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校进入村庄不过百余年历史。清末，新式小学开始在广大乡村兴办;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兴办新式小学的热情愈益高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极力倡导和鼓励群众办学，大量的“民办小学”(又称村办小学，简称村小)得以兴建，在最高潮时期，形成了几乎“村村有学校”的格局，这些学校对于我国初等教育的普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从村庄的层面上看，学校是村庄的文化中心，是村庄文化传承的纽带，学校与村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一场景已经悄然改变。

　　留下“寂静的村庄”

　　从2001年始，税费改革的大幕在我国广大农村逐步开启，改革规范了农村收费行为，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三农”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因取消了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同时国家教育投入机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导致农村教育经费不足，办学条件难以保障。在这种政策环境下，通过中小学布局调整集中办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财政压力，成为政府的一种自然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也是建立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学校规模一再缩小、生源一再减少的客观现实基础上的。

　　同年，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学校布局调整，全国县镇以下的农村中小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撤并，这种大规模的撤并一直延续了十个年头，2012年，针对学校撤并带来的突出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文明确提出“严格规范学校撤并程序和行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这标志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这一教育政策的叫停。综合来看，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政策，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于完善税费改革和确保改革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对农村教育整体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坐落于村庄中的学校(多为小学和教学点)被大量撤并，导致农村学校数量大幅下降。以湖南为例，小学阶段，2012年农村学校数为6836所，比10年前减少2/3以上;初中阶段，2012年农村学校数为1622所，比10年前减少了近1/3。布局调整前“一村一校”的局面被完全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几村一校，许多地方“成果”更为突出，甚至出现了一乡(镇)仅有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

　　由于位于村庄里的学校被撤并，在家门口读书成为奢望，村里的孩子不得不去较远的学校读书，有调查表明撤校后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增加4.05公里，上学路程普遍变远，造成交通安全隐患和教育成本的增加。一些稍有经济基础的农户为追求更便利的条件、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选择“陪读”或举家“外出求学”，由于学生转移而引发农村家庭迁移，山西吕梁市离石区枣林乡任家山、松家峁两个村庄就是比较典型的出迁户样本。据《山西晚报》报道，为照顾到外地读书的儿童，两个村庄均有约40%的农户外迁，该乡90%以上的自然村或行政村的学校因撤并而消失，学校数量减少了86.6%，相应地该乡人口也不断流出。当然，村民外迁并不单单是因为教育因素，搬迁一般是由多种综合因素决定的，有文化单调、交通不便、外出务工等等因素，但不可置疑的是，教育往往是其中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学校消失，儿童外出求学，妇女外出陪读，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诸多业已空心化的村庄从过去的“613899”部队逐步向“99”部队演化(61指儿童，38指妇女，99指老人)，老龄化的态势十分严重，只有到寒暑假期，才听到孩子们的喧闹和嬉戏声，村庄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沦为不闻童子声的“寂静的村庄”。

　　加剧村庄文化衰亡

　　在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学校从开始的嵌入村庄，到逐渐融入，已经成为村庄社会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学校作为村庄的文化中心，负载着村庄的前途与希望，是一个村庄的未来之所在;学校更是村庄的文化高地，对于村庄文化具有保存、引领、传播、拓展作用。传统农业社会知识手口相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一代代村民必须依赖学校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文化的洗礼，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村庄和学校两个公共场域共同作用、交互影响，推动村民实现了最初的社会化，推动村庄逐步走向现代化。

　　然而当前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就是，由于城镇化、村庄兼并等等原因，我国村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据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统计，近十年来我国村庄减幅高达25%，一天约消失村庄80个到100个。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一直保持着稳步提升的态势，2013年城镇化率为53.7%，据预测2020年将达到60.34%，这意味着村庄已经进入到一个迅速消亡的时期，其消亡的步伐短期内不可能放缓。但这并不代表村庄将会走向终结，对于中国这一农业大国而言，村庄已经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是我国传统文化、农耕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作为我国近半数人生产、生活的场所，村庄不可能全部消亡，只能逐步向现代转型。村庄的转型与发展，不仅仅需要经济层面的支撑，还需要文化层面的支撑，以提供村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方面的健康氛围、精力动力与智力支持，增强村庄凝聚力和创造力。

　　随着学校消失，村庄的文化高地不在，村庄文化脉络的维系受到了影响;青壮年、青少年长期“不在场”，对村庄的疏离感逐渐增强，村庄后继乏人，绵延千百年的村庄文化面临传承及拓展危机。特别是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新型城镇化的行进，在以传统农业文明为指征的村庄文化正在大面积式微，农村文化呈现虚化、空洞化的现实背景下，学校的进一步消失，无疑更进一步加剧了村庄文化的衰亡，给当下的村级文化建设带来很大的挑战，对村庄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以学校为支撑重构村庄文化安放未来

　　千百年来，村庄文化曾经提供过我们民族奔跑前行的能量，构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印记。今天，毋庸置疑的是，在许多地方的发展进程中，仍存在重视经济层面的建构、忽视文化层面的构建的现象。面对当前村庄不断消亡，村庄的原子化、无序化，村庄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还需要重新思考村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村庄文化的功能与作用，村庄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前景。特别是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随着村庄的合并、精减、重组，村庄文化重构应受到应有的关注。学校作为村庄的文化高地，不仅具有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天然优势，同时也具有培育与传播现代新兴文化的内在功能，因此应着力调动、激发学校的文化功能，充分重视学校在村庄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应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在学校布局、教育计划、教育目标等方面更多地“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农村学校，认识小规模学校存在的必要和自身价值，支持小规模学校的重建与发展，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采取倾斜保护政策，有倾向性地配置教育资源，可设立小规模学校专项经费和教师专项经费，优先选聘本地教师，建立“走教”制度，保障小规模学校的正常运转，并实现灵活性、多样化和特色发展，使教育的发展能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

　　进一步密切村庄学校与村庄本身的关系，推动学校本土化发展，引入乡土课程与参与式的体验教学，通过各种教育实践活动，将传统地域文化和乡村文化引进校园，同时结合现实需要着力培养村民公民意识，推动乡村生活方式、村规民约的重建，发挥学校教育在村庄文化建设、村民家园归属感、村庄文化认同感建立中的功能与作用，为村庄文化重建奠定精神基础，从而激发村庄的生机与活力，让村庄的未来得以安放，让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石不断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