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主张同性恋婚姻合法”“某人在妻子怀孕期间出轨”“某人扶摔倒老人反被讹诈”,当人们得知这样一些社会现象或者道德事件后,即使它们与自己并没有直接关联,仍会做出自己的道德评判:或对或错,或支持或反对。传统道德哲学与道德心理学致力于探讨这种道德判断背后的道德良知与道德准则,认为人们的道德判断是基于理性的深思熟虑。然而,当代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的道德判断并非完全遵从理性的引导;相较而言,人们的情绪、直觉等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更为直接。例如,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就认为人们的道德判断完全是受个体的情绪、直觉的影响而产生的,道德判断的所谓原因和理由都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辩解[1]。

　　研究也表明,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在各种情境、各种语言文化中都普遍存在[1-3]。该效应跨文化的一致性提示,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可能具有进化的基础,那些被人们标定为“不道德”的行为,往往对人们的生存和繁衍具有某种潜在的威胁,道德判断及其背后的道德原则,最初都是由情绪,如厌恶,的驱动而产生的,其作用是增加人们生存和繁衍的机会[4]。

　　近年来,随着道德情绪研究不断深入,相关研究不断涌现,研究者从外在表现、内在根源、工作机制等方面对情绪影响道德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让人们得以更加深入的认识情绪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

　　1 情绪影响道德判断:完全差异化观的观点及其假设

　　情绪对道德判断存在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例如Cheng,Ottati和Price认为不同的道德情绪在语义上是完全等价的,启动任何一种情绪都能对道德判断产生无差异的影响,即都能让个体的道德判断变得更加严苛[5]。另有研究者则认为不同的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并不是完全等价的,但也无法完全区分开来,只能根据某一维度将情绪分成不同的族群(families),例如依据攻击/趋近和回避/退缩这一个维度可以将情绪分为两个族群,愤怒情绪属于攻击/趋近族群,而厌恶、轻蔑情绪则是回避/退缩族群的典型成员,不同族群的情绪对道德判断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同一族群内部的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则不存在差异[6]。

　　然而,当前更多的研究者认为不同情绪对道德判断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每一种情绪与某一特定领域的道德判断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种观点最初来源于Rozin,Lowery,Imada和Haidt提出的CAD三元假说,他们研究了“谴责他人的道德情绪”(other-condemning emotions),即轻蔑(contempt)、愤怒(anger)、厌恶(disgust)三种情绪,结果发现不同的情绪对不同领域道德判断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轻蔑、愤怒、厌恶三种情绪分别影响社群性、神圣性、个人权利三个领域道德判断[7]。随着道德情绪研究的深入、具身认知的兴起和新的研究技术的采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了情绪完全差异化的影响道德判断的观点。研究表明,除愤怒、厌恶、轻蔑之外的其他情绪,如内疚(guilt)、羞愧(shame),也会特异性地影响某一领域的道德判断[8,9],并且每个领域的道德判断都能激活与之相关的特异性需要,相关的情绪和认知[10,11],以及相关的特异性肌肉运动、内脏活动、腺体分泌等躯体状态[12-15],产生特异性的大脑激活[16]。此前,已有研究者提到了情绪对道德判断的特异性影响的现象[17]。但是,目前仍没有文献较系统地探讨这一现象,并探讨引发这一现象的内部机制。

　　本研究总结认为,这些研究者持有的观点可以被称为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完全差异化观点,并且完全差异化的观点蕴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假设:

　　第一,每一种情绪都能特异性地影响某一领域的道德判断。即某种情绪(如厌恶情绪)会特异性地影响某个道德领域(如与身心纯洁有关的道德判断),在道德判断时会显著地增强个体对该领域道德原则(如不纯洁是非常不好的)的关注,并进而影响随后的道德判断。目前研究涉及的情绪主要有厌恶情绪、愤怒情绪、轻蔑情绪、内疚情绪和羞愧情绪,研究者认为它们分别对身心纯洁、公平正义、自身职责、侵犯他人、自我缺陷领域道德判断存在特异性的影响[18-21]。

　　第二,特定的情绪才对某一领域的道德判断产生最显著的影响。即某一情绪(如厌恶情绪)虽然与其他情绪(如愤怒情绪)具有相似的效价,但该情绪(如厌恶情绪)会对特定领域(身心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的影响效果比其他情绪(如愤怒情绪)要大得多。

　　第三,情绪对道德判断影响的特异性都只是表现为影响程度的差别,并不具有绝对排他性。实际上,每一种情绪都能影响多个领域的道德判断,每一个领域的道德判断也受到多种情绪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有明显的程度差别。例如,Russell和Giner Sorolla研究发现两种类型的道德违反(打破禁忌—无他人受伤害;未打破禁忌—他人受伤害)都激活了愤怒和厌恶两种情绪,但在情绪强度上差异显著,“打破禁忌—无他人受伤害”的条件激活的厌恶情绪显著地强于愤怒情绪,而“未打破禁忌—他人受伤害”条件下则相反,被试激活的愤怒情绪显著强于厌恶情绪[22]。Hutcherson和Gross在研究轻蔑、厌恶、愤怒三种情绪对道德判断影响的实验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21]。

　　完全差异化的观点较为细致地解释了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主要强调了情绪与道德判断之间的特异性对应关系,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精细化的视角。

　　2 完全差异化观点的相关研究

　　完全差异化观点深化了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现象的传统认识,更加精细和准确地把握了情绪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研究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从情绪种类来看,当前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厌恶和愤怒两种情绪分别对身心纯洁、公平正义领域道德判断的特异性影响。此外,轻蔑、羞愧、内疚等情绪对道德判断的特异性影响也有很多的研究探讨。

　　2.1 厌恶情绪与身心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

　　厌恶情绪是一种回避性情绪,从进化的角度看,厌恶情绪帮助人们识别和规避那些潜藏危险的事物,保护人们免受病菌和有毒物质的危害,具有明显的适应功能[23,24]。Rozin,Haidt和Fincher认为这种情绪是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对腐败、变质食品的拒绝,随着文明的演进,这种原本只与口腔不快体验关联的情绪(即核心厌恶,core disgust)开始扩展到人们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影响人们道德行为的情绪(即道德厌恶,moral disgust)[25]。依据完全差异化的观点,厌恶情绪会特异性地影响身心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人们在身体和灵魂上的纯洁性,如禁止乱伦。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厌恶情绪对身心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的特异性影响,表1列举了部分有关厌恶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研究内容、结果以及理论上的贡献(按时间顺序排列)。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厌恶情绪会特异性地影响身心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20,28],并且这种影响关系在特质层面也是稳定的[26,28,29]。此外,厌恶情绪的对立面——身心纯洁状态,也会特异性的影响纯洁领域道德判断[30],反之,特质厌恶程度高的个体也会更加认可心灵纯洁的生活方式[28]。这表明厌恶情绪对纯洁领域道德判断的影响是一种特异的、稳定的、规律性的关系。

　　2.2 愤怒情绪与公平正义领域的道德判断

　　人们通常会以愤怒情绪来回应公平正义领域的道德违反,例如中文中常用“激于义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词语来描述公平正义领域的道德违反激起的愤怒情绪。愤怒情绪与厌恶情绪在效价上相似,但两者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别,厌恶情绪引发的是一种回避趋向,而愤怒情绪引发的是攻击趋向[31]。有研究者认为,厌恶情绪与愤怒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的差异,可以从意向性、稳定性、归因特点等方式上进行区分,厌恶情绪更具有稳定性,很难受意向性的影响,并且归因时会给出更少的理由,而愤怒情绪则受意向性影响明显[22]。依据完全差异化的观点,愤怒情绪会特异性地影响公平正义领域的道德判断,并且只有愤怒情绪才具有这种特异性影响。

　　愤怒情绪影响公平正义领域道德判断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例如,Schmidt和Weiner探讨了愤怒情绪对被试维护道德正义的影响,研究者将被试随机地分配到愤怒情绪条件与同情条件下,然后要求被试想象一个场景(例如,一个同学在考试前向自己借课堂笔记),启动被试的愤怒或者同情的情绪,然后询问被试帮助该同学的意愿。结果发现,在愤怒条件下(如,该同学由于去玩而缺课)的被试表达了很少的帮助意愿(维护了道德上的正义)[32]。一个类似的研究是Lerner,Gonzalez,Small和Fishcoff在美国“9·11”恐怖袭击案之后所做的政策调查。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民对恐怖袭击事件普遍有愤怒或者恐惧情绪,研究者调查了被试对一些公共政策的态度。结果发现,带有愤怒情绪的被试(而非恐惧情绪的被试)大多数选择了支持与呼吁维护、恢复正义有关的政策(驱逐那些没有有效护照的外国人),而很少支持那些呼吁和解的政策(加强与伊斯兰国家的联系)。这些研究说明愤怒情绪会促使个体维护和恢复道德上的公平正义[33]。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证明了愤怒情绪对公平正义领域道德判断影响的特异性(见表2)。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愤怒情绪与公平正义领域的道德判断之间具有一种稳定的特异性联系,情境引发的愤怒与特质愤怒都能预测被试对公平正义领域道德判断的关注程度[20,26,34]。此外,由于公平正义的界定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因此与厌恶情绪相比,愤怒情绪的产生更多地受到行为执行人的意向的影响,只有当行为是出于有意又伤害到他人时,人们才会产生强烈的愤怒情绪,而行为没有伤害到他人或者属于无心之失时,即使行为很不合情理,如互相自愿的兄妹乱伦,也不会激活很强的愤怒情绪[22,27]。

　　2.3 轻蔑情绪与自身职责相关的道德判断

　　与厌恶情绪类似,轻蔑情绪也是一种回避型的情绪,人们通常会用轻蔑情绪来标识那些可能存在危险的道德违反行为,然后回避它们以避免自身受到伤害。例如,有研究表明,看到能力不足的人处在一个重要职位上时,人们会产生轻蔑的情绪,从功能上说,与一个工作不称职的人关系太近会给自己带来潜在的危险,而轻蔑情绪则能帮助人们规避这种风险[21]。在完全差异化观点涉及的情绪中,轻蔑是较早得到研究的情绪类型。在Rozin等人提出的CAD三元假说中就包含了轻蔑情绪,认为其与社群性领域的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特异联系[7]。然而,由于轻蔑情绪很难通过实验程序进行启动,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常见的结论是自身职责领域道德判断会特异性地激活轻蔑情绪。例如,Rozin等人在研究中要求被试阅读一些以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描述的事件,然后使用情绪面孔或者情绪词语评价这些事件,结果发现事件中的人物做出了与社群性及个人职责相关的道德违反时,如一个职员毫无理由地抱怨自己的老板,被试倾向于选择那些带有轻蔑情绪的词语或者面部图片进行回应。Hutcherson和Gross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21]。他们分别向被试呈现一系列涉及道德违反的句子,然后让被试评定自己在看到这些句子中描述的情境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结果发现在涉及自身职责的情境下,如某个神经过敏的员工当面指责自己的领导,被试会出现轻蔑情绪。

　　2.4 内疚情绪和羞愧情绪分别与侵犯他人及自身缺陷相关的道德判断

　　内疚情绪、羞愧情绪是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情绪,因此又被研究者称为自我意识的道德情绪[35]。相比厌恶、愤怒等情绪,自我意识的道德情绪更加复杂,并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属性,弗洛伊德认为,这些情绪对于人类文明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个体对社会准则内化的程度[36]。其中,内疚情绪在个体侵犯了他人时产生,表现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悔恨与自责。研究发现,带有内疚情绪的个体倾向于以某种外在行为来补偿自己所犯的过错。例如,Inbar,Pizarro,Gilovich和Ariely的研究揭示了内疚情绪与自我惩罚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内疚(要求被试回忆令自己内疚的事件)、悲伤(要求被试回忆令自己悲伤的事件)、中性(要求被试回忆中性事件)三种条件下,接着要求被试给予自己8次电击,电击的电压强度由被试自己调节。结果发现,相比悲伤条件和中性条件,内疚条件下的被试会给自己更强的电击[37]。

　　与内疚情绪相似的另一种道德情绪是羞愧情绪,也被称为羞耻感。羞愧情绪在个体意识到自身在道德、性格、能力、外表等方面存在缺陷时产生,通常伴随着自我的消极评价,并促使个体出现一种躲藏和逃避的趋向,羞愧情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情绪,它对于塑造人们的内在道德规范有着重要的作用[38]。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道德心理学对羞愧情绪的概念与内容界定是不明确的[39]。Gausel和Leach认为以往的研究都错误地将“自卑”这一伴随情绪当成了羞愧情绪的内容,他们指出个体意识到自己存在道德缺陷之后存在两种可能,如果个体担忧缺陷暴露而引来他人的谴责,此时产生的是自卑情绪,引发的行为是自我的防卫反应(如,拒绝,否定,回避);如果个体只是担忧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此时产生的才是羞愧情绪,引发的行为是自我改变与自我提升[40]。

　　研究表明,内疚情绪会特异性的影响与自身侵犯他人相关的道德判断,羞愧情绪则对与自身缺陷相关的道德判断有特异性的影响。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经常将内疚、羞愧两种情绪进行对比研究。在Tangney等人(1996)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回忆令自己内疚的事件或者令自己羞耻的事件,接着考察被试在随后任务中与他人的合作意愿,结果发现带有内疚情绪的被试会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愿望,而启动了羞愧情绪的个体则会逃避合作,很少表现出合作意愿[38]。Stearns和Parrott则发现,在侵犯了他人之后,相比没有任何反应的个体,表现出强烈内疚、羞愧情绪的个体更容易获得受害者的原谅,他人也倾向于给那些表达了悔过了(体验了强烈内疚、羞愧情绪)的侵犯者更好的印象评分。有意思的是,对于羞愧情绪,侵犯者只有表现出自身的无价值感(即,自我道德缺陷感)时,才会获得受害者的原谅,如果表现的只是对他人谴责的担心,即Gausel和Leach在研究中提到的自卑情绪时,并不能得到受害者的原谅[40]。

　　除了上文提到的当前研究较多的情绪外,近年来,一些道德心理学家开始在完全差异化观点的基础上关注自豪、感恩等积极的道德情绪,这些研究也侧面说明积极道德情感对道德判断的特异性影响。例如,Ashton-James和Tracy的研究表明,自豪情绪会影响涉及社会地位的道德判断,他们发现真实的自豪情绪(authentic pride)会提升被试的自信,并促使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外群体成员以及那些被污名化了的个体,而傲慢的自豪(hubristic pride)则会使被试更加歧视低社会地位的个体[41]。DeSteno等人的研究则表明,感恩作为一种道德情绪会影响人们的合作意愿,具有感恩情绪的被试即使在较为困难的条件下(可能遭受更多的损失)仍表达出合作意愿,而且不论合作的对象是自己的恩人或者是一个无关的陌生人[42]。

　　3 完全差异化观点的背后:可能的心理机制

　　完全差异化观点的重点在于解释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方式:每一种情绪都与特定领域道德判断之间构成一种稳定的对应关系,而并没有解释情绪完全差异化地影响道德判断背后的心理机制,即为什么每一种情绪总会特异性地影响某个领域的道德判断?或者说,这种稳定的影响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从文献报告来看,目前得到研究者认同较多的理论有躯体标记理论、概念隐喻理论以及道德基础理论,三种理论的切入点各不相同,但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完全差异化现象。

　　3.1 源于文化的隐喻: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隐喻理论主要认为,人们总是借助具体的、有形的、简单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概念(如温度、空间、动作等)来表达和理解抽象的、无形的、复杂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概念(如心理感受、社会关系、道德等),从而实现抽象思维[43-45]。依据概念隐喻理论,个体在进行抽象的道德判断(如,同性间的性行为是不好的)时,会通过概念隐喻(如,同性间的性行为是肮脏的)将需要判断的内容映射,要具体概念领域进行判断(如,肮脏的事物是令人讨厌的),并引发与具体概念相关的身体反应(如,产生厌恶情绪)。因此,通过特定的概念隐喻映射关系,就构成了情绪对某个领域道德判断具有特异影响的基础。例如,Lee和Schwarz研究了纯洁领域道德判断中的隐喻关系[46]。他们要求被试通过说或写的形式向别人撒谎,之后要求被试评价对几种清洁类产品的心理欲求水平和愿意为之付出的金钱。结果发现,撒谎后的被试都会增加对清洁物品的欲求,并且通过手来完成不道德行为后,被试对手部清洁用品的需求增加(如香皂),而通过嘴完成不道德行为后,被试对口部清洁用品的需求增加(如牙刷)。这说明人们会将“撒谎”这一抽象的道德概念映射于具体概念中的“脏的东西”,并触发自己的厌恶情绪,因此希望通过清洁物品洗去自己道德上的不洁。

　　这一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厌恶(例如,人们会将纯洁领域的道德现象映射为现实概念中的“脏”或者“干净”,会引发个体面对动物粪便时的情绪——厌恶)、愤怒(例如,人们用“野兽行径”来表征抽象道德中的不人道、不公正现象)等基本情绪对道德判断的特异性影响关系,然而,该理论比较难解释复杂道德情绪(如内疚、羞愧)对道德判断的特异性影响。

　　3.2 源于具身的记忆:躯体标记理论

　　躯体标记理论从具身认知理论出发,主要强调与情绪有关的身体信号(即躯体标记,包括:肌肉活动,骨骼运动,腺体分泌,肠胃蠕动,心率、血压变化等)对个体认知和行为的塑造作用。有研究发现,大脑皮层腹内侧前额叶皮质(主要功能是调节情绪以及与之有关的身体状态)损坏会导致个体的人际、社会、财务等多个领域的高级认知功能严重受损,这说明情绪以及与之关联的身体运动成分广泛地参与和塑造了个体认知[47]。

　　躯体标记理论认为,与情绪相关的信号(如,心率变化)与大脑共同作用,才会促使个体做出符合环境和现实情况的反应[48,49]。当个体面对某个情境(例如,看到有人恃强凌弱)时,会产生一系列的身体变化(如,心率加快)和情绪变化(如,产生愤怒情绪),这些情绪信号参与和影响个体的认知(如,判定这个情境违反了道德的正义原则),并促使个体做出符合当前情境的行为反应(如,制止恃强凌弱的行为)。最终形成“特定情境——特定躯体标记——特定情绪反应——特定道德判断——特定道德行为”的反应模式,只要启动这个模式中的某个节点,之相联系的其他节点就会快速地“二次激活”(secondary inducer;Reimann),帮助个体快速判明情况并做出反应,从而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例如,研究者发现愤怒情绪会使被试的心率加快,厌恶情绪会使被试的心率变缓[50,51]。而个体心率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Gu,Zhong和Gould研究了个体心率变化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他们采用错误生理反馈范式,让被试携带一台伪造的心脏监控仪器,然后通过头戴式耳机听自己的心跳,其实为事先录好的快速(每分钟96次)、正常速度(每分钟60次)两种录音。实验者让被试相信他们与一个陌生的实验搭档一起完成实验,搭档在另一个房间(事实上不存在),给被试和他的搭档10美元,然后让被试决定分配方案,实验安排被试可以通过欺骗自己的搭档来获得更多的利益。研究结果显示,对比正常心率的被试,快速心率条件下的被试欺骗行为更少,表现得更加的正义[14]。

　　该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特定反应模式形成之后,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内部机制,但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定的反射模式,例如,为什么人们在看到与身心纯洁相关的情境(例如,不小心吃了人肉)时,会产生厌恶情绪而不是其他(例如,愤怒情绪或轻蔑情绪)。

　　3.3 源于进化的塑造:道德基础理论

　　为了解释道德领域广泛存在的特异性现象,Haidt等人在进化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基础理论,认为人们具有道德领域的先天的心理模块,即人们的“道德基础”(moral foundations)。道德基础理论指出,人们先天具有六个道德心理模块,它们分别是:(1)关怀/伤害模块;(2)公平/欺诈模块;(3)忠诚/背叛模块;(4)权威/迫害模块;(5)圣洁/堕落模块;(6)自由/压迫模块,每个模块都代表一种道德心理领域的“价值、实践与唤醒连锁机制”,具有相对独立的作用和功能[52,53]。道德基础理论认为这些先天的道德心理模块是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形成的,每一个模块的产生总是为解决人类的一个重大生存问题而产生的。例如,年幼的个体如果得不到关怀会降低成活率,因此进化产生了关怀/伤害模块,促使种群内部成年个体关怀和照顾同一种群的所有幼崽,有利于种群的存在和发展[54]。根据道德基础理论,所有人先天具有的道德基础都是相同的,每一个模块都包含了身体状态、情绪反应、认知、行为等多方面内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情绪总是与特定领域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55]。此外,由于个体面临不同的成长环境,与环境交互作用会将道德模块塑造出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就可以解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道德判断上的差异。

　　这一理论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Graham,Haidt和Nosek等人认为,不同文化群体的道德基础在环境中得到的表达不同,例如,美国的政治保守更关注与身心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受圣洁/堕落模块影响最大),而自由派更关注个人权利领域的道德判断(受公平/欺诈模块影响最大)[56]。Inbar等人研究要求被试填写厌恶敏感性问卷并对自己持保守派政治立场的程度进行评分,对两者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被试的厌恶敏感程度与政治立场的保守程度成显著的正相关[37]。类似的,Horberg等人的研究中要求被试观看厌恶视频短片,之后对一些道德事件进行判断(包含纯洁、公平、关怀/伤害等领域),并报告平时的政治态度、社会经济状况。对得分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被试政治态度保守程度可以预测纯洁领域道德判断严厉程度[34]。此外,Graham等人研究了东西方文化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东方文化(南亚、东亚、东南亚)群体更加关注对内群体的忠诚和纯洁,而西方文化(美国、英国、加拿大、西欧)对伤害、公平和权威敏感一些[57]。

　　该理论较为全面和细致地解释了情绪特异性的影响道德判断的起源,但却难以说明这种影响的具体实现路径。此外,但该理论的证据多是来源于对美国保守党与自由党的心理行为差异的研究,而近来有研究表明,美国的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的心理行为差异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53]。

　　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完全差异化影响产生的原因和内部机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的。

　　综合来看,三种理论可以构成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整合模型: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完全差异化现象产生的最底层原因可能是进化的塑造,每一种道德情绪都与特定的道德领域相联系,并影响该领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从而形成功能相对独立的心理模块,这就有助于人们对不同领域的道德现象和道德行为进行快速、准确的反应,帮助个体增加生存的几率。而具身的记忆和文化的隐喻则可以看作是进化的塑造在人类身体和文化中留下的印记,是情绪完全差异化的影响道德判断的两个具体实现机制。

　　4 总结与展望

　　传统道德心理学试图排除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干扰的努力失败后,当代道德心理学重拾了情绪这一主题,开始研究其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虽然当前对道德情绪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十分深入和完善的地步,但仍然可以总结出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一些规律性现象。依据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完全差异化观点,每一种情绪都会特异性地影响某一个领域的道德判断。完全差异化的观点为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某一社会现象或者道德事件进行解释时,如果将这一观点考虑进来,无疑会得出更多富于启发性的假设和结论。比如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顽固派”,他们总是以十分保守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也许只是由于他们对厌恶情绪的敏感程度比一般人更高而已,理解这一可能的内在原因将有助于理解甚至消除某些道德领域的激烈冲突。

　　当然,现有完全差异化观点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包括一些关键性问题仍有待厘清。

　　第一,积极、复杂情绪的研究偏少。当前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仍是负性情绪和基本情绪(例如,愤怒、厌恶),而对积极情绪(例如,愉悦、幸福)和复杂情绪(例如,自豪、敬畏)关注较少。然而,某些积极情绪,如快乐,在人类进化的早期就已经出现,那么这些情绪是否会特异性地与某种先天的道德心理模块相联系,并进而特异性地影响某一领域的道德判断?另一些复杂的道德情绪,如自豪,也会产生特定的躯体标记,那么这类情绪是否也能特异性地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在未来研究中,这些问题仍有待澄清。

　　第二,研究方法上的争议。有研究者认为具体考察某种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并没有意义,因为,人们从来就不存在单一的情绪,总是多种情绪在综合影响道德判断。例如,Sheikh,Botindari和White在对女性节食问题的研究中,提出至少有4种道德情绪(羞愧、内疚、愤怒、厌恶)会对个体的道德判断产生影响,通过被试填写的情绪反馈问卷,确实发现了这几种情绪的存在,而且这四种情绪之间的程度差异并不大[58]。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任何领域的道德违反都会激起人们较为强烈的厌恶情绪,因此,只需要深入研究厌恶一种情绪。例如,Rozin,Haidt和McCauley提出了厌恶情绪的RHM模型,认为厌恶情绪能够对所有领域的道德行为产生影响,并且依据影响领域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核心厌恶,保护身体免受病菌的侵害,主要针对腐败的食物、粪便等;人际厌恶,维护社会秩序,主要针对陌生人等;动物本能厌恶,保护个体的身心纯洁,主要针对死亡、不正常的性行为等;道德厌恶,主要针对所有的道德违反[59]。这一问题有待更多的应用研究来回答,如果完全差异化观点能够比其他观点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现象和促进道德领域的研究,那么这种细致的区分当然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只是多此一举而已。

　　第三,情绪本身的界定问题。情绪作为一个相对主观的现象,其本身仍有一些基础概念需要厘清。例如,厌恶情绪是目前道德心理学家关注最多的一种道德情绪,然而,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只有核心厌恶(core disgust)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厌恶情绪,而道德厌恶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人们用厌恶性的词语来隐喻地表达愤怒的情绪[60],目前道德厌恶与愤怒两种情绪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功能上的区分,二者的实质内容和差异的机制仍然不清晰。Simpson等人则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厌恶”、“愤怒”等情绪词时,并不会对它们做细致的区分,总是混合使用或者交叉使用,如用“讨厌”(grossed out)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对某个事物的愤怒情绪[61]。此外,轻蔑情绪也常常被指责为语义上难懂,概念上模糊,有研究者认为轻蔑情绪实际上是厌恶情绪与愤怒情绪的混合[31]。这些问题的澄清,还有待情绪领域的基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第四,完全差异化观点内部机制上的问题。完全差异化观点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弄清其内部的工作机制问题,然而目前对于完全差异化观点的内部机制还比较模糊,例如隐喻的过程难以直接观察和验证,进化的解释理论也难以验证,整合模型则缺乏研究的支持。未来还需要对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内部机制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总之,完全差异化的观点帮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道德现象,为解释不同文化群体中的人们行为模式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人们更好地开展道德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实证研究的积累,完全差异化观点最终必然走向应用领域,这可以使其在众多领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实践应用的结果反馈对于完全差异化观点的完善也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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