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度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狂狷之气大约应列其中之一。一个人年轻时心高气盛，愤世嫉俗，甚至到中年还血气方刚，桀骜不驯，可能都并不是罕见的事。但如果到老年依然秉性不改，甚至比年轻时表现得还有些过之无不及，这就很令人啧啧称奇了。假如这个人的狂狷之气并非源自私利私欲，我想是有理由对这个人表示敬意的。特别是在今天。

　　只看书名，对梁漱溟有兴趣的读者，可能都要拿起《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翻看一下。印象中，梁漱溟是全国出名的大右派，但我读《梁漱溟问答录》发现，他竟然不是!因为他对1953年的事“记忆犹新”，所以在1957年的反右中，只取“冷静旁观的态度”，无论一些朋友和记者如何劝他说说话，发表意见，他都“婉言谢绝”。因此，他出人意料地竟未成为“右派”。有趣的是，一位新闻记者却因他戴了顶“右派”帽子，其中一条罪名便是不断去找他，想让他发表自己的见解，竟被视为“惟恐天下不乱”。(P . 204页)

　　梁漱溟被很多人视为“狂人”，对此，他好像并不在意。作为孔孟学派坚定不移的捍卫者，梁漱溟毫不讳言自己对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的赞赏与推崇。他说：“狂者，志气宏大，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1924年他与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谈到自己对儒学的理解时还说：“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便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P.67—68页)

　　梁漱溟一生与很多著名人物如李大钊、韩复榘、胡宗南、蒋介石、周恩来、毛泽东、冯友兰等都有过交往，有的甚至关系还很好，但他狂狷之气太甚，立身行事异常较真，所以和不少人都产生过激烈的冲突。其中最典型的一次，可能要数建国之初与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上的“廷争面折”。那是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因在全国政协发言被毛泽东不点名批评后，随后上书毛泽东辩解并要面谈。面谈中，梁漱溟不承认自己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而且“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P.169页)9月17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上作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说梁漱溟一贯反动。其间毛泽东频频插话，梁漱溟认为分量很重：

　　“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届(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如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言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漱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般的袭击”，深知自己“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因“不甘被误解、不甘受委屈的心态和倔强不服的个性支配”，他当即要求发言作答。主席台嘱其先准备，次日再讲。梁漱溟很清楚，次日登台，他的发言只能在“或检讨、或沉默、或申辩”中去选择，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P.170—171页)

　　9月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上，梁漱溟登台发言大约十多分钟，即引起众怒，不让他再讲下去。但他很犟，执意不肯，《梁漱溟问答录》对此有极为生动的口述实际录：

　　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要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我讲到这里，毛主席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我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主席插话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我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我仍然不知趣地固执己见。我坚持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果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毛主席又插话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我还坚持说：“我的意思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谈到此，会场大哗。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某人是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利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让他滚下台停止他的胡言乱语，等等。

　　我当然说不下去了，但我坚持不下讲台。我要看看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的态度。如果他叫我下台我就下台，别的人怎么喊我都可以不理。我拿定了这个主意，我以为自己这样做是符合会议程序，合情合理的。

　　毛主席没有叫我下台。他口气缓和地说：“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我说：“我刚才说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毛主席又说：“你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点过了好多了，便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这又形成僵局，会场上再一次大哗。接着又有几位即席发言，指责我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我发言等等。

　　批了我一阵后，毛主席对会场的人说：“让他再讲十分钟好不好?”会场便安静下来。大家的目光对着我，我的答复很使人失望，我说了一句话，就是：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于是会场再一次哗然……

　　接下来，梁漱溟仍固执己见，在“这样周而复始，闹了好一阵子”之后，双方“因为相持不下，僵局无法结束”，毛泽东提议由大会来表决。表决结果自然是可以想象的，梁漱溟告诉汪东林：“就这样，我被轰下了台。”(P.173—176页)

　　西方有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但梁漱溟不是这种人。他只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受儒家思想浸润很深的中国知识分子。遇事有主见，不盲从，尤其是不计个人安危与得失。1970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全国政协直属组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梁漱溟认为宪法作为宪法自有它的普遍意义，出于对民主与法制一以贯之的追求，所以他公开反对不设国家主席，实际上就是反对把毛泽东写进宪法、更反对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P.279页)这种公开的举动实可谓“胆大包天”之举!1973年全国“批林批孔”， 冯友兰作为著名学者署名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批孔”文章，梁漱溟也甚为不满。不仅在致友人信中多次指责此事，说冯友兰“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后来冯由其女陪同见他，作解释，他依然未能原谅，直至冯九十寿辰致信邀其赴宴，梁仍拒绝。冯友兰在生日之后，又由其幼女陪同到他家中拜访，再一次叙谈解释当年“批孔”之事;后又赠梁《三松堂自序》，梁漱溟见其在书中对“批孔”之事有“哗众取宠”等自省之词，心气才逐渐平和。(P.281—282页)

　　梁漱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对其一生究竟该作何评价，学界与政界的观点看法因时因地并不完全一致(今天央视所播的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有两集梁漱溟的戏较多。但笔者以为，其扮演者从外貌到精神气质都与梁漱溟相去甚远)。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刊发《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的消息，语云“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庶几可为其一生精神与个性的生动写照。

　　无论今天有人对梁漱溟有怎样的看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像梁漱溟这样的狂狷之士今天已经是绝少见了。笔者不顾繁冗大段转引该书原文和举例，并不是对梁漱溟的“犯颜之举”表示欣赏或肯定，而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天都说解放思想很重要，但解放思想的起点在哪里呢?读《梁漱溟问答录》，窃以为，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工作实践中，能够像梁漱溟那样多一点狂狷之气和无畏姿态，少一些唯唯诺诺和沉默不语，那么，解放思想就自然用不着去刻意追求而自会成为一种习惯。当然，要能在领袖和上级面前以一种大无畏的姿态据实直陈自己的所思所见，不人云亦云，其必要前提自然是领袖和上级要有宽广的胸襟和宏大的气度。梁漱溟是幸运的，毛泽东当年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最后毕竟是容忍了他的“出格之举”。

　　其实，梁漱溟的“较真”严格说起来还是想在“道理”上讨个说法，并不是想与毛泽东个人过不去。34年后，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梁漱溟对汪东林谈起当年这件挺轰动的事，他这样说：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细谈这件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谬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评在后。公平地说，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我不宜多说这些，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只是粗略说几句，不愿细谈。我并不是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公布这些，对国家民族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件事并非什么惊天动地之举。(P.163页)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漫长，历朝历代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又很禁锢人的自由思想，传统的教育观念又注重“养善”而不提倡“求真”，传统文化严重缺乏“怀疑精神”， 梁漱溟一生受这种文化教育的影响熏陶却能“出淤泥而不染”，也是一件令人称奇庆幸的事。自汉代始，儒学就被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尊为“国教”，普通读书人在儒学中所读到的往往是一些封建纲常伦理，以“学而优则士”为求学目的;而梁漱溟却能从孔子一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中领悟出“这便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清楚认识到“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并将其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真真是殊为难得。

　　今天的中国要更快步入世界强国之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其中的重要意义已毋须赘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在步入强国之路的轨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是推动社会进步最大、最原始的动力;近代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现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可以说都是得益于人的思想解放，方略选择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前提，只有思想解放了，才可能实事求是，才可能有创新之举。解放思想必须以求真为第一要务思考问题，不唯上，只唯实。梁漱溟视“狂狷”为“孔孟学派的真精神”，作为学术问题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他将“求真”视为狂狷的真谛，并始终躬身践行，笔者认为，这对我们今天解放思想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