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国教育—科学管理体制的问题与出路

　　“燕京学堂”事件已经落幕，但事件所暴露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说晚清“洋务运动”要解决的是器物现代化问题，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这场“新洋务运动”则是要靠洋人来解决中国的思想文化问题，可谓事实上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命运当然不会好于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但我们决不能止于“燕京学堂”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来深入讨论中国教育管理与社会科学体制存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是怎么来的?如何拯救危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向何处去?这些都是北大“新洋务运动”让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

　　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如何定位或评价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状况?30多年来，看起来是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看看多少人在研究社会科学，看看培养了多少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看看数不清的社会科学类杂志，看看不断翻番的科研经费，不都是一片欣欣向荣?但繁荣只是表象，其实是“丰裕中的贫困”，而且是危机性的思想和理论的贫困。

　　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危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严重滞后于中国发展的现实，既没有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经验的理论，更谈不上指导实践的理论，结果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丧失心理自信和民族自信，进而直接危及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仅如此，社会科学的危机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危机。冷战以来，太多教训表明，很多国家因为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求助于海外的观念“供货商”，结果走上了不归路，自我颠覆，自我毁灭。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绝大多数转型国家的悲惨命运即根源于此。因此，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危机直接关系国家安全问题。

　　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表现为两方面：

　　第一，没有“中国”的中国社会科学。

　　在当下中国，基于他国历史的特定经验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大行其道，而依据这种异域经验基础上的观念作对照，中国似乎永远是错的。在这些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脉络下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最有市场，从方法论到概念和理论命题，背后基本上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比如中国思想界信奉的自由民主理论及与此相关的“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等理论命题。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构成的社会中心主义，是典型的英国—美国的国家建设经验的思想产物，而且是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思想产品。但这些经不起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检验的理论却在中国不被质疑地加以接受。第二套流行的但次于社会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国家中心主义。这是典型的基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官僚制治国经验而形成的，其中黑格尔、康德以及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定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和概念基础。

　　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都与中国及很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的经验无缘。因为，苏联、中国甚至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是在政党主导下成长起来的，别说社会力量不行，就是国家机器也瘫痪了，是新型的政党力量把国家组织起来的。可是，在我们的社会科学体系中，政党处于什么地位呢?要么是革命的角色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难有理论上的解释力，要么就是西方政治学下一个利益集团性质的社会范畴概念，是宪政主义即议会体制下的一支政治社会力量，这就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时总是出差错的原因。靠政党组织起来的国家，其建国路线图是：先有政党，政党建军，革命胜利之后建立宪法体制。也就是说，根本无法用产生于议会体制下的政党来观察中国共产党。此党非彼党，他们在国家建设进程中的角色完全不一样，更别说不同政党背后的历史文化基因之别了，比如西方政党政治的竞争决定了其掮客性质，而中国共产党秉承的则是民本主义思想。因此，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 “政党中心主义”对解释中国更有说服力。

　　为什么缺乏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经验基础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固然有下面将要提及的中国百年社会科学的历史根源，更有当下中国学者研究路径的迷失以及进而导致的反思能力的退化及由此而来的建构能力的缺位。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几年前笔者在《文本崇拜：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误区》中提出的观点，今天依然能立得住。不仅如此，还要问的是，政治思想史到底是由思想而构成的历史，还是世界文明史中的思想?如果是前者，必然是永远的文本崇拜，永远的诠释学派而了无新意，正如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永远的“我注六经”，现在的做法只不过是从过去的诠释中国先贤转而注解西方先贤。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把中国的先贤送下地狱的同时，却把西方的先贤请上神坛。中国学术界流行的两大版本即保守主义者斯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和自由主义者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都是由思想构成的历史，其中以《政治哲学史》更为典型。在这样的路径下研究政治思想史，理论建构能力本来就不强的中国人似乎只能当西方人的学生，甚至连反思的能力都没有，更别提批判和建构了。相反，只有在世界文明史的脉络下，具体而言从国家建设的维度下，对照、研读西方政治思想史，才能跳出来，才能将很多所谓神圣的偶像请下神坛。因此，希尔基于历史演进和文明互鉴的《欧洲思想史》远比前述两本教科书更有价值。

　　说到底，政治思想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面对重大危机和重大挑战的关键时刻关于怎么办的设计。为此，我们需要问，什么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真的是“先验”的?我们应该清楚，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与威尔逊，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来也都是比较政治学者”，都是针对他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因此，切不可把这些人的思想视为哲学中的“先验”，而应视为历史语境中的“先验”即先前的经验，也就是欧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先前经验”(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有系统的理解与研究，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放弃与吸纳。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引介和诠释水平，诠释完一线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马克思等，再诠释二线思想家如美国开国之父们，然后就是形形色色的三线、乃至不上线的思想家。这种仅仅基于文本的思想解读陷入了社会科学的一元化思维，即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社会科学至少是二维的，即理论与现实或者理论与历史。

　　如果能认识到政治思想的语境性，沿着这样的路径，即使我们依然缺乏建构能力，但至少有反思、批判和选择理论的能力。不得不说，由政治思想而构成的历史，即目前中国流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去历史的观念的链接，由此而观察中国、对照中国，必然是南辕北辙。

　　第二，无力解释中国实践的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奇迹有目共睹，但主要是感谢邓小平等人的“实践知识”即大智慧，而不是来自书本的“技术知识”。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中流行的技术知识根本无力解释实践知识，也跟不上实践知识。以经济学为例，当中国基于民本主义的混合经济方式而取得巨大成就时，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依然在念亚当·斯密的经。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就，根本上是没有意识到经济学不仅仅是经济学，至少是政治经济学，进而是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中国经济学就不可能出现经济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在2014年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会议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就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一场著名争论。无论是反对政府作用的张维迎，还是主张市场与政府调和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都不能理解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背后的历史社会科学思想，都显得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格格不入。更让人遗憾的是，反对林毅夫的一方居然说孔子的儒家思想不是官学才影响如此之大。这显然违背了中国历史。想一想那些非西方世界的世界一流经济思想家吧，无论是主张后发优势理论的俄裔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还是将“自由”当作人的能力发展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他们伟大的思想成就都是从自己祖国的历史和关怀出发去观察世界经济或世界经济史。而中国经济学界以及很多在美国教书的华人学者，基本上只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

　　因此，能不能解释中国，最能检验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中国模式”问题大概最能检验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对于“中国模式”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就不用置评了，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坚定的社会中心主义者，以社会中心主义来看中国，中国可谓错的一塌糊涂。什么时候才正确呢?西式民主化后?这是完全不顾世界现实的观念至上派。印度、墨西哥、印尼、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乌克兰等一大批国家都西式民主化了，或者说实现了以社会中心主义为指导的民主化，结果如何?中国治理好过这些国家不是最简单的事实吗?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错的学者是以思想建构历史的坚守者。

　　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肯定“中国模式”的观点。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实在太多，比如“北京共识”只是对中国奇迹的经济现象罗列，在此也不作讨论。“中国模式”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至少是丁学良教授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模式”。因此，我们简单列举一些政治学关于“中国模式”最有影响的观点。

　　政治学者王绍光教授心目中无疑是有“中国模式”的，但他说的中国模式主要是“政道”而非“政体”，即他著名的“西式政体，中式政道”之说。也就是说，西方人善谈政体，而中国人善谈政道。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中国自古就有很多政治制度史的书，而西方则主要是政治思想史的书。政治思想史中的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其实也是“政道”。所以，肯定“中国模式”的王绍光其实回避了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因《中国震撼》而在思想界名声鹊起的张维为提出了“文明型国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总结中国模式怎么能不提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中国的基本制度?把这八条对照一下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张维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则是“德国模式”。比较而言，看上去最能全面把握中国模式的是丁学良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大方面概括出的“多重矛盾的综合体”：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控制系统。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方面，但和张维为一样是现象的罗列。更重要的是，丁学良的方法论存在问题，把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推到1980年代，这不但割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30年，更缺乏革命史观。

　　既然是模式，只能是简洁而有穿透力的一个词，比如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或“自由民主”。更重要的是，作为终端性的模式绝对不是几年、十几年的发展性政策的变化，而是某种根本性的政治制度，且这个政治制度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在这些意义上，中国模式只能是我们耳熟能详但又被忽视的“民主集中制”。在历史意义上，它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写照，也是改革前后一以贯之的根本性政治制度。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决不止于政府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更体现在党政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和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维度上。一个词能概括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维度，难道不正是中国模式的最好概括吗?我们不能忘却自己的传统和业已存在的资源，不能因为其名称古老而弃之不用。相反，我们应该运用政治学理论的新进展而丰富“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政体概念。在政治制度意义上，越是古老的概念，而且还在实践中运转着的，越是有生命力。

　　总之，上述两大症候群所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对中国行之有效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实践在理论上都无能为力，既缺少解释自己的话语权，又如何能传播中国的思想、观念?大国仅有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话语权这样的软实力作支撑。

　　二、中国社会科学危机的历史根源：百年史简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是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史的必然产物，而工科化、工程化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科学的危机态势。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国学”即人文、国粹而无社会科学，中国开始引进、发展社会科学也就是一百年的事。以30年为周期，我把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30年：初步西学期(西学10版)，即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个别学者，比如费孝通创造的、用于解释中国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非常伟大，让我们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有私德而无公德、为什么只有家庭基础上的家族关怀而无国家关怀，其他基本上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步学习者。因此，这一时期有很多国学大师，比如清华大学的“四大导师”，北京大学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大师有哪些?大多数都是到国外走马观花，然后回国介绍一些政治社会上的逸闻趣事。

　　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与其说是学问家，不如说是政治活动家，关心的多是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在1930年代，有一个关于西化—现代化的大论战，其中固然不乏犀利的文笔和思想，但整体上理论水平的局限性很大。因为这一时期政治的特殊性，西学中的各种思想在中国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德国人—俄国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有英国式的多元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因此这里的“西学”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中包含着彼此冲突的思想和学说。在政治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最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的共产党毕竟不是主导性的，主导性的还是留学生们介绍给官府的西方思想，并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

　　在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具有千年“学而优则仕”传统的读书人最热衷的就是政治学，以为读完政治学可以做官，因此政治学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水平。梁启超的国学研究是值得敬重的，而他的政治研究则变来变去，看到一个新现象就改变过去的观点。这正代表了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大陆出版界要出版萧公权的十卷本文集，这是好事，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可以透视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萧公权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色，就是用他所知道的一些西方理论(比如民主思想)来点评一下中国的政治思想(比如民本思想)。

　　第二个30年：全盘苏联化时期(1949—1980)。这一时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学说，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些思想成果无疑都是来自苏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都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经典之作。这一时期，几乎主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是苏联专家在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对经典作家诠释得好的就是大教授。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者能在“文革”中生存下来就很不容易，我们不能过于苛求。

　　第二个30年的社会科学最典型的特征是其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即社会科学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简单诠释，或者以意识形态的语言来做社会科学研究。应该看到，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社会科学背后都有意识形态，比如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主义就是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意识形态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丰富和发展意识形态。但是，当二者一体化后，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分工职能被否定了，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思想的僵化和停滞，最终是为其他思想的大势到来腾出空间，让出阵地。

　　第三个30年：全盘西化时期(西学20版)。改革开放不但是政策上的，而且必然伴随着思想上的。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可以说都是“留学生”，要么去西方读学位、进修，至少读的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书，西方几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被翻译到中国。比较而言，这个时期的西化程度远远高于第一时期。不仅如此，第一个30年中的“西化”是一个多元的矛盾体概念，其中有彼此冲突的政治思想体系;而第三个30年中的“西化”则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一家之言。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时期，第二个30年中的一些思想遗产还能有一席之地，比如政治学，1982年出版的赵宝煦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概论》，虽然看上去是古老的“六论”(阶级、政党、政府、国家、革命、民族)，但其思想性和时代性依然是很多行为主义时期的政治学教科书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看到今天的民族冲突、宗教战争，更显“六论”的时代价值。相比之下，经济学则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化，即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大行其道，而社会学则是马克斯·韦伯化。

　　与第一个30年的西化相比，本轮的西化更纯粹更彻底，即所谓的西化不是多元化，而是自由主义的一言堂，一家独大。这一时期，从古典自由主义作品到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作品，都被全盘翻译过来了。可以不无夸张地说，过去30年中国社会科学从方法论到基本概念和理论，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网络政治生态：说美国好、说西方好，得到一片溢美之词;批判美国、反思自由主义，就会被拍砖。

　　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的历史和现状，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而这意味着中国思想的贫困，思想的贫困进而导致国家安全的危机。但是，主管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目前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正在强化着这种危机。

　　三、雪上加霜的社会科学的工科化管理

　　如何拯救、谁能拯救并复兴中国社会科学?按照目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按照最能代表中国社会科学水平的北京大学的做法，似乎只有英文和讲英文的哈佛教授能够充当中国社会科学的救世主，这真是给中国社会科学雪上加霜!

　　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工程师治国。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进入了全面的工程师时代，即学工科出身的科学家管理国家，也就是坊间所说的“技术官僚”。技术官僚治国，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即第一代政治家是革命出身的革命型政治家，第二代则是学科学而走上领导岗位的一代，然后才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出身的政治家治国。对于技术官僚时代的政治管理不可一概而论，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但是，国家治理毕竟不同于工程管理，把政治、社会的各方面都当作科技工程去管理，难免有一刀切的嫌疑。应该说，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教育体制和社会科学管理体制的工科化管理。

　　已经有人指出，语言(即中文)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科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语言代表着文明和思想，而工科的语种却无所谓，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只是表达一种逻辑关系，都是一种数理语言。我们应该清楚的是，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一词只不过是科学革命下一种不得已的称谓或者说一种时髦的说法，是一种不得不依附于科学革命之下的生存之道——因为科学革命带动的工业革命迅速改变了世界，传统的政治社会思想不得不“科学化”，甚至连哲学也呈机械唯物主义之势。这是社会科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但无论产生背景如何，无论称谓如何，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是确定的。那就是，包括经济思想在内的社会科学，首先是历史的，因此可以称为历史社会学;同时也是文化的，因此是一种文化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于政治的观念，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学。美国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美国战后的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冷战学”，其“冷战政治学”正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军队等主导下建立起来的。

　　弄清楚了社会科学的性质，中国教育和社会科学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也就显而易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一直被视同自然科学加以管理，“985大学”、“211大学”这些符号就是明证。各大学在追求国际化的过程中完全以科学标准来管理人文社会科学，比如要国际发表，要英文发表在SCI、SSCI的学术杂志，其实主要是美国学术杂志。而SCI、SSCI是什么呢?是美国图书馆订阅系统的参考索引系统，并不是学术水平的评价系统。讽刺的是，当我们拼力追求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时，一些英语杂志办理SCI、SSCI申请的目的则是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事实上，我和很多同行都在英文杂志上发表过学术文章，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英文论文代表自己的最好、最高水平。而在美国社会科学一边倒的量化方法之下，思想性的学术论文很难在美国所谓的主流杂志上发表。如果按照SCI、SSCI标准，当代美国两大政治哲学家——自由主义的罗尔斯和保守主义的施特劳斯都称不上是合格的教授，尤其是施特劳斯，几乎没有在所谓的主流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同样，按照当下的工科化管理标准，冯友兰、梁漱溟、钱穆等国学大师都没有饭吃了，他们有的甚至没有读过大学。

　　工科化社会科学管理者不清楚的是，思想作品只能以自己的母语去表达，用“外语”写作，只能是应付差事的匠人之事。为此，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并不鼓励中国学者用英文写作。她认为，非母语写作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的真正学术水准，而如果中文研究的成果确实重要，外国人要么会直接阅读中文著作，要么会翻译出版成英文。事实上，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下，让外国人重视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因为其在国内的学术成就，比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中国如此悠久，中国如此之大，中国如此重要，在国内的成就足以让外国人重视。当然，这不是鼓吹夜郎自大，更不能做井底之蛙。当一个中国学者的英文能达到母语一样的水平，能用英语去思维时，英文写作无疑是值得鼓励的，比如林语堂的英语写作就让世界开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眼界。

　　工科化的社会科学管理不但不清楚社会科学迥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性质，还对时代大势没有清楚的判断。习近平同志在五四青年节视察北大时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哈佛，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北大。这既是对时代脉搏的清晰把握，也是希望北大人、中国学人自信的寄语。言外之意，哈佛是学不来的，但北大有自己的独特性优势，不必妄自菲薄。要知道，北大背后可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几年前，《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再到北京，意思就是全球化中心的位移，一千年前在大宋的开封，一百年前转移到纽约，今天转移到北京即重回中国。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中心，但是很多人非但没有中心感，依然抱着过时的西方中心论，中国被视为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而不是“中国的世界”。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柯文就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更是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他们都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看待中国、从中国出发去看世界，而不是西方中心论下的“世界的中国”即“西方的中国”。没有时代意识，在管理上自然闹出大笑话。

　　国际发表虽然有主管者的制度化鼓励，但究竟还是个人化的事。让人担忧的是，因为不清楚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几乎所有大学都在追求所谓的教师的海外学缘，这样的国际化在根本上就是美国化。我们应该清楚的是，社会科学留学生在国外学的主要是所谓先进的方法论，即计量化社会科学。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教授们明确地告诉学生，学完这套方法论之后就别指望成为有思想的学者。不仅如此，“先进方法论”下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基本上是中国问题研究。王缉思教授感叹，到国外不学、不研究国外的文化与历史，而专注于中国，岂不是资源上的巨大浪费?正如很多同道中人所质疑的，美国教授的“中国学”水平比中国教授高?这且不说。在方法背后，还有意识形态。比如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流行的理性选择主义，就是一种主张个人利益、反对集体福利的意识形态。理性选择主义说不存在稳定的多数和稳定的立法，不存在多数人的集体福祉，这不是完全有违现实的胡扯吗?难道没有医保的4000万美国人不需要医疗保障?难道约90%的民众要求控枪不是多数人的福利性要求?然而，就是这样的方法论居然主导美国整个社会科学!所以，当一个学者没有“身份意识”即没有祖国的历史文化意识，也就没有社会科学应有的价值关怀(“道”)，而只剩下所谓科学主义的方法(“器”)。因此，在没有自己话语权的前提下，国家花巨资推广的国际化只不过是在普及美国化的思想而已。我们主张教师学缘的多元化，但是坚决反对以国际化为名而行美国化之实!一个只有方法论训练而没有中国历史文化修养的英文化教师，是中国之祸还是中国之福?

　　中国一流大学的美国化，不但复兴不了“中国学”，更危及中国梦，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这并非耸人听闻的空穴来风。已经去世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供职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安全事务的Michel Oksenberg教授曾在内部报告中这样写到，不能让中国人过多地占据美国的大学讲坛，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这切中了问题的根本，这才是真正懂行的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心知肚明，关键时刻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却是太“包容”了——事实上是对西方的崇拜;而包容的背后其实就是自我矮化、自我毁灭——按照目前“包容”的标准，我们这些中国学者都不能登堂入室了。不但要依仗“英文”来复兴中国梦，还要大张旗鼓地倡导中国大学的美国化，这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岂不堪忧?

　　四、第四个30年：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

　　在北京最有名的高中——人大附中的高考模拟题中有这样一道判断题：法治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还是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我同事的孩子选择前者，结果被判错，而正确的当然是前者。“老师”错了，“学生”对了。由此给我的启示是，如果“标准答案”错了，学生怎么做都是错的，这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当中国即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一些人却依然在按照“先生”的“标准答案”来对照中国。是时候放弃某些标准答案而寻求自己的标准答案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的中国需要“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三新”)。

　　谁是“三新”的主体?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只能是中国人，只能是中国学者。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急于得到世界的承认，急于提高自己的软实力，于是乎到处开孔子学院，花巨资在国外媒体上做政治广告，花钱让洋人总结中国模式，比如请《大趋势》的作者奈比斯特总结中国经验，请“历史终结论者”福山总结中国模式。然而，社会科学的性质即历史性、文化性、意识形态性，一个文化上完全不同的外国人怎么可能总结出中国模式?比如，在中国颇为流行的《超越自由民主》，是在清华大学教书的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的大作。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不能实现好的治理，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那么良药妙方是什么呢?儒家精英主义的“贤能政治”。这看起来不错，也让不少中国人有了一点亲切感。但是，贝淡宁教授是在雾里看花。自由民主之下和儒家文明之下都能产生能人，任何国家的政治其实都是精英政治，正如萨托利说民主意味着人民必须承认被统治，并不是说竞争性选举就是自治，就不能产生精英政治。真问题应该是，自由民主之下的贤能无法施展其抱负，而在中国 “为什么能”?当然不是因为什么儒家的精英主义，而是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但贝淡宁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文化层面打转。写到这，不得不说，贝淡宁还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他谈的自由民主是一种政体，而他的药方即儒家的精英主义则是一种文化，概念不对等，范畴不对称，颇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

　　如果说来自西方的哲学教授难以体会中国政治的真谛，还不一定符合“燕京学堂”计划的教授水准，那么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则肯定符合标准。但是，他的中国研究水平怎么样呢?他用“韧性的威权主义”(the authoritarianism resilient)来解释中国政治制度为什么没有随着第三波民主化而垮掉，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其实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问题。他2003年在《民主杂志》上发表这一概念时说，中国政治还有很大的空间，不会马上垮掉，而到了2009年则说“威权主义”的空间不大了。不得不说，依据这样不靠谱的概念去判断中国政治的前途根本不靠谱。这样的概念不仅是隔靴搔痒，而且带有根深蒂固的二分法意识形态偏见，即所谓的民主与非民主(威权主义)。在这个意识形态之下，根本看不到中国政治中的民主因素，“非民主”的国家怎么能持续下去?他们更看不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即我们所说的与时俱进的背后是中国文化本身和中国政体即民主集中制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应该说，黎安友在美国算是研究中国政治的老一辈了，其从中国共产党出发而研究中国政治也算是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尽管其研究中国政治的“范式”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靠谱。在美国中生代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沈大为(David Shambaugh)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蜕变》则离真正的中国政治更为遥远。从引用文献看，其来源基本上是非政治学专业的宣教材料，甚至从来不用中国政治研究者的文献。比较而言，狄忠蒲(Bruce Dickson)的最新研究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并明确宣布放弃早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中的结论，那时他非常不看好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但是，和“韧性的威权主义”概念一样，狄忠蒲并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适应，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适应能力，并没有深入中国政治的内在机理。

　　因此，“新洋务运动”根本回答不了中国的问题，更谈不上合格的“中国学”。靠洋人是不行的，但是洋人振兴自己社会科学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学习。美国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文化沙漠一跃而成为世界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思想—制度的“供货商”?就是因为有冷战时期由政府主导的“三体运动”——以中央情报局为首的各政府部门、基金会和大学教授三位一体的有机合作，通过学术共同体实行文化再生产和文化输出。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建构了融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为一体的一个又一个所谓“范式”，比如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论、理性选择主义，等等。可以说，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大师级教授几乎都是“冷战学”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革社会科学的经费管理机制，怎么培养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符合社会科学性质的方向上进行元理论的研究。

　　第一，关于经费体制问题。

　　首先，花钱的方向，是策论还是基础理论研究?国家把很多钱投放在策论上，本来也没错，社会科学就是要回答现实的重大问题。但需要平衡的是，基础理论研究甚至应该比策论研究投放更多的经费。基础理论研究关乎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关乎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没有自己的基础理论的支撑，很多事做对了被说错了，结果越改越错。因此，国家级的经费应该更多地花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而各政府部门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经费，他们如果有策论性研究的需要，通过命题作文更能对症下药。

　　其次，等级化的科研管理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经费分配体制亟待改革。科研经费分配改革问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中也有提及。但是，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的背后是更根本的等级化教育和科研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以至于培养了众多国际级科学家的北京市生命科学研究所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比起工程化管理思维下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北京市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命运简直不值一提。在对大学进行三六九等的人为划分中，按照一省一所“211”高校的原则，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具有百年历史的河南大学、山西大学都不是“211”。按等级来管理大学，不仅是资源即经费分配上的极大不公正，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千万大学生的根本利益，对他们的保研、就业都带来极大的不公正。

　　第二，培养怀有使命感的、具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学术共同体”。

　　在各个行政主管系统之下，有各种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基地，其功能要么是迎合主管部门的策论性研究，要么是进行政策性宣示。这些都有其必要性，其性质可以定位为“任务型研究机构”，即专门承接上级交办的研究任务，比如宣教、调研或撰写专门的政策性报告，但是它们不具有以“人合”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而言，还应该鼓励、支持建立以理论创新为使命的“使命型学术共同体”。不同于自然科学对大量人员、部门之间协同的需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思想观念的诞生往往就是一个人或几个志同道合者“人合”的产物。这不是靠群众运动或大机构就能生产出来的。换言之，自然科学研究的合作，是以“法人”(即机构)合作为基础的“人合”;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合作，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人合”。可以说，大多数知识分子基本上是靠几个人吃饭：数目不菲的“红学家”靠的是曹雪芹，20年来的自由主义者靠的是罗尔斯，保守主义者靠的是施特劳斯，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则离不开亨廷顿。显然，他们的智识产品都不是工程队的产物，他们都是凭一己之力而改变世界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

　　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家应该把钱花在特定的“自然人”身上，而不是“法人”身上，应该支持“自然人”去组织学术共同体。除了一些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项目，基础性研究、思想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原创性成果与研究人员的规模无关;甚至可以说，当研究团队的规模达到一定临界点后(比如5—10人)，规模与效益成反比。

　　第三，确立符合社会科学根本属性的研究方向。

　　前面两点是自上而下的办法，但社会科学的关键还是靠人，即要回答自下而上的问题——人们都在干什么?根据笔者观察，社会科学工作者基本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概念到概念说事，这是一维度的社会科学。这其中不但包括政治哲学研究，更包括方法论至上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一维度研究只有概念，只有模型。在大数据时代，弄一堆数据往模型里套，一本书很容易就被炮制出来，这样的作品有社会意义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有量化泛滥之势，模型化愈演愈烈。一维度社会科学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者的“身份意识”不清楚，而没有身份意识的“问题意识”难免是伪问题。我们知道，量化研究方法在于证实定性研究提出的问题或命题，而定性研究无疑需要研究者置身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去，研究者的“身份意识”很重要。比如，中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可能是建设中国，而美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则可能是使中国变得更像美国即所谓的民主化。这就是身份差异而导致的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身份意识不一样，问题意识也就不一样，而问题意识则直接产生社会科学命题。在不问究竟是什么问题的前提下，搞一大堆数据，不但证明不了中国的问题，甚至连这种研究方法的发源地美国也深受其害。事实上，量化政治学的大行其道最后害了美国政治学，很多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最后都变成为了职称而发表论文，而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去研究，结果本来是为了治国理政的公共之学变成了数字游戏、符号游戏、模型游戏的无用之学。

　　第二类是从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研究，即二维度的社会科学。这是最常见的，所谓用理论解释现实，用现实研究来丰富理论。但问题是，流行的大多数理论来自于异域的特定历史，不问概念源头而盲目运用，必然导致研究的教条主义。更重要的是，二维度的社会科学具有典型的功能主义色彩。在当下的社会科学中，人们因为害怕掉进历史的无底洞而常常把历史搁置起来，研究当下的社会条件所影响的眼前结果，即“同步的因果性”。这是典型的功能主义假设，结果X(一个制度、政策或组织)的存在是因为它承担了Y的功能。这是典型的目的论解释，很多分析者将现存制度的功能解释为它为特定行动者带来了利益。在特定的短时间内，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任何一项重大的政治变迁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行动者的行动、既定的机构与这些行动和结构的结果之间存在一个相当大的时间缺口。首先，既定或特定结构下的行动者面对眼前的压力而采取行动时，很少考虑到行动的长远影响，因而特定时刻形成的制度所具有的长远影响是政治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行动者的具体目标。其次，即使行动者关怀未来，但在特定复杂的情境下，其制度设计却不一定有预期的制度功能。也就是说，制度变迁中往往存在非预期结果，即制度变迁可能是非线性的;不但存在共时性的因果性，还有更多的“历时的因果性”。因此，社会科学不能没有历史的维度。

　　第三类是从历史—理论—现实三维度来研究社会科学，这是最靠谱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应该清楚，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尤其受历史背景的影响。因此，历史语境的视角至少能让我们明辨西方理论的优劣。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现实都是历史的，要以千年的“时间进程”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的眼光去看我们眼前的现实。历史的维度不但是纵向的，不但要研究自己的历史，还要进行比较历史研究，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应该是比较方法的产物，否则其意义就大打折扣。因此，好的理论都是基于自己历史的提炼，政治哲学其实是三维度的产物。

　　欧克肖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道出了理论与经验的一般性关系，即二者都离不开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仅是同步性的，还是历时性的。他说：“政治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政治活动半神圣的父亲，而是它尘世的继子。它不是独立地预先策划的有待追求的目的的规划，而是从人们惯常从事参加他们社会的安排的样式中抽象出来的观念体系。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谱系都表明，它不是由政治活动之前的预先策划所创造，而是对政治样式的思考所创造。”“大多数政治意识形态，当然它们中最有用的(因为它们肯定有其用处)，是某个社会政治传统的抽象物。”

　　哈贝马斯也是在“历史取向”意义上解释“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哈贝马斯认为，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代表的是古典政治观，强调的是实践的情境性即历史性;霍布斯则是现代政治观的代表，而现代政治观的第一原则就是非历史性。哈贝马斯指出，霍布斯“以科学为依据的社会哲学的要求，其目的是一劳永逸地指明正确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条件。它的论断将不依赖于地点、时间和情况而发挥效力，并且可以不考虑历史状况建立永久性的共同体”。这样，起源于历史的社会哲学却忘却了历史。因此，哈贝马斯强烈呼吁社会科学应在不放弃古典政治学的实践观即历史性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生活的理论分析。 显然，哈贝马斯在努力地把理论、实践与历史统一起来，将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同步的因果关系”趋势转变为“历时性的因果关系”取向。

　　事实上，历史制度主义就是三维度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历史制度主义是一个好概念，首先是“历史的”，其次是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含义的“制度的”。因此，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论，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如时间进程、路径依赖、关键点、时间性、自我强化、正反馈，都是发展社会科学的宝贵财富。

　　符合社会科学规律的顺畅的体制无疑将助推中国社会科学上一个新台阶。但体制说到底是基础条件，是必要条件，最重要的还是人——中国社会科学界!在中国社会科学走过百年历程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这个自主性的社会科学需要研究者进行比较历史的、定位于本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实践的发现。这是笔者期许的中国社会科学下一个30年即第四个30年的基本方向和定位，这需要我辈同仁和下一代学人的理论自觉并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