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图之拾葚异器 来源网络

　　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重视程度之高、影响社会之深、延续时间之久，为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见。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狭义的孝道指针对父母的道德行为，而广义的孝道则延及父母之外的长上之亲。孔门弟子有若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在诸多伦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儒家认为，孝可以使人们之间互相亲爱。而相互亲爱的族群，道德底线明确，统治者易于驾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道总体上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无论是国家危难，还是天下承平，统治者选择贤臣良将的路径大都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孝道不因身份高低贵贱而有所差异，凡天下之人，同此一德。汉朝皇帝，自惠帝开始，都在其谥号前加上“孝”字，如孝惠帝、孝武帝之类。按照唐人颜师古的说法，其原因便是“孝子善述父之志”。东汉时期，察举科目中有“孝廉”之目。历代皇帝都重视尊老、养老，都号称“以孝治天下”。皇帝常常亲授《孝经》，唐玄宗李隆基便亲自注解《孝经》。《二十五史》中，因“称孝”而名世、进身的官吏、学者、武将、乡绅不胜枚举。而在民间，孝已相沿成俗，到元代，郭居敬将前代著名的孝行故事加以精选，编成著名的《二十四孝》，后人又在此基础上插图，形成《二十四孝图》。它对七百年来的中国民间社会影响尤为深巨。

　　围绕孝道，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礼仪规范和法律制度形成互为支撑的完整体系。如果说，礼制中的尊老、孝亲行为来自远古的民间习俗，来自儒家的道德推扬，那么相关法律条文则是硬性约束，不容有违，它是孝道实行的强制保障。今以汉唐时期法律中对“不孝”罪行的惩处为例来加以说明。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不孝”罪。周初分封康叔于卫时，周公就对其弟弟康叔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也曾经说过：“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对于不孝这种“大乱之道”，当然要归之于罪，治之以刑。所以，《周礼·大司徒》所载“以乡八刑纠万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

　　孟子曾列举战国时期“不孝”的一些具体表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秦汉以降，国家立法便将这些“不孝”内容具体化、法典化。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简文中，有不少对于“不孝”行为的定罪，据之可见当时法律对孝道的维护。例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案例汇编)中，专门有“告子”一案，就是普通士伍控告其子“不孝”的案例：

　　爰书：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己往执。令史己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无它坐罪。”

　　控告亲子对自己“不孝”，官府必须派人前往捉拿(“往执”)，经过审问定罪后要处死(“谒杀”)。那么哪些属于“不孝”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

　　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

　　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

　　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殴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者，皆锢，令毋得以爵偿、免除及赎。

　　可见，杀害、“牧杀”(未遂)、殴打、詈骂长辈(包括父母、祖父母、继祖母、女主人)都属于“不孝”，凡是父母告子“不孝”罪成立，都要治以死罪(“弃市”)。罪犯的妻、子都受到连坐，且不能以爵位、金钱等赎免。

　　《二年律令·户律》记载了分家之后，孙子与祖父母同居时对其孝养不敬的处罚条款：

　　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

　　若孙子对祖父母赡养不善，将会被强制驱逐，由祖父母据有其田宅和奴婢。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唐律》及后代其他法律中把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定为“不孝”罪的源头。

　　关于老人控告子女“不孝”，还有一些细节规定。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规定：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宥)之不?不当环(宥)，亟执勿失。

　　这是说，达到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控告子女不孝，必须立即受理，拘执不孝之子。而相同的控告，到了汉初，关于是否立即受理，则有不同规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也就是说，必须经过不同日期的三次反复控告，才准予立案。

　　对于“不孝”罪的教唆犯，张家山汉简也有惩处规定：“教人不孝，黥为城旦舂。”(《贼律》)《奏谳书》对之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弃市，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

　　经过魏晋六朝，到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法律的格局基本定型，成为后代法典的圭臬。其中对于“不孝”之罪的惩处继承和发展了秦汉法律，同时又直接延续了上古礼制。按照《四库全书提要》的说法，唐律“一准乎礼”。《唐律》中有“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之罪，其中“恶逆”“不孝”“不睦”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例如：

　　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对五服之内的亲长，若发生谋杀、殴打、詈骂、诅咒、诉告等行为，便与谋反、谋叛等同，视为不赦的死罪，受到严惩。

　　《唐律》规定，子孙“违犯教令”和“供养有阙”要判二年徒刑：“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其解释是，“可从而违，堪供而阙”，即父母教令能执行而不执行，家里条件允许而不供养父母时，祖父母、父母提出“不孝”之诉告，方得定罪。《疏议》将“供养”与《礼记·内则》中“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类联系起来，说明唐律对孝道的法律强制与上古时期的礼制规定具有渊源关系，是合而为一的。若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子孙委托他人照顾，而自己远赴他地做官，也要判一年徒刑。至于殴打、詈骂祖父母和父母，则更是重罪：

　　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须舅姑告，乃坐。殴者，绞;伤者，皆斩;过失杀者徒三年，伤者徒二年半。……诸妻妾殴、詈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各减殴、詈舅姑二等;折伤者，加役流;死者，斩;过失杀伤者，依凡论。

　　相比于上引秦汉时期的相同罪行，这些条文规定得更加细致了。一般认为，这是五服制度在古代法律中得以全面应用的结果。律文中特别提到，对血缘关系较远的亲长实施“过失杀伤”，要“依凡论”，即“依凡人法”处理。这足以说明，对于父母及亲长的“不孝”行为，其判罪明显重于对其他人的犯罪行为，这是儒家道德在法律中得到强化的结果。

　　正如孔子和曾子所说，除了孝养活着的父母之外，对死后的长上之亲“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是孝道之大端。所以，古代法律特别重视为父母守丧一项。遇到以下情况，均受法律惩处：

　　⒈“匿不举哀”。若在外地听闻父母之丧而匿不举哀，要判流放两千里。相应地，闻期亲尊长之丧而匿不举哀，要判徒刑一年;闻大功以下的尊长之丧而匿不举哀，则递减二等。

　　⒉“释服从吉”和“忘哀作乐”。父母丧期未终，就改穿吉服，或者“忘哀作乐”，要判徒刑三年;参与杂戏娱乐活动(如樗蒲、双陆、弹棋等“杂戏”)，要判一年;偶遇奏乐和宴席而未回避，要笞杖一百。

　　⒊“冒哀求仕”。官员遇到父母或祖父母等直系尊长之丧，要去官回乡服丧，谓之“丁忧”，若丁忧期间做官，谓之“冒哀求仕”，不仅受到道德诟病，而且要判以徒刑：“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冒哀求仕者：徒一年。”

　　⒋“服内婚嫁”和“服内生子”。居父母之丧，不能结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而且婚姻无效(“离之”)。若服丧的对象是期丧，则罚笞杖一百。居父母之丧时有孩子诞生，是谓“服内生子”，要判一年徒刑。

　　另外，根据儒家亲亲相隐的礼制原则，诉告尊长之亲也是“不孝”之罪，官府不予受理。秦汉时期已经将其入律，例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告律》承袭了这条律文：“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唐律》对之规定更严，除“谋叛”以上的大罪必须揭发之外，凡“告祖父母、父母者”，均判绞刑。除了直系嫡亲之外，诉告其他亲戚尊长也要判罪，例如，“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

　　孝道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深入人心，孝行之所以代代相沿，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仅仅得益于儒家的鼓吹和推扬，而且是社会与国家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包括家庭、宗族、乡里的礼制约束，国家律法诏令的强制惩戒，以及通过树碑立传、悬匾建坊、封赏旌表等方式实现的正面引导，从而构成一个“系统工程”。这些维护孝道的措施，不能说没有负面作用，但大体而言，它跟中国古代的社会土壤、文化传统可以协调自洽，而且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孝道弘扬、人心再造，不乏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