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日零时30分，当柏林爱乐乐团在其爱乐大厅以夏布里埃的《星星》序曲开场奏响2016新年音乐会后，乐团第六任艺术总监西蒙·拉特与“小提琴女神”安妮-索菲·穆特犹如“国王与王后”携手亮相，全场为之“臣服”。随着继任者基里·彼特连科2018年将接任“世界第一团”的消息尘埃落定，这场应景的音乐会更多了些辞旧迎新的个中真意。

　　说到“新年音乐会言必称维也纳”的传统由来已久。历史上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新年音乐会出现于1939年12月31日，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紧迫，维也纳爱乐乐团内部出现了各持主张的不同派系，为了团结一致、稳定人心，乐团便举行了一场全部由施特劳斯家族作品组成的音乐会，以表明对国家的忠诚。之后，这传统便被保留了下来，而其功能和目的却随岁月流转逐渐演化为普天同庆的迎新盛典。

　　随着“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影响力的逐渐扩大，许多乐团纷纷效仿。与之不同的是，其它乐团的曲目编排不再仅限于施特劳斯一派的圆舞曲、波尔卡等体裁作品，而转向了更广阔的空间。无论是偏重于本国作曲家的作品，还是侧重指挥擅长曲目，抑或与作曲家诞辰相关，多数都离不开新年音乐会偏向轻松、活泼、欢喜的主旨。曾有人提出疑问，新年音乐会究竟是为了节庆还是为了音乐?再看今年的柏林爱乐，答案不言而喻。

　　柏林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每年设定一个主题，例如2008年和2010年的“俄罗斯之夜”，2009年的“美国之夜”等等。2016柏林爱乐新年音乐会主题为“法国之夜”，令人回想起六年前杜达梅尔执棒的2011“法式大餐”，但今年内容更为多样化，不仅保留了歌剧，还有芭蕾和纯粹的管弦乐作品，延续了西蒙·拉特一贯偏好的“交响舞曲”风格。拉特执掌的近五年新年音乐会，柏林爱乐都会邀请一位与之媲美的世界级演奏家共聚，从2012年的叶普盖尼·基辛、2014年的郎朗至2015年的梅纳海姆·普莱斯勒。这一次更是邀请到小提琴演奏界的“女神”安妮-索菲·穆特，极具看点。作为卡尔·弗莱石的再传弟子，索菲·穆特属天赋异禀的技术派高手，更是少年成名，13岁便被卡拉扬相中从此与乐团结缘。

　　近年来，穆特的演奏风格由最初的严谨而变得越发大胆自由，乐迷们对其评价也呈现两极化发展。当晚音乐会上穆特演奏的两首作品圣桑《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与拉威尔《茨冈狂想曲》同为自由而带有即兴性体裁的作品，与她这位兼具高度自制精准与自由奔放的演奏家堪称绝配。虽然50多岁的穆特在演奏中出现了零星音准失误，但她极高的水准和对音乐风格的精确把握仍然赢得了在场所有观众的心，现场掌声雷动、延绵不绝。《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中音符犹如耀眼夺目的钻石，干净不带一丝杂质，从琴面一颗颗落下。此曲在她的手中少了一份法国人的随意，多了一份德国人的严谨，狂热时全然不输那些年仅二三十岁的演奏家，令人不得不惊叹她宝刀不老。《茨冈》中小提琴泛音与竖琴相应和之处波光粼粼，听者无不如痴如醉，沉浸在拉威尔这位配器大师的精妙绝伦与穆特女神的指泛莲花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本场音乐会选用的来自歌剧和舞剧中的作品多为不再上演全剧之作，但其中选用的段落却十分精彩：

　　开场的《星星》序曲选自埃曼纽尔·夏布里埃的三幕法语歌剧;马斯内《熙德》组曲中的不同体裁风格在“卡斯蒂利亚舞曲”“晨歌”“马德里舞曲”和“纳瓦拉舞曲”构成了一幅幅色泽斑斓的图景。当“马德里舞曲”中长笛悠扬的旋律配以竖琴拨奏响起，指挥西蒙·拉特也享受地点头，仿佛与乐队共同置身乡间小野，处处充满田园气息;“纳瓦拉舞曲”则是其中最有节日庆典气息的作品，与新年音乐会的主题十分吻合。作为法国六人团之一普朗克的作品《母鹿》带有“超现实主义”特征，原本是一部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芭蕾舞剧，1924年与俄罗斯一代芭蕾巨星尼金斯基合作，后被作曲家本人改编为管弦乐组曲。压轴之作拉威尔《圆舞曲》创作于1919-1920年间，原本是拉威尔向其偶像“圆舞曲大师”小约翰·施特劳斯致敬的一部作品，却由于政治原因意外成为了对圆舞曲这一传统的戏仿，影射这一体裁及其所象征的历史文明的衰败。作为拉威尔相对凝重的作品，柏林爱乐的演绎带有浓厚的德国味儿，少了一些法国人的飘逸浪漫，多了一份德国人的沉重和一丝不苟。“马勒式”的定音鼓和“理查·施特劳斯式”的弦乐与拉威尔的绚烂糅合成有趣的声景，似乎是看似对立却又融合的德法文化的交织。据媒体披露原本今年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考虑将这部作品纳入，却最终被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所替代，取舍之间的分野可透视维也纳爱乐与柏林爱乐新年音乐会指向上的区别——守住辉煌与点燃希望。

　　放眼望去，全世界的新年音乐会似乎已经分为两大阵营——以维也纳爱乐为首的乐团仍然守护着延续至今的施特劳斯系统语境，传承着施特劳斯等同于新年音乐会的理念;而以柏林爱乐为首的乐团则推陈出新，以开放的态度海纳百川，挖掘那些似乎已被遗忘的杰作。就像门德尔松曾为巴赫所做的那样——让真正值得品味的作品重新绽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