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可粗略分为文化儒家与政治儒家。政治儒家的社会基础一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农民占绝大多数、社会流动性很小的农业社会已经不存在了，因此那套尊卑有序，重农抑商，天子与士人共治天下的政治秩序已经不适用，古代政治智慧的大原则多不适用于当下。古代政治没有解决政治授权的制度化问题，只是提出了一套天命假说，既然天子受命于天，不受命于民，则肆意妄为、暴乱祸民者不乏其人，历代也逃脱不了治乱循环。礼失求诸野，礼无求诸谁?我国近代历史上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变，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凭借炮舰强行打开了中国国门，强势的西方导致儒家社会基础逐渐丧失。中国慢慢由傲视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老大哥，变成了列强眼中野蛮落后的半开化国家。解体的农业经济，虚弱的商品经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需求，使得中国不得不，主动或者被动的、自愿不自愿地向先发国家学习种种现代化所需的先进制度，这种落后于人居于人下的现实冲击着中国内部的思想，天朝上国的心态，一千余年儒家文化圈的共主沦落为二流国家的痛楚，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有意无意的回避西方文明最优秀的文明成果，而今自信虽在，但是西学东渐的正向输入渠道不畅，何以谈东学西渐的逆向输出，文化反哺。中国可以向西方输出的先进事物几乎不存在。

　　而虚心学习西方实现逆向输出的例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令我们爱恨交集的邻国日本。在英萨战争、尊王攘夷运动失败之后，日本的维新志士迅速认识到西方的强大，转而虚心向其学习，王政复古戊辰战争之成功，充分说明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西式装备的五千长萨偏师弱旅完胜就是装备的1.5万幕府军队。与中国不同日本对西方的学习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器具层面。日本对西方知识的渴求是全方位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派出岩仓使团出使西方，不惜花费巨资(总计耗资两百万日元占当时日本政府收入的2%)，对西方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深入学习。

　　中国不是没有人意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但是大多湮没不闻，甚至作者因此遭受祸乱。为了了解西方情况，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徐继畲编写了《瀛环志略》，两本书在国内没有引起多大重视，多少反响;反而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两本书被求知似渴的日本人引进国内，一版再版。《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畲因为书中赞颂当时西方的言论在政坛上遭受排挤打击郁郁不得志。之后出洋的郭嵩焘同样因为赞颂英国政体的某些出位言论，而被视作士林败类，不仅著作 遭毁版，在其死后还有人要将其挖坟掘墓，曝尸示众。

　　虽然有二战的曲折，但是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成果的决心是坚定的。经历了西方文明成果拿来，消化吸收，茁壮自我的正向输入之后，日本厚积薄发，终于实现了逆向输出，而今日本首创的KANBAN，5S管理制风靡全球，其发明的卡拉OK等等深刻影响了世人的生活方式。反观中国，迄今为止正向输入还远未结束，一些现代化所需的重要制度，尤其是实现逆向输出的人才培养制度——现代大学制度远未建立。而日本因为有现代化的大学制度，基础研究遥遥领先，诺贝尔奖得主不乏其人，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有日本科学家大村智、日本科学家梶田隆章则与另外一位科学家共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日本为什么成功，也许答案就在博多湾的伊藤博文手书题字纪念以炮舰打开日本国门，逼迫其签订不平等神奈川条约的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碑文：“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中也许能找到答案。日本没有将屈辱事件单纯视作屈辱，而将其视作契机，将惊醒其迷梦的外人视作其国家摆脱封建落后闭关锁国状态的恩人。日本是抱着一种开放向上的心态积极的向西方学习，没有过分关注往日历史荣耀，也不会受往日历史荣耀的牵绊。

　　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大体遵循东亚转型模式的上半程：威权政府强力主导，实现市场经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外开放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1963年肯尼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韩国相当，而到2014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7,971美元，已然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同期肯尼亚只有区区1,337美元。韩国经济增长有威权驱动的上半程，更有学习西方先进成果民主转型驱动的下半程，1987年韩国启动民主时人均GDP为约3000美元，而到了2014年达到了27,971美元。同为儒家文化圈国家，同为近代受列强欺侮有惨痛历史记忆的两个民族，韩国对中国有重大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