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国，便当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

　　前说及人“不可须臾离”道，离则所见难大。但人不离道，也不是像现在一样要随时“创新”。若天下有道，便可以述而不作。如薛瑄所说，自有朱子，“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通常在典范未立之时，大家都可能思考基本问题。而典范确立之后，多数人会遵循典范去研究具体问题。若遇大变故，既存思想失范，则又有人重新思考最基本的问题。

　　明清鼎革巨变，就有顾炎武和黄宗羲等大儒，返向基本层面思考体制性的根本问题，于是对大一统取代三代体制，也就是封建和郡县的基本优缺点，进行了根本的反思。

　　针对大一统之下官避原籍和任期短暂的“官如传舍”现象，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于郡县”的建议，主张郡县长官可以世袭。在傅斯年看来，这“几乎要把郡县变作土司一般的制度”，看似“迂得可笑。若就他立论的意思着想，实在是‘有感而发’”。因为“土司还比专制好：土司纵不能帮助社会的滋长，也还不至于把社会变成散沙一般的群众”。顾炎武之意，正在于区域社会的凝聚。

　　他同时还主张“寓封建于士大夫”，这是一般注意不多的。盖封建时代宗法之存，正“所以扶人纪而张国势”。故唐代“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黄之际”。而后之人主未曾认识到“氏族之有关于人国”的重要性，遂使“治道之所以日趋于下”。所以他强调：“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就必须重视氏族的作用。这里所着眼的，仍是区域社会的凝聚。但提高到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国的层次，思域就高远多了。

　　中国读书人一向承担着“澄清天下”的重任，也素以天下为己任。尽管在学理上道高于势，历代君主却往往以势压道。因此，黄宗羲对读书人及其所在的“学校”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与顾炎武一样，他也从基本的体制层面提出了具体规划：为改变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的状况，“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最终达成“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的局面。

　　过去多从黄宗羲的观念中看到了类似于西方的“启蒙”，外来的观念当然有助于我们对昔人思想的理解，但黄宗羲的上述想法却不必是“启蒙”，可能更多是因明清鼎革巨变而返向基本层面思考体制性的根本问题，与顾炎武想要“藉士 大夫之势以立其国”，立意正同。

　　且外国也有类似中国的现象。据说在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期间，巴黎的流行观念是学生将取代无产阶级而成为唯一的革命阶级。这一从马克思主义衍生出的想法，当然是在左倾的人群中流行，却也揭示出看重读书人的倾向。窃以为西方各大文化中，拉丁文化与中国文化最相近(梁启超看不起的“嗜饮食”便是其一)。法国这一推崇学生的思想倾向，便颇与近代中国类似——寄希望于读书人是传统，读书人中也要年轻的才有希望则是新知。

　　而顾炎武、黄宗羲等在明清之际的根本性反思，也常常影响着近代的改革思路。谭嗣同曾说，教育是过去中国人惟一“尚能自主”的权力，盖“朝廷无论如何横暴，终不能禁民使不学”。如果朝野“皆同于学，即皆为学之所摄。发政施令，直举而措之可也”。这些议论，便依稀可见黄宗羲的遗意。更重要的是，他明确说出“民而有学，国虽亡亦可也。无论易何人为之君，必无敢虐之”。国权既然不那么重要，则“权奚属?学也者，权之尾闾而归墟也”。

　　这还只是学理的探讨，清末陕西大儒刘光蕡更尝试将黄宗羲的观念落实到制度上。他逆用秦的“以吏为师”，倡导“以师为吏”。用他自己的话说，“秦欲以吏变师，今则以师变吏”，最终实现“以学师治官府之事”，并制定了从村到县的一系列具体规章。

　　很多年后，留学美国的吴文藻在讨论“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还说，政权乃主权之所寄。“有寄于个人者，有寄于阶级者，有寄于全民者，有寄于士人者。以四者较，自以寄于士人中之能者为最适宜”。当然，治人的劳心者必须坚持“选贤与能”的传统，才能使文明和生活“互营”而双赢。

　　与明清鼎革时相类，近代身处天崩地裂之时的那两三代人，面临着“道出于二”的巨变，多曾反思“人”、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中外各文明皆曾关注的基本问题。当其一步步挣扎着游离出原有学养之束缚时，所言或未必系统，然心不离道，所见实大，最当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