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这么重要，那么，这个个人主义是什么含义呢?

　　它不是我们中国语境下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在西方，它首先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共同体的性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本体论认识。它是一种政治哲学。

　　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包含这样几个内容，如果你记住我后面要讲的这几个命题，理解了它们的含义，你对西方的个人主义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

　　第一个命题：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本原和基础。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要过共同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又成为政治动物，成为国家的成员。那么，人类组成的社会组织，社会或国家共同体，是怎样一种共同体?它和个人是怎样一种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就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看起来，这是很玄虚的问题，但却是很基础的问题。

　　一种是整体主义的观念。它认为，社会共同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每个人是这个有机体里面的一个细胞或者一个器官。你只有在这个有机体里面，结合到这里面去，在这里承担你的职责、你的义务，尽你的责任，你才能够实现你的价值。如果离开了有机共同体，个人什么都不是。好比一个细胞或器官离开了机体，就什么都不是，就不再是它所是的。这意思是说，整体是第一位的，是本原，是基础;个人是第二位的，派生的，个人要依附于整体。

　　另一种观念是说，这个共同体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尽管大家组成了一个共同体，但是，每个人仍然保留了他的独立性。所以，个人才是共同体的本原和基础，个人是第一位的，社会和国家是第二位的;个人是本原，社会和国家是派生的。个人是自足圆满的整体，不需要依国家来判定它的价值。

　　这样说起来很枯燥、很抽象，但是，这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一个出发点。

　　前一种观念将个人虚化了，整体才是实在的;后一种观念把国家虚化了，个人才是实在的。按后一种观念，国家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是一种法律建构，是一种契约的共同体，不具有本体论的实在性。从本体论的意义上，individualism应该译为“个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个体主义就不容易被误解。

　　你们看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它设定的前提，就是先有个人，后有国家。个人出于某种需要，通过大家签订一个契约，才建立了国家。这样，国家就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是个人的集合体。如果契约被破坏了，将个人联结成一个共同体的纽带就不存在了，国家就解体了，每个人又回到自然状态，即个人独立自由的状态。

　　我们在中国常听人说，没有国家哪有我，是吧?国家都灭亡了，你都成了亡国奴了，哪有你的什么个性的发展、你的利益、你的权利?我们常说，“大河无水小河干”。西方个人主义者的思维正好和我们是倒过来的。他会说，如果你这个社会和国家对我没有用处，不是为了我的，那我们建立社会和国家干什么呢?如果个人仅仅是牺牲品，是工具，国家成为个人的负担甚至威胁，那国家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他的逻辑是，小河无水大河干。他无法理解我们中国文化，你们这个河怎么会倒着流哇?从大河往小河里流?从山东往青海流?这是两种思维的逻辑，两种文化逻辑。韩寒不是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人的逻辑吗?

　　第二个命题，个人是社会的终极价值。

　　个人和社会整体或国家之间谁是目的?谁是工具?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我们建立国家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某些要求，个人的利益、自由、权利等等。18世纪德国思想家康德有一句话被简化为“人是目的”，它比较经典地表达了个人主义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人当作工具。这个“人”不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人民”，不是“人民群众”。它是个人，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整体主义文化，个人是工具，国家是目的。国家是虚的，最终落实，就是民众都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和牺牲品。

　　大家看兵马俑，它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告诉我们什么呢?皇帝死了之后，还要做这么多兵马俑给他陪葬。我们知道，商朝的时候，让大量的活人殉葬，那是制度、是习俗。到明朝时又一度恢复了殉葬制度。皇帝死了，嫔妃被活埋到墓里。十三陵里就有被活埋的皇帝的女人们。

　　实际上，中国人活着的时候，也是活着的皇帝的殉葬品。中国人为谁活着?为统治者活着。为了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的权力、统治者的面子、统治者的好恶。为了让统治者开心，无数的平民百姓可以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臣民没有自己的价值，你能够为统治者服务就是你的价值。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能够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满足统治者的需要。统治者会把他的需要解释成或打扮成大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他要求你奉献于整体，实际上是奉献于他或他们。当年黄宗羲就看明白了，那就是以君主之“大私”，冒充天下之“大公”。[1]

　　这个兵马俑的军阵，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从中能解读出很多内容出来。我们骄傲地宣称这是世界第八奇迹，的确，西方不会创造出这种奇迹。历史上，哪怕是专制时代，他们的统治者也从没干过这种事。

　　在我们普通中国人内心里，都有一个皇帝情结，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当皇帝罢了。到了兵马俑军阵面前，如果不是人山人海把你挤得要命，只要你有机会展现自己，大多数中国的游客会做什么呢?会站在兵马俑面前挥手检阅，你们信吗?我看到过，中国游客在那里挥手检阅。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只是被检阅的角色，但如果有机会，比如面对兵马俑，也有检阅的冲动。挥着手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美国总统里根当年也来看兵马俑，他非常喜欢，官方还特批他跳到坑里去摸一摸兵马俑。但是，里根站在兵马俑军阵面前说了一个词：“dismiss”，解散!你是不是感到很意外?会有中国人站在兵马俑前说这样的话吗?这是什么政治心理?这是一种心态，他看到这么多人整齐地排着就不舒服，就想解散它，就想给他们自由。中国人或者站在台上检阅，或者在台下接受检阅。不是主子就是奴才，或者把别人当工具，或者自己当工具。

　　整体本位，在实践中必然表现为统治者本位。统治者就代表了整体，他很容易以自己的利益冒充整体的利益。个人被扼杀，就出现人口众多，人烟稀少、大国寡民的情况。在今天，人们深恶痛绝的官本位也是整体主义的一个表现。要真正解决官本位问题，就要个人发展成熟起来。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是官本位的解毒剂。

　　第三个命题，所有的人都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

　　尽管我们组成了社会和国家，每个人是共同体的一分子，但个人主义把社会共同体想象为个人的集合体，由契约、法律这样的外在纽带将个人结合在一起，而其中每个人仍然是自足圆满的整体，保留着他的独立性，没有成为共同体的附属物。像存在主义者所说的，在宇宙中，每个人就是一粒微尘;但对我们个人来说，我就是整个的宇宙。

　　打个比方吧，个人主义者想象的共同体或国家好比由一个网兜兜着一些鸡蛋，鸡蛋都是一个个的，有着一层坚硬的外壳，那个网兜就是契约和法律。而整体主义的共同体好比用塑料袋装着打碎了外壳的鸡蛋，理想的状态是，连塑料袋也没有了，这些鸡蛋凝固成一大坨了。这样，个人就完全不存在了，成为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每个人既然是独立的个体，它在共同体内自然是自由和平等的。我们要服从整体，奉献于这个整体，服从它的权威，但是，我们仍然是独立的、自由的和平等的。独立是人格的独立，服从只是外在行为的服从。在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上，所有的人是平等的。不平等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外存在。建立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后，我们基本的自由和平等没有牺牲掉。我们不会成为集体的附属物，不会成为权威的奴隶。个人没有因为国家的建立而被蒸发、被虚化、被淹没，而是顽强表现着它的存在。我们把某些权利转让给国家，那是过共同的政治生活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所以，我们对国家的服从是有限度的，对集体的奉献也并不会否定我们的个体价值，对集体承担义务也不会牺牲我们的独立。

　　第四个命题，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界限。

　　这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精髓。就是在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掘出一道鸿沟，筑起一道篱笆，精心地把属于个人的东西保护起来，把它和属于社会的东西隔离开来。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属于我的，是我的独立王国，我就是它的最高主权者。这是我的私域，他人和社会的权力不得进入。

　　这是一种什么观念呢?就是把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对立起来，个人的私域与公域，个人的rights和社会、国家的power之间对立起来。两者是在一个水平面上，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关系。个人权利的扩大意味着国家权力必须后退，国家权力的膨胀意味着个人权利要受到侵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要为个人筑起一道篱笆，把国家的权力抵挡在外。这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精髓，你要从这一点上去理解西方的自由和人权思想。

　　我用这个图来解释上述思想。

　　大家看这个图，有A、B、C、D四个圆，就好比是四个人，大家必须过社会生活，相互交往。那么，这四个人相互重合的领域，那就是社会公共权力有权干预的领域。这四个人还有一个领域，不和别人发生关系，他怎么做，不影响别人，不影响社会，这就属于他的私域，是属于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范畴，其他人和社会不得干预。在这个领域，国家权力进入是无效的，非法的，要受到顽强的抵制。这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己权界”。

　　我们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没有“群己权界”的概念。国家是一个实体，一个单元，家庭或家族也是，个人不是。我们叫国家本位和家庭本位，不是个人本位。所以，国家有它的界限，还要筑一道墙，把国家圈起来。就是长城。每个家庭也是一个单元，是一个实体，每个家庭也筑一道墙，把家庭保护起来。但是，中国人唯独没有给个人筑一道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软体动物，没有什么东西来防护我们，外部的权力能够任意的侵犯和干预我们个人。今天的中国人开始披上了一层保护自己权利的盔甲，虽然这层盔甲还非常的单薄、软弱，但是毕竟开始有了。

　　你们小的时候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的父母把你的日记本拿来要看，你高兴不高兴?你不高兴，敢不敢抵制?有的敢，有的可能不敢，是吧?有的会说，这是我的笔记本，你不要看。有的父母能够接受，认为孩子的隐私要尊重，有的父母就不尊重，不知道尊重。什么是你的?连你都是我的!中国文化是不知道尊重人的，这是与西方的巨大差别。像鲁迅说的，中国的孩子是父母福气的材料，不是人的萌芽。你看古代启蒙读物《二十四孝图》怎样教育孩子的?有一个香港学者借“郭巨埋儿”的故事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杀子文化”。一般而言，中国的父母有对孩子的溺爱，但是没有尊重，不知道什么是尊重。无论父母怎样溺爱孩子，他都不懂得尊重他。这也是很多家庭冲突的一个根源。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很冤枉，很委屈，我对孩子这么好，孩子怎么还那样怨恨我?因为你没有对他的尊重，你所有对他的溺爱都作废了，抵消了。一些家长怎么也听不懂尊重是什么意思。我对他那么好，还不尊重?

　　西方呢，国家不筑墙，家庭也不筑墙。这就是美国农村的一户人家，你看他家的界限在哪里呢?就是周边这些森林，这就是他家的边界，而里面的草坪就是他的院子。这是一个市民家庭，我曾经在他家住过一个星期。这个是他家的草坪，连着外面街道，草坪与街道间没有界限，没有墙。在他家与邻居间也没有墙。那么，你怎么来分辨两家的界限呢?我在美国悟出一些窍门来。他们的院子都是草坪，这家人可能是五天前割的草，那家可能昨天才割草，这两家的草长得就不一般高，或者这家人横向地割草，那家人纵向地割草，中间就形成一条线，这就是两家的界限。不能说所有的美国人都这样，起码大部分的美国人家是这样。没有墙，没有安全门，没有铁栅栏。

　　我在迈阿密的时候，看到有个地方，汽车走了很长时间，路边上的人家全都有这么高的篱笆墙，这是为什么?当地人告诉我，这个地方鳄鱼太多了，经常爬到居民家里把人家的宠物给吃了，甚至把人给伤了。这个篱笆不是防人的，是防鳄鱼的。你知道，在美国，动物到处都是。有专门的动物警察，动不动居民报警了，说鳄鱼到我家里来了，熊到我家里来了，蛇到我家里来了，浣熊到我家里来了，然后警察开车来，就把这个东西给弄出去，然后放了。

　　我到加拿大多伦多旅行时，那汽车经过一个街区，走很长时间的一个小区，几乎家家有墙，就是这么高的木板，然后刷上漆，这是为什么?他们说，这是华人社区。华人到加拿大，把墙也带去了。

　　但是，西方人都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个人精心的保护起来，把属于自己的权利精心的保护起来。这道无形的墙相当之坚硬，如果你试图进入，那会遇到顽强的抵抗。这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而在中国，国家筑墙，家庭筑墙，惟独不给个人筑墙。正是国家和家庭的墙的厚重、封闭，将个人压缩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这样的人，他是本原，他是目的，他独立自由平等，他还要与国家对立和分开，以维护他的权利，这样的个人怎样组成一个共同体?怎样才能采取协调的集体行动?怎样才会产生社会的公共道德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你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个人主义后面这两个方面。这也是个人主义的后两个命题。

　　第五个命题，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推已及人的利他行为，以个人为基点的公共道德。

　　因为每个人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所以你要对你所作所为负完全的责任。你没有任何推辞，没有任何借口，你要对你的所作所为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也正因为人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所以人才会产生责任感。如果人没有独立、自由、平等，也就没有责任感，他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负责任。

　　在今天，我们的教育不断的灌输，要人们有责任感，有责任心，大家仍然没有责任感，为什么?因为个人不独立，不自由，不平等。你能理解这两者之间手心手背的关系吗?一个孩子，他把人家东西打坏了，得家长来负责，孩子不负责;一个孩子在外面打了人，要家长负责，孩子不负责。古代奴隶制下，一个奴隶在外面杀了人，人家要告奴隶的主人，不告奴隶，要主人赔偿。当然主人也可以把奴隶交出去偿命，但人家跟主人交涉，不跟奴隶交涉。因为孩子和奴隶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处于受监护的地位，他们也就没有责任。在中国这样的文化里面，统治者把人民都当孩子，事实上人民处于奴隶的地位。既然你把人民都当作孩子，当奴隶，他们对公共事务也就没有责任感。

　　在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把人民都当作成年人。人们平时享有自由和平等，享有独立的人格，他的人格得到尊重，那也就养成了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习惯。

　　比如说，你们现在不挣钱，花父母的钱，你可能根本不觉得花钱心疼，大手大脚的花钱，是不是你们的父母经常会这样说你们?等你毕业了，父母不管你了，你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一个月就挣两千块钱，花没了你自己喝西北风，这时，你就得负责了，对吧?你要对你花钱的行为负责。你现在只花钱不负责，因为花完了可以跟爹妈要，作难的不是你，是你父母。

　　这就是要点所在。你要明白，一个国家里的人民享有独立、自由和平等，才能培育起他的责任感。

　　在这样的社会里，并不是大家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individualism不等于egoism，后者有自私自利的意思，前者包含着利他行为，至少不排斥利他行为。那么，利他行为的根据在哪里?就是推己及人。是以推已及人为基础的利他行为。

　　我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对同类都有一种恻隐之心，同情怜悯之心，慈爱之心。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要施与人。就是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去从事利他行为。

　　如果一个同学家境比较贫寒，我家里比较富裕，我要换位思考：如果我家里像他那样的贫寒，我会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我希望别人不要歧视我，我需要别人关心和帮助我。既然这样，我就不要歧视别人，要尊重别人，要帮助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从这样一个出发点从事利他行为。其实，人都有同情心，对同类的同情、怜悯，这是人的天性。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的善行源于人的天性。哪怕是社会风气很坏的时候，这种善行仍然大量存在。甚至社会风气坏到一定程度，反倒激发了一些人更深的悲悯情怀。

　　既然在个人主义文化氛围中，利他行为主要来自推已及人，那么，个人发育越成熟，利他的动力源泉越充沛。个性丰满，人格完善，才能产生最深沉最广泛的利他动机。一个人的境界越高，其利他行为的境界越高。

　　如果你有超越主义精神境界与追求，你就会同情别人的宗教感情;如果你就是个权力和金钱拜物教的教徒，你就不能理解别人维护宗教信仰自由而做出的牺牲，更不会产生同情和施以援手。你这是图什么呢?不是自找麻烦?放弃你的信仰，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为了信仰，家破人亡，这不是傻子吗?

　　如果你根本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那你也不会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很贱，看别人的生命也很贱。

　　如果你饿过肚子，你知道没有饭吃对人意味着什么，可能在看到乞丐时就会施舍他一碗饭吃，但你可能对人类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事业无动于衷。如果你没有头脑，没有思想，没有独立的思考，你就不懂得思想、言论自由的价值，不懂得有思想的人在受到思想钳制的环境里痛苦的感受。你不能感同身受，你的同情从何而来?你又怎么可能产生同情和帮助呢?

　　所以，有尊严的人也知道尊重别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人格卑劣，当惯了奴才，没有尊严，不懂得自由和权利的价值，奴顔卑膝地做人，对别人的人权和自由受到侵犯就会非常麻木，就会漠视人权的灾难，不可能有命运相连的感受，更不可能有刻骨铭心的痛苦。看到别人的反抗和挣扎就会不解，“你就从了吧”，何苦呢?

　　中国人的麻木，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利他动机无法从自身推出来。它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个人主义文化里，由于个人发育成熟，就会有更多的同情心，更多的利他行为，更好的公共道德。而在集体主义社会里，尽管主流文化整天进行整体主义的教育，但人们自私、虚伪、冷漠，根深蒂固，难以改变。所以，要发展这个社会，提升这个社会，首先要发展个人。只要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每个人形成成熟的现代人格，成为有教养、境界高、内心世界丰富、个性丰满的人，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社会。

　　在个人主义社会仍然有公共道德，那么，公共道德从哪里来呢?它仍然是以个人为基点。每个人认识到我和这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我是这里面的一员，这个共同体的利益，它的兴衰和我直接相关。我由此产生一种义务感，要为这个共同体做我该做的事情，尽我的义务。

　　所以，这种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更有责任感?因为他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中，感受到这个国家是他的。为什么专制国家的臣民对国家比较冷漠?这个国家不是他的。中国古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无责，主人有责。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科技落后，生活水平落后，经济发展落后，但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一点，是我们的道德水平很高，西方道德沦丧。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到西方去，很多人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科技可能赶上他们，我们的经济可能赶上他们，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可能赶上他们，但我们的社会道德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他们?这方面可能是我们与西方最大的差距。

　　第六个命题，自制自律的人格，自组织行为，对抽象的公共权威的服从。

　　什么是自制自律的人格呢?就是说，每个人做好事、利他行为、公共道德，完全出自内心，出于自己的良知，出于自己内在的义务感。义务这个词在中国就是被挂在嘴边上，其实很少有人理解。义务是一种内在的强制，我应该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来自内心的“绝对命令”。康德所说的，“在我头上有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个道德律令是“绝对的命令”。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于心不安，我就惶惶不可终日，我就要有很深的负罪感。这就是说，不是做好事给人看，不是被迫做好事，不是在人面前做好事，做人给人看。它完全是出于内在的要求，出于良知。这就是自制自律的人格。

　　是基督教的文化培育了西方人自制自律的人格。基督徒心目中有一个上帝，他是对上帝负责的。你可以不对人负责，但是要对上帝负责，你可以逃避此岸的惩罚，但无法逃避彼岸的惩罚。在基督徒头上，有至上权威的上帝;在他们心中，有上帝的诫律。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中国古语叫“起心动念，天地皆知”。所以，人不知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做不做?我做给谁看?做给上帝看，对上帝负责。

　　中国儒家也有所谓“慎独”，但那只是少量知识分子们能够修炼的功夫，能够达到的境界，不可能是普通人的追求和能够达到的境界。这是它与宗教的最大不同。同时，它的动力、内在约束力也远不如宗教。

　　什么是自组织行为?那就是说，不是外在的强制，不是拿鞭子驱赶着不得不去做，而是每个人意识到了我们大家的利益所在，意识到了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协调的行动，这才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然后大家就会自发的组织起来，产生自己的权威，大家自愿的服从这个权威，采取集体的协调行动。所以，个人主义的社会不是一盘散沙，它有以这种自组织行为为特征的集体行动。

　　中国历史上有个长征，西方历史上也有个长征，就是希腊人的长征。你可以比较一下两者的不同。中国人的长征，在长征前，已经形成了坚强有力的组织，GCD的组织。靠着它，完成了长征。当然，湘江战役的时候，也有大量的红军开小差，军队溃散了。后来是没有退路了，只能继续走。希腊人那个长征，是一群乌合之众，完全没有组织。上万希腊人到波斯当雇佣军，他们的将军被波斯人杀害了，明天波斯人就会动手杀他们。失去将军的一盘散沙般的希腊人只能任人宰割。这时，人们意识到了，大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采取协调统一的集体行动才有希望。于是，他们集合起来，选出一个普通的文职人员当领导人，大家听他指挥。经过一个艰苦曲折的历程，最终回到了希腊故乡。

　　对抽象的公共权威的服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权威是抽象的，不是张三李四那种私人化的、家族化的权威。我服从奥巴马，我不是服从奥巴马这个人，我服从的是总统这个职位，这是一个抽象的权威。

　　在西方的军队里，军人看谁的军衔高就服从谁，军官都死了，下士服从上士，让他去送死，就乖乖地去送死。在中国的军队里，是私人效忠。这个排长平时对我不错，我这个班长就是他提拔的，咱得够意思。然后这个班长对小兵说，哥们平时对你怎样?现在还不上?小兵说，只要班长你说话了，没说的，上!就这样。在军队里形成一个层层私人效忠的网络，靠这个去打仗。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中有个副总参谋长，是个儒将，叫解芳。他在中美恢复正常关系后会见当年战场上的对手时，提出一个多年埋在心中的疑问：如果中国军队的一个编制被打散了，就要撤到后方，补充兵员，整训一段时间，让战士认识当官的，让下级认识上级，然后再拉上战场，战斗力一定会下降。但是，美国军队一个编制被打散了，在战场上补充上兵员，继续战斗，战斗力不减，这是为什么?

　　这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你要了解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才能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权威又是公共权威，是大家经过选举产生的，所以，我们服从他是服从公共意志，不是服从他个人。作为一个公民，作为成熟的个人，不是不服从，不是随意而为，而是要服从抽象的公共权威。

　　个人主义必须有后面这两个方面，它才是完整的。也只有后两个方面特征，个人主义的社会才是可能的。如果你理解了在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为何会有利他行为，为何会有集体主义精神，你对它的个人主义才算理解了。

　　好多中国人到美国都有一个观感，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爱国，自发的爱国主义，比我们中国人要强多了。我们中国整天的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呢，效果不好。为什么?他不是个人主义社会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的爱国精神呢?

　　美国有一个标志性的“爱国主义”雕塑，在美国到处都可以看到。二战的时候，美国人血战硫磺岛。占领了硫磺岛制高点后，几个美国士兵把美国国旗奋力地插到了这个山顶上。当时的随军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后来被制作成了雕塑，突出的爱国的具体的个人。

　　还有韩战的纪念碑，上面刻的字是“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无代价的”。旁边的一个碑上写着：“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朝鲜战争当中，美国人死了多少人呢，54246人。碑上刻着的。联合国军呢?死了六十多万人，这里面当然主要是南朝鲜的军队。有人会说，两个大国之间打的轰轰烈烈一场仗才死五万多人，可信吗?美国这个数字是可信的，为什么，它是一个一个人都有名有姓的。在纪念碑旁边就有一个大册子，上面写着每一个死去的人的名字。他的家乡，部队番号，空军还是海军等等。如果你这个名单不准确，人家来这儿查，发现他叔叔或爷爷死在朝鲜战场，你这名单没有，他能饶得了政府?所以它这个名单是可信的。

　　这本身也体现了个人主义文化对个人的尊重。而我们，要纪念就纪念一个整体。比如说，在朝鲜战争中死去的那些烈士们永垂不朽，那些烈士们，那些烈士们都是谁，你都不知道了。美国人的纪念都会具体到或落实到个体。你知道“911事件”死了两千多人，每次纪念911事件几周年的时候，那都要把这两千多人的名单从头到尾念一遍，一个一个地念。哪像我们南京大屠杀，一个3，后面一串零，你这一串零把多少活生生的生命都给虚化到里面了?在日本，广岛那颗原子弹炸死了多少人，他们精确到个位数，他说死了十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有名字。我们说日本有人对大屠杀不认账，我们自己可曾对自己同胞的生命有过真正的尊重呢?

　　越战纪念碑上刻的也都是人名。这些越战老兵来寻找他们战友的名字，拓下他们的名字。还有二战纪念碑，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一千六百多万人参战，阵亡四十多万人。还有美国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望不到边的整洁的墓碑。你面对这些为国捐躯者，你不能说美国人都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里有无数爱国者，他们都有感人至深的献身精神。在耶鲁的校园里，有黑尔的塑像，上面刻着他的名言：“我惟一的遗憾，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他是耶鲁的毕业生。西点军校的校徽写的就是“责任、荣誉、国家”，不是个人，因为他们是军人嘛。美国有一个阵亡将士的纪念日，全国各地所有的烈士墓，都有人自发的去献鲜花，墓地摆满了鲜花。不需要组织，都是自发的。

　　2006年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第二大富豪巴菲特捐出三百七十多个亿给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去搞慈善事业。当时美国电视台开玩笑说，美国第二大富翁把钱都捐给了第一大富翁。不是捐给他发财的，而是去搞慈善事业的。比尔·盖茨呢?他也毫不逊色。他是捐款大户。2008年他干脆辞去了微软的职务，全力以赴的去搞慈善事业。他表示，把他的财产留几百万给孩子，剩下的全捐出去。最近，他和巴菲特等发起一个活动，动员亿万富翁们将一半财产捐出来。已经有四十多位响应号召做出了承诺。最近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想动员中国的富豪们也参与，但富豪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们。他们不得不一再解释，他们来中国不是动员捐款的。据说有个叫陈光标大富豪做出了裸捐的承诺，为中国的富人挽回了一点面子。但愿这不是像余秋雨“大师”那样的诈捐。

　　盖茨和巴菲特都谴责过布什政府取消遗产税的政策。你们可能想不到，《纽约日报》曾登过一则许多富翁们发的广告，要求政府多向他们征税。你到美国看，到处都是富翁们慷慨的捐献。至于普通人呢，没有那么多钱，做志愿者，volunteer,自愿的去帮忙、去服务。美国有一个“领养中国儿童家庭协会”(Familywith Children From China，简称FCC)，已经有八万多会员了，其他国家也有。这些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大多是被父母抛弃的，一般都是残疾儿童和女孩。从中国领养一个孩子要花2万多美元，为照顾这些孩子，有的父母辞去了工作，有的将吃牛奶面包的习惯改为吃稀饭咸菜，有的恶补中国文化。我在耶鲁的时候，那个小城市纽黑文也有一个“领养中国儿童家庭协会”，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给他们讲课。他们说，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是中国人，要让他们从小了解中国文化，长大了，带他们回中国去。

　　所以,你不要把个人主义理解成自私自利。可你要真正理解，为什么个人主义社会里会有如此的奉献精神、公共道德，却不是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