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一词较为常用,如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现代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等,都是“经”与“典”连用的。然而在先秦时期,“经”、“典”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典籍形态,并且先有“典”,后有“经”。因年代久远,文献记载阙如,“经”、“典”作为先秦时期两种重要的典籍形态隐而不彰,有必要予以探讨。

　　“典”有三种形态

　　先秦时期,“典”先于“经”产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即是说,“典”可溯至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典”字,像双手捧“册”之形,是会意字。撰于西周初年的《尚书·多士》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此言出自周公,可与《逸周书·商誓》所云“成汤之典”及《逸周书·世俘》所云“文王修商人典”相印证。可见,早在商代,作为书籍的“典”即已存在,这是其第一种形态。先秦时期,“典”亦可指文章体裁,如《逸周书》的《程典》、《宝典》、《本典》等,都以“典”为体裁,《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等,也是如此。这是“典”的第二种形态。

　　《周礼·天官》还提到太宰执掌的“建邦之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认为,这些“典”不同于《尧典》和《舜典》,“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当代常行,与此别矣”。此言甚是,“建邦之六典”确实不同于作为文章体裁的“典”,而是官府掌管的行政文书,这就是“典”的第三种形态——类编文献。这类“典”产生于“学在官府”时期(简称官学时期),孔子兴办私学以前,图书典籍及学术文化由官方垄断,禁止流向民间,同一性质的档案文献在官府中经年积累,催生了同一文体的类编文献。

　　以盛行于官学时期的“训典”为例,《国语·晋语》曾提及“端刑法,辑训典”,韦昭注:“辑,和也。”清儒俞樾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训典不可言和,韦注非也。辑与集古字通……辑训典,谓集合先代之训辞及其典礼也”。可见,“辑”有聚合、编纂之义,“训典”当系由多篇“训”体文献编辑而成。这种典籍编纂方式,在官学时期的教育方面也有所体现。《国语·楚语上》载,楚国大夫申叔时教育楚太子的九门功课为“诗、令、故志、训典、礼、乐、世、语、春秋”。若将这九门功课与孔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进行对比,前者的“令、故志、训典”相当于后者的“书”类教材。不同的是,“书”是典、谟、训、诰、誓、命等多种文体编成的一部教材,而“令、故志、训典”应是三种不同文体依类编纂而成的三部教材。这种类编文献是官学时期各种典籍分类的体现。

　　“经”堪称战国诸子治学圭臬

　　与“典”相比,作为典籍的“经”出现较晚,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此外,同书《天下》篇曾提及“墨经”,《荀子·解蔽》征引过“道经”。甲骨卜辞中尚未发现“经”字,西周金文中有“巠”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余意‘巠’盖‘经’之初字也,观其字形,均象织丝之纵线形。从糸作之经,字之稍后起者也。”《说文解字》云:“经,织也。从糸、巠声。”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注:“经,织从(同纵——引者注)丝也……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可见,“经”的本义与纺织有关。我国的纺织技术大约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织布的基本步骤是先固定纵向的经线,再以横向的纬线在经线间穿梭。

　　学派内部分化现象是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的反映。以儒家而言,孔子身后的七十弟子及其后学皆传习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由于各自观点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流派。对儒家各流派来说,“六艺”是恒常不变的经典,如同纺织时的经线一样,于是,战国时期,“六艺”便有了“六经”之称,此处的“经”使用的是其引申义,即恒常。

　　“六艺”何以被称为“经”,陈恩林认为:一是孔子所创儒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孔子的地位日趋提高;二是在儒学中产生了专门解释“六艺”的“传”。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以《春秋》为例,战国时期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对于这些“传”的作者而言,作为“经”的《春秋》是他们阐发、解说的对象,是恒常不变的经典。故此,《庄子·天运》篇将《春秋》列为“六经”之一。同书《齐物论》还提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古来学者对该句的句读多有异议,其实应标点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是三种不同的典籍,而“春秋经”正位列其中。

　　墨家经历了类似情况,《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墨子死后,墨家也经历了学派分化,相里勤、苦获、已齿、邓陵子等墨家弟子观点各异,且相互攻讦,但皆奉《墨经》为宗进行阐发,此为战国时因学派分化而产生“经”、“传”之又一证据。

　　可见,“经”指战国时期内部分化后各流派及学者共同尊奉、阐释的学派原典,是一种重要的典籍形态。当然,“经”有时也泛指书籍,如《荀子·劝学》载:“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此处的“经”即泛指典籍。

　　“典”与“经”相互衔接

　　官学时期官府垄断学术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典”这种以类相从的文献编纂方式成为典籍编纂的主流,而《尚书》、《逸周书》等多种文体的文献汇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守即是图书自然分类”的官学文化遭到动摇的史实,终结了以类相从的典籍编纂方式“一枝独秀”的时代。逮至战国时期,内部分化的学派对本门原典的阐释、尊奉推动了“经”的产生,在这场空前激烈的“经典化运动”中,同一学派分化为不同流派,各流派之间虽各引一端,相互辩诘,却皆奉本学派始祖编著的典籍为“经”,并进行阐释、解说。这种流派越是众多,相互论争越是激烈、持久,该学派“经”的内涵就愈发精深,地位就愈加巩固。这不仅为不同学派的论辩提供了必要准备,也推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走向繁荣。

　　总而言之,“典”产生于春秋以前,“经”盛行于战国时代,二者从时间上相互衔接。它们又都可以引申为“常”,“典”为治理国家恒常不变的大法,“经”乃诸子治学奉为圭臬之准则,先秦时期的典籍文化正是在“典”与“经”的兴替之间孕育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