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不乏光辉灿烂之处，我们固然为之自豪，更期盼祖国无比文明富强。

　　然而毋庸讳言，我们的文明古国直到近代，为什么不能产生像西方那样领先世界的现代民主、法制、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实业等文明成果?为什么不能产生像阿基米得、欧几里得、伽利略、牛顿、瓦特、法拉第、焦耳、麦克斯韦那些至今写在中学数理化课本上的伟大科学家?为什么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搞了五千年直到19世纪末期非但不见进步，反而沦为世界上最落后、最悲惨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110年间竟然被迫与东西方列强和根本不强的三流小国签下1100多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上拥有令人无比自豪的五千年传统文化，按说近五百年或者近一二百年来，应该成为世界一等强国才对，可是为什么竟然不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是主要应从民族自身和内部查找原因?

　　通常认为，中国是从大约15世纪的明代才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但这只是就总体情况而言。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如土木工程规模、粮食产量以及经济总量或GDP，我们甚至在鸦片战争前夕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另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如自然科学、民主法制，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就落后于同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世界地理知识、地理大发现及航海技术，则至少从哥白尼时代就落后于西方了;倒有很多“国粹”性的东西，如极端君主专制主义、沉重的徭役赋税、闭关锁国、崇古僵化、仇视改革、内战频繁、残酷杀戮、重农抑商、重文轻武、八股取士、文字冤狱、贞节牌坊、缠脚、辫子、太监、廷杖、鸦片等等，则是无与伦比的世界第一!19世纪，西方早已进入成熟的民主、法制、科学、教育和工业社会了，而我们这个“历史辉煌”(别忘了是皇朝贵族辉煌，而不是劳动人民辉煌)的封建社会，仍然属于古代社会。尽管我们的正统教育一直陶醉于“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和“灿烂文化”的主旋律中，但五千年传统文化指引下的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则是明摆的事实。那么，我们对这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它所服务的专制政治、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苦难历程，是否应该加以揭露、反思和检讨?

　　社会制度应该不断文明和进步才对，而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却表现出严重的黑暗和倒退。到明清时代，专制制度越来越严酷，文字之狱越来越离奇，科举制度越来越僵化，闭关锁国越来越严重，任何思想自由、进步因素、改革措施及其产生的条件，都被强势的专制统治及早铲除和扼杀，只剩下一堆儒家经典训练出来的陈腐官吏和一成不变的旧秩序，为封建统治集团所最满意，而中华民族却为之吃了大亏!直至19世纪，封建主义仍然裹胁中华民族，企图为保持旧秩序而战，但却处处被动挨打，差点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请问：我们的历史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责人不如责己。列强入侵无疑应该遭到中国人民的正义谴责和抵抗，问题是远在列强入侵之前，中国自己长期不改革、不长进、不威武，以致四万万人的大国抵抗不过鸦片贩子之国，或者堪称“儒学复兴”的大宋王朝抵抗不过小小的西夏王国，不更值得我们反思吗?导致落后挨打的症结是什么?民族灾难深重的根源在哪里?答案当从中国历史的源头找起。

　　单就源头来看，中国古代历史取向已明显不同于欧洲。中国和欧洲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的文明社会开端，便已互不相同，这对后来各自历史演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国家之形成起自夏朝，约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此后历朝历代皆“以农立国”，始终是一个“单一农业社会”(本书中的“农业”专指粮食桑麻等种植业，不包括林业、渔业和畜牧业)。而欧洲的希腊城邦制之建立，约在公元前八至七世纪之间，经历荷马时代之后，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其经济构成主要是农业、手工业、渔牧业和贸易，并已开始铸币，说明其商品经济已很发达。至此，中西差距业已初露端倪：一个几乎是不产生交换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另一个则是种类比较齐全的多种经济结构。

　　中国从夏朝建立到春秋战国近两千年间，社会历史进程，就其经济方式和社会改革措施来看，发展是很缓慢的，其主要原因是在单一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专制强权，对人的统治过死。因为，君主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越多，其权力就越大、赋税就越多。所以在利益驱使下，统治者逐步实行极端严酷的控制人民和土地的政策法令，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管子·禁藏》)。如商鞅采取残酷手段，“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史记·商君列传》)。同时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把民众的生活、生产、居住、迁徙严格控制起来，实行一种重农抑商、不得迁徙的政策，把人死死束缚在土地上。这些政策法令，统统建立在牺牲人民利益和人身自由的基础上。人民的利益和自由几被剥夺殆尽，其积极性、创造性无以发挥，社会发展焉能不缓慢?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变革同时代的欧洲，也发生了许多征战和变革，其内容和方向则与中国大不相同。公元前594年，曾经经营过工商业的梭伦，当选雅典的执政官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其内容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限制氏族贵族利益的，为发展雅典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并逐步使工商业奴隶主成为掌权的统治者。至此，中西差距再显端倪：一个残酷剥夺人民利益以扩大贵族利益，另一个则从政治经济上限制氏族贵族利益。

　　梭伦的改革获得了社会普遍的赞誉，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改革的各项法律之后，便主动放弃权力，出国漫游。梭伦虽然离任，但他制定的法律未变，不管政坛上如何进行争斗，就连贵族分子当了执政官，也不敢改变他的法律，而是继续沿着政治民主化的潮流走下去，使雅典的政治成为奴隶主民主制的政治。后来，克里斯提尼又进行了一次旨在扩大民主、肃清氏族制度残余的改革，把梭伦创立的雅典城邦民主形式最后确立下来。

　　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基本上都是沿着专制主义的方向发展的，这便进一步确认了君权世袭制，使世袭制延续达四千年之久，且沿袭了氏族制度的某些枷锁;又始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业经济历经数千年而始终得不到长足发展。所以，中国和欧洲的制度，一开始就各自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极端专制政治，另一个则是古代民主政治。

　　欧洲雅典的民主传统深入人心，对此后欧洲近代民主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欧洲近代民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思想。特别是公民的权利受到保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古代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被继承下来，并发展成现代民主的重要内容。而中国数千年间则不断加强专制统治，终于由一般君主专制制度发展成明清那样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铁桶般的严密统治之下，社会休想取得任何进步。

　　大约从15世纪开始，东方日渐衰落，西方迅速兴起，关键就在于前者始终未能走出自然经济范畴的狭隘农业社会，进入一个前景无比广阔的大工商业社会;而西方则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数千年的古代农业社会就好比一个诞生很早的婴儿，婴儿幼小不是问题，但过了漫长的若干年代，他竟始终发育不起来、长不大——不能像西方那样日益壮大、及早进入工商业社会——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中西历史取向和其后的发展道路及历史结果，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影响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值得史学工作者深入探讨，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