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1]这些观点同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结果虽然不一致，但有可供启发思考的地方。

　　近年来研究人体细胞的线粒体DNA(mtDNA)多态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人种间在体型、肤色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而从不同人种所采集的样本分析，显示全人类的mtDNA 的差异却非常之小。由此推论现代人类的祖先应是约十多万年前的一个很小的原始群体～晚期智人(Homo  sapiens)。这个晚期智人小群体来自同一位女祖宗，它们的遺傳特征基本相同。确切地说，是由这位女祖宗所生的女儿们传给外孙女们这样母女相传的方式遺傳下来的。因为人体细胞的线粒体只来自母亲一方[2](线粒体位于细胞质里，男女交配授精过程中，精子细胞只有细胞核和卵细胞核融合，精子的细胞质包括线粒体被排除在卵细胞之外)。美国遺傳学家Cann 从全世界随机抽样了135名妇女，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美洲土著人、欧洲人、中国人、以及非洲多个民族的代表等，逐对研究每个妇女与其他各个妇女的mtDNA字母差异的数目，最终确定了在 15--25 万年前有一个总分叉点，处于该点的女子是所有现存人类的纯粹母系的共同祖先，Cann 称之为线粒体“夏娃假说”(Eva  hypothesis)，我们的线粒体原本来自这位女祖宗。这位女祖宗的后代在十余万年前走出非洲，走向世界各地，以后分化为不同的人种。至于人类肤色和髪色的等差异，是因人们长时期生活在不同纬度的地理环境条件所引起。[3]    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和 线粒体DNA( mt DNA) 的遺傳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判定人类晚期智人都起源于东非，只是在出走的时间推算方面有些差异，恐不是偶然的巧合。再结合人类语言的起源和分化，更显得同人类生活从采集转向业起源有密切的关系。

　　最近克劳博士(Dr.  Tim  Crow ) 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有一个名为PCDX 基因的出现，改变了人脑的功能，使人类有可能产生语言。[4]

　　PCDX 基因原先只存在于女性的性染色体(XX)中，是成双的;在男性的性染色体(XY)中则是单数。但在男性X性染色体中的PCDX基因由于基因交换转位而跑到Y染色体中去，X染色体与Y染色体通常是不会发生基因交换的，一旦发生了交换，就非常稳定，可以经历几百万年而不变。PCDX 基因的交换约发生于距今12～20万年前，恰恰与在非洲的人类制作工具能力大发展及大脑产生抽象符号的能力重合，从而导致了现代人类的诞生。至于猿类，则其雄性Y染色体没有PCDX基因，因而猿类不会发生这种交换。这也成了人和猿之间智力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现代人类出现于15万年以前，语言的产生约在50000～60000年前，那时石器工具大大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艺术品“大爆炸”，晚期智人开始从东非出走，分布世界各地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人脑增大，肠胃缩小，中枢神經发育，咽喉下降等。[5 ]  如果没有语言作为交际和思维工具的参与，是难以相象和完成的。

　　人类发音器官是按唇、舌、喉的顺序，大多数汉语音素是按声母、介母、韵母的顺序出现，即唇音，喉音领先。如婴儿最先学会的声音是 ma (妈) 和ba (爸)，全世界几乎都相似，发妈的音都带m( mama、mami、 ami、mater、 me等);发爸的都带 b 或p音(baba，papa， abo，apa，pater等)。

　　汉藏、印欧和南岛三大语系是人种自50000～60000年前从东非出走，约30000年前陆续定居于欧洲、亚洲和南洋岛屿(澳大利亚更早些)，长期隔离下形成起来的，故彼此的差异很大，但从语源上追溯，并非毫不相关。笔者觉得联系农业词汇的产生，也有类似于最早的妈和爸的情况。试以石磨棒、磨盘、石鎌及杵臼为例，分析如下。

　　原始农业距今只有10000余年历史，在此以前数以十万年计的漫长时期里，人们过的都是采集和狩猎的生活，且以采集为主(采集提供全部热量的60--70%)。石磨棒、磨盘、石鎌和杵臼等工具，是早在采集时期即已会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不是迟至原始农业时期才发明。非洲阿尔及利亚髙原在旧石器晚期约14000年前即发现有安裝骨柄的薄石刀及石磨，尼罗河流域一带也有。石鎌刀被认为只是用以割取植物子实的，石磨棒和磨盘是用来研磨、粉碎采集来的这些植物子实的。它们一直持续到新石器农业时代，才转而应用于谷物加工。石臼的前身是天然岩石上凹陷的洞，杵是狩猎用投枪类的棍棒;在东南亚的臼往往木制，呈长方形，妇女们站立两侧捣碎谷物，它的前身是独木舟。

　　汉语“磨”(mo) 和英語的 mill (磨) 及millet (黍粟)同属唇音，决非偶然，实在有着遥远的同源关系。磨的英語mill 来自古代英語 mylen ，古代英語來自中古德语  maleu ，  中古德语來自拉丁文 molina ，拉丁文来自希腊语 mule 。mill 在古俄语作  mlinu  或blinu，都与英语德语共同追溯到希腊语这个源头。  杵(pestle )和臼(mortar)，同样是唇音。peatle 来自古英語 pestel，与古法语同，都来自拉丁语 pistillum , 拉丁语又来自希腊语 ptissein ，磨的意思。臼mortar   古英語作 mortere，来自古法语 mortier，源于拉丁语  mortarium 。

　　欧亚大陆( Euro-Asian)自古种植黍(millet，Panicum  milliaceum)，黍在中古英語作milet，古法语作  mil，拉丁语作  milum ，如再追踪到 mele，便和mill 同源。即 mill (石磨)上所磨为 millet，这个millet 是当时主要粮食，它可能已经人工栽培，但早先已有很长的采食历史。故millet 和 mill 必然是采集时期产生的词，不能想象，人们早已食用黍和使用和石磨，却像哑巴那样，没有语言称呼黍和磨。

　　在东方亚洲，石磨盘和磨棒在黄河流域不少新石器遗址中都有出土，最早的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9000 年，最精緻的石磨盘和磨棒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8000 年，同时出土的有炭化的粟(或黍)。如再往前推，黍虽是中国北方原产，也不能排除与西部交流的影响，如黍在北方一些地方的口语称黍为mi，即“麻下从黍”之“ mi  ”，也即 《诗经》中的“穈”，都是唇音。在俄语中称磨坊为 мельца，称面粉及各种粉末为 мука，都是唇音同源。

　　作物方面除黍(粟)以外，“穀”(稻)的语言起源也同样很早。“稻”词在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的语言及其方言中，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从它们中间可以得出14种“稻”词的音值，分布在广西中南、云南西南、越南、老挝及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部，其语音的最古形式擬作“Khau”，再从Khau分化为 K (榖)系和 h(禾)系(如云南傣族的“毫安公”、“毫薄壳”的“亳”即“禾”的异写) 。[6]泰国和缅甸的稻词都带有  Khao或Khua 的词头，都是“榖”的对音。这个 Khau 音的上限可能超越考古发掘所见的炭化稻谷遗址的年代，要联系人种迁徙来作推测。

　　从东非出走的晚期智人向西去了 欧洲，往东到达亚洲，彼此相隔十分遥远，何以欧洲语言中所称的corn(谷物)，和汉语的Khau(穀)都属喉音?英伦三岛所称的 corn ，可以兼指小麦、燕麦和大麦。南方的英格兰因种植小麦为主，故口语 corn 是指小麦，北方苏格兰和爱尔兰以种植燕麦为主，故口语的 corn 是指燕麦，这很似中国北方的穀指粟，南方的穀指稻。古代英語的corn 来自德语的 konam，其印欧语的语根是 greno-，即后来拉丁语的granum，英語的grain(谷物)。 而corn 的释义是：1, Any of  several  cereal  producing  as  edible  seed such  as  wheat, rye, barly, or oats.  (任何生产可食种子的谷物如小麦，黒麦，大麦，或燕麦。)2, A  seed  or  fruit  of  various  other  plants .(各种植物的种子或果实)[7]。corn 这种大名复盖小名的用法和中国的“榖”词一样，中国的“五谷”和“六谷”除黍、稷、稻、麦外，还可以包括麻(大麻)、菽(大豆)和苽(即菰米)因栽培地区而异，以种黍粟为主的谷，指黍和粟，以种稻为主的谷，则专指稻。 corn 是淸喉音、 grain 是浊喉音，西方的corn 和 grain 的关系何以与汉藏语系的禾和榖的关系如此相似?表明它们正如上面所说的，既是人类思维的共性产物，也是早在采集时期或原始农业早期即已形成的词，尽管中西方彼此在语言文字上早已分道扬镳，但原始的同源词却頑强地保留下来。

　　参考文献

　　[1] 徐文堪 ，基因语言和民族起源，《辞海知识》第5期，2000年6月，上海辞书出版社

　　[2]] 卲靖宇，《汉族祖源试说》第13--1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杭州

　　[3]卲靖宇，《汉族祖源试说》第29--5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杭州

　　[4]据1995-2002  Wordwizard  Ltd.,  Wordwizard Inc.

　　[5]李讷，“语言的起源”讲座，中国社会科学局简报，美国加州大学李讷教授到语言所进行学术交流，2001，8，30日

　　[6]游汝杰，“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农史研究》第三辑，第131--144页，农业出版社，1983，北京

　　[7] William  Morris, Editor“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COLLEGE  EDITION) ,  1981,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Y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