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三十多年来，它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上的变化。35年前，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知识分子喜欢和重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其实都是经济变化的结果，是因为有多种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的发展，所以才给多元社会提供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所以，决定中国下一步向什么地方变化的关键因素，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经济。因为经济会制约我们社会和政治的走向。当年改革开放，也是因为经济的压力。那时稍微打开国门一看，我们才发现中国跟世界落后得太远了。如果当年的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一半好，那就不太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了。所以，下一步左右中国发展的，从根本上来说，恐怕还是经济问题。历史地看，强大的权力基本上可以做到它想做的一切，但它有一件事情解决不了，就是经济。毛泽东当年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可以说是想干什么都可以干成，但是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经济。1958年大跃进时，他本来是想创造经济奇迹的，但没有成功，所以后来转到了政治方面去。以至到1970年代末，中国大多数农村人口还在贫困线以下，好多亿人没解决温饱问题。当时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去延安，看到老乡们的日子过得和几十年前一样穷，禁不住自责落泪。现在中国有一些年轻人，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和小康生活，却非要美化当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代的日子，可以说是非常愚昧无知的。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说这个话，好像没有什么力量，因为中国经济这二三十年来一直都存在挑战，在每个阶段上外界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如果说过去所谓的挑战基本上是假老虎、纸老虎，那这次的挑战，我个人的判断是真老虎，是真正的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得益于三个红利

　　在过去这三十多年当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几个主要的推动力，或者说是红利。我正好参与了80年代中国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国80年代的成功主要是靠改革的红利，就是打破了原来对人全方位的控制，给了人以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实际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大意义，不是把土地从集体的耕种变成家庭的耕种，因为这对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客观上说是有限的，几年总共增加了大约30%。那它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在于把农民的人身和时间给解放了。农民仍然种他原来那点地，过去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要劳作。我当年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队长，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天还没亮就叫每家的主妇开始做饭，然后叫大家一起下田干活。后来农民自己承包土地了，我又到农村走了一圈，他们夸张的说法是，一年干农活只要九天就够了。当然，他们说这个是太夸张了一点，但是反正一两个月都不到就足够了。所以，改革真正解放的是人。这些人去干什么呢?最初就是市场上什么东西缺，他们就去生产什么。最初是多种经营，主要是油料、各种经济作物、蔬菜。从1980年到85年，中国粮食增长了30%，但是油料、各种经济作物、副产品的产量，增加了几倍、几十倍。当年我在干活的时候，一顿饭需要吃一斤多米，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只有吃这么多才能吃饱，因为那时候见不到一滴油，而现在因为油多了肉多了，一个人只需要吃二两三两米就能吃饱了。所以，当年的变革，最大的意义就是解决了人身自由，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搞多种经营，接着搞乡镇企业，再后来到城市打工，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1990年代，中国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大量的农民工由于改革解放出来以后进入城市，所以现在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实际上是农民工，特别是蓝领工人，都是农民。进入21世纪，最大的红利是世贸的红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国际体系，成了世界的工厂。回过头来看这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主要是靠这三个力量在推动。但是，今天这三个推动力都开始衰竭了。

　　中国现在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核心问题

　　中国改革现在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核心问题，包括国有企业问题。我们过去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在发展，但是我们没有回答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些企业最后由谁来控制?用中国的老话来讲，就是官营还是民营?这样，我们在企业改革，企业在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方面，就遇到了一个瓶颈。

　　另外就是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的土地让农民家庭经营的制度，在过去起了重大作用，既解放了农民又抑制了土地兼并，所以中国现在有了世界上最平均的土地制度，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理想，在今天实现了。但是农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光靠这个不够了。我最近到北大荒去看了一下，因为现代农业技术和机械水平，一家人可以种几百亩地，但我们的现实是，一家平均只有几亩地可种。这个时候，就不单是一个积极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术语来说，我们的问题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上做重大变化。但这个问题进一步被复杂化了，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要为城市所用，为城市所用的土地会大幅度升值。前两年，我一直在研究日本经验，我觉得日本社会当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在城市化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它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离开农村的农民不能融入城市化进程，不能分享城市不断升值的土地权利，出现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从而出现社会对抗和混乱。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采用社会主义体制，还是采用资本主义体制，都会遇到这个重大挑战。但日本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韩国处理得也不错，可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很大。我们现在的财富特别是家庭住宅资产的不平等，在世界上大国当中，是排在最前面的。财富不平等可以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当然一时最容易得到老百姓支持的，是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平均分配。我们都知道这也是最危险的，但在中国这可是有传统的，我们有几千年来周期性均贫富的历史传统，还有马克思主义进来以后的革命传统。所以，如何抑制贫富差距又不是平均主义，这对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的变革，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

　　中国的变革，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要从苏联那个计划体制转到市场化的体制上来。这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才有今天这些变化。第二，要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城市社会，大多数人都在城里，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这个路我们现在刚走了一半。在名义上，我们的城市人口现在是54%左右，但是这包括了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如果把这部分农民剔除了以后，现在我们的城市人口只有百分之三十六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点。与日本、韩国的百分之九十几以上更没法比了。按照中国现在的人均GDP的发展水平，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应该是60%-65%左右，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现在的农民，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漂移，这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第三，我们要从一个革命政治转变成治理政治，也就是正常治理社会的政治。我们之所以有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我们把革命推到了极端，一直推到了文化大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你头脑里面有一个自私的想法，也要被批斗。我们要把那种革命政治，向治理政治转变，但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转变过来。

　　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但对于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从上到下，每个人的认识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说领导跟下面群众意见不一样，而是领导和领导的意见不一样，群众和群众的意见也不一样。比如国企问题，究竟怎么去治理?从上层到下层社会，意见都不一样，你都可以找出针锋相对的两种相反意见。再比如说，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化，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对城市人的利益会是很大的冲击，对政治也有冲击。我们这个政治体制管理一个农业社会比较好，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制度就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要以城市社会为基础，这就不太适应的，不好办。这个怎么转变?很困难。然后是第三个问题，从革命政治转向治理政治，怎么转?治理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是跟革命政治一样吗?合法性的来源完全相同吗?权力的分配还是原来的格局路数吗?要做什么改变?怎样才能改变?这些问题我们还都没回答。

　　总而言之，经济问题是很实在的，不是靠不接地气的说辞和新概念就能解决的。中国经济下一步向何处发展，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上述三个转变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