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31岁的女子钱仁凤，在监狱中度过了13年青春。日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纠正该院于13年前对巧家县幼儿园投毒案作出的有罪判决，撤销了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钱仁风作出的无期徒刑裁定，改判钱仁风无罪。钱仁风被当庭释放，重获自由。

　　13年，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很难用1234的简单列举来回答清楚。当然，好在她还活着，这是很多冤案被纠正时，人们得以收获欣慰的卑微理由，另一个说法，则是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或者迟来的正义总好过没有正义。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正义观，公众可以有，大难不死的冤狱当事人可以有，但司法从业者一定不能这样想。毕竟，正义迟到了，而且原本它可以早到，甚至不正义本就不该发生。

　　云南巧家的这桩冤案，与别的冤案并无太多区别，尽管个体遭遇可能不同，但整个流程看下来，却总是出奇相似。被纠正的冤案里，法院会说“现有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究竟是怎样一个不完整的证据链呢，“毒物鉴定存在明显疏漏”、“投放毒鼠强非唯一结论”、“公安现场勘查及物证提取存疑”、“公安相关笔录存在违规”、“重要物证不具备排他性”、“有罪供述被代签”，在被媒体列出的这么多案件证据问题中，彼时哪怕有一项被司法认真以待，便足以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来让当事人免受13年牢狱之苦。我们看到的是，2011年12月，云南高院还曾以“原审所认定的证据经过原审法庭的质证、认证，证据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为由，驳回钱仁凤的再审申请。

　　几年时间，一桩旧案，能有什么新的证据出现，足以让“证据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的司法认定被彻底推翻?足以推翻前判的新证据、新情况显然没有，但司法的前后态度差异，该用什么样的情势变更理由去解释?冤案当事人口中具体、真切的刑讯逼供的讲述，在冤案被纠正之后是否能得到切实的追查?这样的问题，本该有确切的答案，或者公众该对冤案问责有起码的信心，理论上讲应该如此。

　　每有冤假错案得以纠正，法律职业者难免提到坚守正义，以及当年冤案过程中的种种“不得已”，比如经过了多少人的努力才得以疑罪从缓、疑罪从轻，得以护持住生命，留下纠错的余地。这样的话说多了，就成为一种貌似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但却依然无法改变正义终究迟到、法治曾经不彰的事实。毕竟，在刑事法治的原则之中，一直是疑罪从无，从来没有过什么从缓、从轻，错了就是错了，不存在为错误打折扣的道理。

　　不仅是云南巧家的这一起冤案，在目前发现、并得以侥幸纠正的冤错案件中，即便彼时因为种种原因得以“留有余地”的判决，司法所妥协的对象，也无一例外是侦查机关，而不是其他。当下的冤案纠错，司法所能发现的证据问题、程序问题乃至最基本的事实问题，彼时织就错误判决时同样足以发现、本该发现、不可能不发现。是故，对于冤案的制度反省，应该追溯到的深度起码得是：缘何面对明明白白的错案、冤案，却依然要在特定时间里违背专业法律判断去做所谓“留有余地”的判决。

　　刑事法治，桩桩件件都攸关人的生命、以及自由，司法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兹事体大，在法律正义、法治原则面前，不该存在“留有余地”的想法。罪与非罪，是法律判断，而不是利益权衡，更不是为了兄弟单位的面子就可以妥协的裁量空间。侦查机关立案了、抓人了，司法机关就不得不做出有罪判决，这不是法治的道理，而是人治的遗毒。旧的错案得以纠正，是律师和当事人经年申诉的结果;不让新的冤案发生，这对司法从业者的要求，不算高，却会被认为是苛求，这其中的乖谬所在，本身值得思考。司法大权，生杀予夺，执掌者尤其要谨慎，每一次落笔、署名、出庭乃至宣判，都会是法律职业生涯的记录，抹不掉，会被历史记着，不论是职业荣光，亦或职业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