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 政策为坊间热议。近日在一次有各种年龄段参加的聚会上，有人表示愿生二孩，有人说年龄过了限想生而不能，有人表示不愿生二孩，有人表示还得考虑。所谓考虑就是设想增加一个小孩之后养育付出的各种成本，要处理的各种关系，家长的可能承担，当然也有人考虑小孩增多，学校、医院等社会设施的相应变化。这些考虑都侧重于有形的经济和物质层面。

　　有人十分生活化地说：家里只一个小孩，他对家里苹果(财物的代称)的所属他无须考虑;有两个小孩，自然会考虑他能得多得少或平分。这就涉及精神层面——无形的个人意识、家庭意识和社会意识及其互动了。我们也就发现并能感觉，之前运行30多年一孩化生育政策，看得见的是家庭(尤其城市)只有一个小孩，人口数量下降快，但一孩同父母构成的核心家庭，一孩所处的家庭环境，他(她)的个人意识、家庭意识都趋于单薄化;我们还要看到，其父母在多孩时代所形成的家庭意识和社会意识并不单薄，为适应孩子(一切围着孩子转)，他们的这种意识的内涵也缩减着，也就是说，也向单薄退化。当然也要指出，多孩时代那种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也使“父母”一代的社会意识趋于封闭和单薄。

　　准确地说，当今我们的不少家长，比较而言，对外面尚能理解和接受社会意识，对内(孩子)在言传身教上则稀薄得多，何况孩子在独孩家庭环境所形成的各种认知，加上教育体制的单向灌输，也使他无法感觉并认识本然状态中的社会意识，家庭意识与社会意识也就呈分裂状态，这对小孩的精神成长是个很大的缺陷。万千家庭的独孩走向社会，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被割舍的社会意识。因此，原有的本然性社会意识的内涵也减缩了(比如家长主动替代孩子干值日扫地等一些有众人参与的劳动，家长替代孩子完成一副参展参评的作品)。就像我们以前生活在本然性(多孩)的生态环境，个人、家庭和社会是贯通的，有差别也不大，下乡什么的，我们能够很快适应(或适应的过程短)，而现在城市里长大的“一孩”再去乡下或艰苦环境，存活与否还是个问题，适应的难度大得多。

　　社会意识总是大于家庭意识和个人意识，后者要适应前者而不是相反。向来我们总是希望和强调孩子要适应社会，所看到实际生活中孩子适应或不适应的情状，所着眼的总是物化环境，而不知道或忽视了，让孩子具备相应的社会意识乃是关键一环。显然，存在本然状态下的社会意识与“一孩”环境下所认知的社会意识的反差，而本然性社会意识在我们社会又经长期的阉割。这正是我们要深刻反思的。

　　就是说，“一孩政策”对个人意识、家庭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建设是消极的。就是说，“一孩政策”就是我们惯有的运动化决策的结果，只能戕害个人意识、家庭意识和社会意识。

　　应该说，数十年社会学(1950年代费孝通曾倡议大学设立社会学不为最高当局所纳)和社会意识建设的滞后，与“一孩”政策的数十年实行，陈陈相因，加上社会平台的欠缺(其实真正的社会平台是能供各种意见碰撞交融，而不是单向宣传灌输某个意念的舞台)，造成了本然性健全性社会意识的萎缩不振，而良性发展的、健康的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本然性健全性社会意识的滋养。如同一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安全屋顶，它需要健康健全的个人和家庭承当，这就是说，个人意识家庭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主要支撑，或叫基础。仅就“一孩政策”的时代，有能容纳供各种生育意见的公众平台吗?那时就张扬“一孩就是好，政府会养老”的声音，一孩家长的社会意识能健全吗?

　　从重家庭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家庭意识是承接个人(孩子)和社会意识的重要通道。所以，放开二孩——从一个孩子到两个孩子，是1﹢1>2，能有效提振个人意识、家庭意识和社会意识，孩子会在一个比“一孩”开放开阔的精神环境中学习成长。同时，个人意识、家庭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内涵会得到充实和丰富，与时俱进，三者相互渗入，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我们也要扩大包括生育政策讨论的公共平台，让真正的社会意识进入个人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