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权力之劫：离权力越近，离救世越远

　　“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议题，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

　　从两千年传统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早已过去。历史上中国只出现过一次真正的知识爆炸——春秋战国时期，也因此，只出现过一次具有独立追求的知识群体——诸子百家。也就在这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确立自己的责任意识：救世。面对礼崩乐坏的混战图景，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世良方，“士”应运而生。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士”成为“士大夫”，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千年联姻就此开始，并在随后的科举制度中被固定下来，权力成为知识分子救世的尚方宝剑。随后直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成为独立的知识阶层的历史可能性，也因之丧失了从第三者的理性角度批判和引导社会发展的道义制高点。所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企图救世的呐喊只能是贼喊捉贼(说来不太好听)，无论是范仲淹、张载，还是黄宗羲、顾炎武，均无法真正承担救世责任，因为他们身处士大夫历史定位的魔咒当中。

　　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产生了一个悖论：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也因之离救世越远，而救世却又“好像”必须通过权力。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豪迈地宣布：“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而宣称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最终也在抗战中成为外交官。费正清理解蒋廷黻、胡适一类留学回国学者的最终从政，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

　　因此，近代以前中国处于一种“没有知识分子却有知识阶层”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核心内涵——独立钻研科学和对公共事务保持批判精神——被权力掩盖。于是，我们看不到一个个知识分子，却看到了士大夫群体。

　　近代以后，中国又进入“没有知识分子也没有知识阶层”的时代。“五四”以来，启蒙、革命等话语霸权充斥整个20世纪，从而导致用“精英阶层”取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现象，而“精英阶层”被想象成具有独立思想人格的完美英雄、哲人。这实际上是概念的偷换。本应在“问题”的研究中体现独立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义”的担道者，从而再次失去了创造“内涵”的机遇。

　　20世纪中国革命导致对社会分层的僵化定性。由于有知识的人在革命中事实上扮演了精英的角色，其合法地位却又与“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大众”之说矛盾，于是导致后来对拥有知识的人的尴尬定位和清洗。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才重新令知识分子具有正常身份。与农民、工人等拥有相对稳定而明确的社会角色、诉求和特征的“阶级”相比，根本构不成明确“阶级”的“知识分子阶级”，终于从社会中剥离出来。这段历史导致中国当代拥有知识的人也接受了这种人为的剥离。于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知识阶层”出现了，其存在本身是政治权力衍生的产品，并非社会存在的现实。

　　在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中，读书人从来持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认识：一方面，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对政治本身又持鄙夷的态度，参与权力的运作往往被妖魔化。这种矛盾的认识来自传统思想中没有区分“关心公共事务”和“从政”。

　　知识分子为了证明自己从政的合理性，往往需要改变人们对政治的看法。离开清华大学后从政的蒋廷黻这样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

　　而“儒商”这一历史上更令人生疑的概念，则说明知识分子与财富(权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说，革命时代政治权力造就了知识分子阶层的话，改革时代则是财富权力造就了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知识分子与财富的联姻，是当代中国历史最剧烈的变迁。他们转而投奔另一种权力即财富，这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政治巨变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投奔也并非必然附带道义责任的沦丧：其一，无财富的支持，从来就不可能有知识的累积和进步。没有财富与知识的联姻，就不可能有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高科技研究)，历史上也不可能有孟德斯鸠、康德、马克思等哲学家、思想家，当然也不可能有艺术的繁荣(画廊养活、捧红了多少古代、当代的画家)。财富本身是无道德性的，某些时候财富被认为是丑恶的，那是因为我们的传统自孔孟以来即持错误的财富意识(如果不是仇富的话)。其二，有知识的人有了财富并不必然沦丧道德。道德是个人的事，是修养，是本性。

　　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下情势来说，知识与权力和财富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了，在上述种种原因的背景下，拥有知识的很多人(可能是相对多数)便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但要知道，这种焦虑感在王朝统一强大的时期、在科举盛行的时期并不存在，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本身就以公共权力为目标，通过权力来实践儒家信条并不被认为不道德。所以，20世纪先从社会制度上砍断了“知识—权力”的联姻链条，从而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精英化，进而被阶级化，出现了严重分野和内部(如果存在内部的话)激烈的斗争;继而又因“权力—经济”的联姻，导致有知识的人进一步分化和边缘化，于是中国特有的“道德知识分子”理论和主张便盛行开来。

　　其实，所有焦虑和担忧，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把问题看得过于僵化，在时间上也看得太短了。

　　天命之劫：知识分子是救世主吗

　　知识分子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精神家园的守夜人”，这是关于知识分子的中国式解读的最大误区。这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累、活得苟且、活成了“皮上的毛”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始终无法被认定存在知识分子阶层的认识根源。知识分子只是社会中拥有相对高水平的知识的那一部分人，既然是在社会当中，必然要和权力、财富等要素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有知识以来，就有知识分子;知识越爆炸，知识分子越多。如果认为中国不存在知识分子，实际等于否认中国存在知识。从逻辑上说，这是不成立的。

　　所以，围绕中国知识分子而产生的焦虑感，并非来自是否真的存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否死光了这样的认识，而是来自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过高期许和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误解。我不同意把知识分子分成传统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普通知识分子或特殊知识分子的说法，放宽历史的视野，知识分子只有一种，就是拥有知识的人。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历史上与权力的紧密联系之外，另一个本质特征是他们具有的特殊的救世主思维。儒家对知识分子的说教中首定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宋代发展到顶峰。

　　这个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天命观却存在致命的陷阱：其一，它无法从逻辑上论证一个知识分子在具有了知识和道德后何以能够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水平再高，在无制度保障、无大批这样的人(阶层)集体共同行动的情况下，只能导致走向社会的知识分子个体的扭曲或归隐。即使成功，也只能是典型的人治。其二，这是把知识和权力关系直接联系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对知识的追求即以权力为目标，而非以科学为目标，这是中国传统上没有独立的科学知识系统的根源。

　　如果仅止于范仲淹的命题，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会更谨慎一些，而不是贸然以救世主身份大喝一声“我来了”。可是，稍晚于范仲淹的张载将“天命”发挥到极致，他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是做大哲学家;为生民立命，是做大思想家和道德卫士;为往圣继绝学，是做大学者;为万世开太平，是做大政治家。时至今日，张载的命题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恰恰就是这个终极理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无法“承受之重”。知识分子以无比豪迈的精神宣告其天命所在，而忘记了自己只是社会的一员。

　　张载命题并没有在逻辑上回答“为什么知识分子是绝对正确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张载无法回答，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回答，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判断。一个科学的判断必先承认自己可能是错的(即证伪)，继而才能走到证明的进程中去。

　　明代“异端”知识分子李贽在《焚书》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公但知小人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这就是所谓“君子误国，尤胜于小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警惕张载命题在实践中的可能性错误。与之相比，范仲淹要谨慎多了。单就其命题而言，范仲淹只是突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心忧天下的那个终极关怀，并没有强调无限的正确性这个前提。所以，如果当代知识分子要古为今用的话，有限的天命观要比无限的天命观好，因为它给社会带来的潜在性危险小得多，也不失所谓的知识分子良心和风骨。

　　启蒙之劫：黄宗羲、顾炎武与李大钊、陈独秀

　　中国知识分子责任的另一个议题就是知识分子是否要承担启蒙的责任。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承担了革命和道德良心的义务，还承担了开化民智的义务，也就是启蒙的义务。

　　就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而言，黄宗羲和顾炎武是代表。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颠覆了传统理论对君王的定位。在《原臣》中，他进而论断“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否定了王朝家族兴亡的重要性，而倡导“万民之忧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判断标准，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民权意识。

　　顾炎武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进行了启蒙。这便是他的“亡国”和“亡天下”之说。此说重新诠释了传统华夷之辨的世界观，具有启蒙意义。但是，令顾炎武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重新解释最终被清初统治者运用，致使中国重回天下一统的世界观中去了。

　　五四时期的启蒙同样具有有限特征：首先，这一大批知识分子勇气有余而准备不足。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觉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没有搞清楚，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在内，忽左忽右，左冲右突，根本原因在于理性勇气背后的知识准备不足;其二，救亡图存的使命观取代理性启蒙的负责形式。这就导致最终所有的五四启蒙思想家均进入政治斗争阵营，各为其主，失去了独立知识分子为理性负责的经典意义上的启蒙含义。

　　无论黄宗羲、顾炎武还是李大钊、陈独秀，从本质上说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并未明白启蒙的现代性含义(为理性负责)。当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而不是人的理性的普遍觉醒成为终极关怀的时候，这种启蒙仅仅是有限的启蒙。笔者称之为“中观层次的启蒙”。

　　中国如果还有启蒙，那么下一步的启蒙应该回归启蒙的现代性，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责任所在。当人的理性成为启蒙的核心目标的时候，知识分子对权力和财富的依赖性会减少，也会因之出现真正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角色之劫：老子、福柯与陈寅恪

　　在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天命观和启蒙使命之后，与责任相关的重要话题就是如何扮演角色的问题了。

　　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扮演角色通常有三条路：入仕、归隐和造反。所有这三条路都直接和政权相关。这是一种狭义的权力 - 知识关系。面对狭义的权力，传统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有两条路：“穷则独善其身”(归隐、出世)以及“达则兼济天下”(入仕、造反)。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在古代，知识分子保守的做法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当代，这种意识仍然是主流，只是在大街上时不时地——除了“卖红薯的”之外——出现“扔石块的”和“打酱油的”(网络用语，指心里明白却只愿做看客)这另外两种角色。“打酱油的”和“卖红薯的”秉承的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传统，“扔石块的”秉承的是落第书生洪秀全式的传统——总归没有找到合适的门路。

　　随着20世纪后半期知识系统的迅猛发展，在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上，思想家们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慎重思考。福柯指出了另外一条道路：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自福柯开始，知识分子进入反思自身的阶段，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由传统的明确到现代的迷失阶段。冯友兰说中国知识分子遇到问题习惯绕着走，西方知识分子则是正面进攻。中国式的思维习惯于从智慧的角度解释问题，因此并不特别依赖逻辑。

　　回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论题，如果以东方智慧进行解读，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充满儒家色彩：非得明白什么是责任才能承担责任吗?老子早就对一味追求并拘泥于道德的儒家(尽管他没有提到儒或者孔子这样的字眼，并且比孔子大四五十岁)提出过批评。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看来，老子的认识和福柯的主张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预设必须去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最终害了目的本身。无论从老子的标准还是福柯的标准看，近代以来中国只出现过有限的几个知识分子，陈寅恪即是其中之一。陈先生不做自我标榜之表面文章，不做一呼百应之口舌争辩，以其坚毅的人格力量拆解了权力，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