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失落、流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造成信仰破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这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和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

　　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讹，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人们还是会认真地互相欺骗、假装相信它依然是未来的希望。然而，大多数人能感觉到那种空洞和荒诞，足以让这个信仰在他们眼里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的“笑话”。笑话的实质是“乖讹”(incongruity)，康德为乖讹的矛盾本质提供了清楚的说明——“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无法对它得到满意的理解)”。

　　苏联人无法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领袖的罪行

　　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

　　苏联人对信仰发生动摇，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披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和黑暗秘密，对后代苏联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苏联人(苏联的“60后”)和东欧人有着长久的“唤醒”效应。

　　正如一位过来人所说的，“犹如头部被榔头猛击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诗人和作家帕维尔·科胡特(Pavel Kohout﹐“77宪章”发起者之一)曾经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员，他28岁时知道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觉得“再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领袖，这简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让许多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恐慌，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此写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有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因赫鲁晓夫的讲话而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范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

　　这是最初发生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幻灭，也是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三重信仰危机中的第一重。这三重危机会同时存在，它们各自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会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形成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的信仰危机特征。

　　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领袖人物的专制暴虐、滥杀无辜、出尔反尔、阴险毒辣、淫乱、迫害狂、言而无信会让人们普遍感觉到错愕、惊慌和恐惧，也使他们陷入一种被出卖和背叛的痛苦绝望之中。

　　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统治的领导人(如斯大林和贝利亚)，他们的人格缺陷和道德败坏使得马克思主义事业失去了民心，毁掉了它的正当性。赫鲁晓夫对秘密报告破坏共产主义信仰的后果显然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记叙，匈牙利党的首脑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听说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对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着急。你们党代会里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它会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带来什么”。

　　拉科西预感到的就是一场信仰危机的灾难。一旦领袖的丑事被披露，便犹如精灵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关进瓶子里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响”。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终究不可能消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长久影响。虽然赫鲁晓夫后来试图用允诺20年实现共产主义来补救共产主义信仰所受到的损害，但始终无效，苏联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过程，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民心，再也难以起死回生，而整个官僚体制也因为丧失信仰而陷入了金钱崇拜和拥权自肥的腐败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灭很难长久地停留在只是对少数领袖或领导人的失望层次上，因为它迟早会引起人们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苏联体制中会涌现这么多，这么自私贪婪、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虐待狂人物，不是个别，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创始人)就似乎已经察觉到，苏联秘密警察“契卡”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捷尔任斯基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前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的迪米特里·沃克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

　　不仅是间谍或警察，其他人员的提拔也是一样，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烈日涅娃(Luba Brezhneva)写道，“官方不断强调要粉碎‘人民的敌人’，唤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们不仅经济上有好处，还能得到升迁。”

　　高尚的理想与阴暗的现实

　　造成马克思主义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视为理论与实践的极大脱节。

　　斯大林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使得无数苏联人，包括苏维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为血腥镇压的对象和受害者。苦难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现实教育。高尚的信仰理想与阴暗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苏联制度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

　　在苏联进行残酷统治的是一个暴力的制度，它是一部由那些特别暴戾、残忍、冷酷的人开动和维护的斗争绞肉机。那些特别崇尚暴力的人们一旦开创、建立和维持了一个他们想要的制度，这个制度便会自动挑选那些与其一致，会不择手段保证它不断维持统治的帮凶和投效者。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续机制。

　　开创者与继承者的传承关系是在制度的同质延续中建立的，民众对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会成为对这个制度的失望。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Amy Knight)在《贝利亚：斯大林的第一副手》一书里指出，斯大林时期的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为贝利亚是苏联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本质了”。捷克作家和学者彼得·哈卢比(Peter Hruby)说，“每个国家的人口中都存在少量会成为罪犯的人。在极权专制国家，这样的人机会最好。他们不仅有机会得意发达，而且有机会为服务于伟大事业感到自豪。”

　　恶棍贝利亚官运亨通是因为有斯大林赏识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才需要贝利亚这样的副手。艾米·奈特对此写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做决定都很少或根本不考虑苏联人民。让这些统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都极端鄙视个体的人，都毫不心软地残害人民”。一个制度与它的领导人和主要运作者的素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在这些人身上的邪恶和腐败一定会对这个体制的可信度和道德形象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造成马克思主义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视为理论与实践的极大脱节。苏联史专家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指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社会正义、造就群体意识、建立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把群众当作能够做抉择的负责成年人。”但是，苏联社会里充满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迫害政治异己的暴行，毫无正义可言。人们生活在害怕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惧之中，彼此或与领导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难有信任。政府更是对民众颐指气使，把他们当不懂事的儿童或弱智来对待。强权统治“背弃了所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理想，而代之以一个无处不在的、无以复加的谎言体制”。

　　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曾是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 他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幻灭，就是因为痛恨共产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谎言，他说，“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饥饿，如果这些不是被谎称为自由、正义、幸福生活，会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坏事本来就够坏了，把坏事谎称为好事，那就更坏了，更让人怀疑和不相信谎言的宣传。苏联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伊高·康恩(Igor Kon)也指出，共产主义理想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不符是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

　　他写道：“造成苏联帝国崩溃的原因包括苏联人的心理危机。这种危机从1970年代就已经缠上了苏联社会，1980年代终于将它拖跨。冷漠、犬儒主义、酗酒……都是苏联崩溃的(民心)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它的设计师低估了苏联社会愤怒的程度，自从苏联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后，这种愤怒便已经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

　　信仰与伪信仰

　　苏联制度的一个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由外来威胁所造成的。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逗乐的笑话。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第三重信仰危机是因为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有缺陷，并无法通过它自身来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指出，共产主义失败是“自我毁灭”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毁的。

　　他写道，“共产主义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它后来崩溃的种子。这个结果早已在共产主义观念里等着发生了……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别人杀死的。它自己慢慢烂掉了……让人们看清不过是一个彻底平庸、极端简单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也许能激励我们去牺牲，有高尚的行为，但也是灵魂的鸦片，令人神智不清……随着这个理想所助长的丑恶现实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它也就干枯死亡了。”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产主义信仰被苏联人抛弃，要为之担负责任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或贝利亚的个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用彼得·哈卢比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纽带便是二者都“信奉无情残害的阶级斗争”。霍兰德对阶级斗争有类似的看法：“相信无处不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让(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道义的敏感，也为在无须运用暴力的社会体制中大肆滥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一位名叫弗拉迪米尔·法克斯(Vladimir Farkas)的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级领导反思道，苏联共产主义比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更邪乎，因为“它欺骗地利用了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而纳粹则毕竟还未如此”。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大卫·普赖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认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苏联，“其他国家没有像苏联这么自我伤害的，杀了这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推行的迫害和杀戮，它的对象不仅是“敌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战友，甚至连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

　　乔治·奥威尔在讨论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时认为，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凯斯特勒对“革命”就经受了这样的幻灭，“革命本身就是个腐败的过程。……不光‘权力导致腐败’，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导致腐败。因此，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大清洗)的审讯室;列宁导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跟斯大林一样”。

　　波兰哲学家和思想史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人们看清了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把它当作对现实生活有指导意义的信仰。他写道，“马克思似乎在想象，只要消灭了资本家，全世界就会变成一个雅典市集(Athenian agora)。只要取消机器和土地的私有制，人类就不再会自私自利，就会从此和谐地共同生活。”

　　霍兰德则指出，一个政权靠着乌托邦式的理想来支撑，并以它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这样的制度要比既无须乌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稳定得多，它需要不断用暴力维持稳定，越使用暴力，实际上越不稳定。苏联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稳定，道理即在于此。这是苏联制度的一个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由外来威胁所造成的。

　　以为政府权力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信仰，全都管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的观念。波兰裔美国籍学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认为，这种让人厌恶的管制方式最终成为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指出，这种管制式统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规范起来，营造一个取消道德选择和差别的社会环境，代之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彻底和谐”。这样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是本来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也都成为具有政治含义的反抗。

　　苏联政治笑话许多都不是针对政府、政党、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对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谑戏回应，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所管制的，所以对它们的谑戏也就成为对这一权威的冒犯和不敬，成为政治性的笑话，其中也包括那个他们装作相信但实际上已经不相信的信仰。

　　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逗乐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