是触目伤怀之后的借酒消愁，而是多少遥望着远方诗般的田野，用“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及时行乐、恣意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