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一则关于研究户籍外迁政策、鼓励去河北养老以及某位大学教授相关解读的消息，引发了老北京的激烈反弹。尽管后来媒体出面声明这是误读，而教授也声称没有那样的意思，但影响已经传播开来，说什么似乎都无济于事。

　　如今老北京为什么愤怒

　　或许有很多人并没有感受到老北京的愤怒，因为在我接触的微信群里，只要属于大学同学、单位同事的，几乎都无任何反应，因为大学同学和单位同事来自五湖四海，而中学同学群、插队同学群，却无不大张旗鼓地讨伐，因为这样的群里基本都是生长在胡同的老北京。

　　在微信里传播最广的是一篇《想把姆们轰出北京，姥姥》，文中用尽了老北京最熟悉的歇后语，将那位大学教授骂了个一溜够。数十万的点击量、数万人的点赞，再加一个接一个的跟帖，大致道出了北京人积蓄已久的牢骚。有的指斥外地人、农民工没教养，扰乱了北京的秩序;有的说北京的拥堵、雾霾都是外地人太多造成的;有的干脆直接追溯到历史，说北京从前只是文化古都、政治中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工业中心，建了一堆工厂，将北京搅得乌烟瘴气。还有一篇文章叫《是北京的瓷器就转起》，其中历数老北京如何有教养、如何讲礼数。所有的文字，几乎最后都呼吁，老北京团结起来，捍卫北京人的权利。

　　类似的微信，其实今年以来已经多次被疯转。一篇《奉劝在北京的外地人，这里是北京》，其小标题是这样说的：

　　“请别再提把北京老人赶出故乡”

　　“您既然来北京生活，就请别当着北京人的面儿骂北京不好”

　　“别总是说北京人歧视、排挤外地人”。

　　还有一篇《北京人难以“包容“的十大理由》，其列举的理由更为详尽：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造成北京的社会交通环境很差”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造成北京的社会治安环境很差”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造成北京的社会卫生环境很差”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造成北京的社会资源严重紧张”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造成北京的社会就业的压力和混乱竞争”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造成北京医疗的混乱和看病难”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造成北京人的居住环境发生变迁”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造成北京人的礼数和规矩的淡化”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造成北京人的语言和京腔的退化”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造成北京地域文化的流失” 。

　　这十大理由，可谓发泄得淋漓尽致!

　　老北京处于弱势由来已久

　　什么叫老北京呢?我想，两代以上居住在北京的就不妨归入这个行列，而一代则比较难。我是北京生北京长，但父母来自南方。我成长在一所学校大院，老北京的习惯一概没有，连北京小吃都不大喜欢，所以，从小读书时，胡同里的同学都将我归为外地人。所谓的大院，正是1949年定都北京以后北京城的一种特殊景象。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外地人被调进北京，进入党政军机关、研究单位、各种企业和大专院校，，这些地方无不建起了高高的围墙，在围墙里，既有办公之所又有居住的宿舍，还有自己的澡堂、食堂、商店、锅炉房、理发店、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拥有自己通行的货币：饭票、水票、澡票，从总务到保卫，可谓应有尽有，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大院，与胡同里老北京的生活基本隔绝。

　　自我记事起就发现，在大学里，教师队伍没有北京人;在党政军机关，大小干部中没有北京人;在厂矿，工程师、技术员里也没有北京人;在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依然没有北京人，只有食堂、司机班、总务科里才是北京人为主。当然，老北京也不能说没有文化名流，比如老舍，可毕竟寥若晨星。北京人艺那些一口京腔京韵的艺术家，其实也没有几个是北京人，于是之就生在唐山，原籍天津。

　　那时的大小领导一概由老革命担任，大概是因为北京人里缺少老革命的缘故吧，不仅中央领导没有，北京市领导也没有，我所在的东城区，甚至东城区教育局的领导都来自外地，我所在的中学、小学领导也不是北京人，只有文革初期造反，有几位底层的北京人短时期内掌握了领导权，但很快又被隔离审查了，新上任的领导仍旧不是北京人。我所在的中小学，教师有一半是北京人，但多数还是年轻教师，有的就是中学毕业教中学，不算教学骨干。只有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起，老北京的下一代开始读大学，北京的区县、局委办各级领导也开始逐步由北京人担任，不过，最初还是由郊区县上来的人居多。

　　那时的北京，上海人非常多，在厂矿里只要是技术员、工程师，好像都是上海口音;在学校、研究机构里，上海口音很普遍，即使不是上海人，也在上海接受的高等教育。四周的叔叔阿姨们，广东口音、福建口音的也不少。可如今，在北京，上海人、广东人、福建人基本不再来了，连江浙人都渐渐减少，北方各地已经成为外地人的主流，其次才是来自四川、贵州、江西、安徽等地。

　　在那个时代，北京人屈居弱势，主要是老北京在文化和革命资历上的缺陷造成的，所以应该视为政治、科技、文化上的弱势。但是，无论老北京如何不占优势，北京城里普通百姓的生活还是以他们为主，胡同里大多是他们的天下。我的中学同班同学里，除了我们这个大院的10来个同学，再加民航局大院里的几位子弟外，其他多数算是老北京的后代，起码住了两代以上。

　　北京不再是老北京的地盘

　　老北京被淹没在外地人之中，北京的生活不再是老北京的生活，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和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的事情。人民公社被取消，耕地纷纷承包，外出也不再持介绍信和粮票了，所以，农民可以离开土地;虽说还有户籍，但外地人口终于可以自由迁徙，票证制度已经退隐，每逢年节开大会，北京也不会再驱逐外地来京人员，进京更不必再开什么省级以上介绍信了，尤其是北京有了大量空置的商品房屋可供出租和买卖，让外地人在京居住有了落脚点。而且，即便没有北京户籍，什么人都照样可以在北京做生意、打工，甚至炒股、当北漂，闲呆着，这在30多年前是绝无可能的。

　　所谓老北京，还不是指过去居住在郊区县的那些农民。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了北京城的各门，比如朝阳门、东直门、西直门，也就是当今的二环，大多是庄稼地和菜地，至于平谷、延庆、昌平那些县，连说话都和北京人有着不小的距离，反倒更像是河北人。如果将这些人刨除在外，那老北京更少了。现在如果想寻觅老北京，可能反过来要去从前的郊区县了。有的拆迁后，被安排到通州，也就是从前的通县;有的将老房子腾给子女，自己退休后迁往五环、六环外养老;还有的把城里的房子出租，自己则跑到接近河北的地方居住，那里房子相对便宜，生活费用也低。

　　如今的北京，北京小吃已是弱势，京腔京韵已成稀罕，大街小巷的商店老板和服务员早就来自天南地北了。大概只有公交上的司机、售票员，计程车上开车的师傅，有的还可以看出、听出是老北京的范儿。不过，老北京不善长服务业，也是外地人的切身感受，他们总觉得北京人干什么都像是在管别人，其中尤以40多岁以上的大爷大妈最明显，被人称为“大爷管理、大妈服务”。只要去北京地铁站看看那些志愿服务者就可以看出当年老北京的风采，他们基本不是服务，而是吆喝，似乎自己终于有了一点吆喝别人的权力。

　　今天的老北京，确实已经不再是北京生活的主体，在北京居民里，他们日益成为少数，但越是少数，就越是有怨气，只是这种怨气难得聚在一起，现在，正好有这么一种被误读的建议冒了出来，于是，自然就有了出气口。

　　族群矛盾早已是世界现象

　　老北京的声音与日渐庞大的北京新移民相比，根本不成气候，真的要叫起板来，也无优势可言，但类似的矛盾，并非北京的特产。上海、广州，如果面积扩大一些，还有长三角、珠三角，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矛盾难道就不突出吗，但与北京不同的是，当地人恰恰占优势。广州当地人曾不断在微信里传播对日益增加的非洲裔人口的强烈不满，其内容与几十年来所谓革命外交路线的主流话语截然相反。不久前，一对在上海工作的新婚夫妇赴日旅游时大打出手，结果，无数的上海人就揭发他们“一个是安徽阜阳人，一个是江西上饶人”，意思就是说，这绝非上海人的所为。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矛盾，是个世界现象，在欧美国家极其普遍，而且历史悠久，严重的可能会发生暴力事件甚至大规模的武力冲突，一些极右翼团体的势力不断上升，往往都是这种矛盾的产物，法西斯主义也与这种矛盾相关联;而在东南亚，当地华人屡遭迫害，也是这种矛盾的严重后果。这种矛盾有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移民所致，有的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移民所致，也有的就是地区之间的移民结果。贫穷、落后的一方，向富裕、发达的一方迁徙，会出现这种矛盾，反之，也有可能。无论是经济水平、就业状况，还是生活习惯、文化方式等，都可能产生族群对立，想躲也躲不开。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不过30多年，允许自由迁徙也没多久，所以，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但这种矛盾的日趋尖锐，也是早晚的事情，必须及早做好心理准备和政策防范措施。前些日子我在台湾生活，看到当地官方和民间都在运用各种方式化解这类矛盾。当台湾与菲律宾发生冲突时，马英九曾发表讲话，提醒台湾人民不要将情绪转向在台湾务工的菲律宾人身上。中秋节前夕，一天下午我途径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看见里面的音乐台下正在集会，与会的男女既不像台湾人，也不像大陆人，驻足一听，原来都是越南人。台上则是台北副市长、政府相关部门的首长、劳工保护等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在相继讲话，还有艺术家的演出，主题就是向在台北务工的越南人致以中秋的问候。一听发言才知，在台湾务工的越南人已有30多万，和大陆新娘的人数差不多。

　　最后，我想说，在这个自由往来的社会里，在这个移民与日俱增的社会中，不正视族群矛盾是愚蠢的，没有妥善处理矛盾冲突的相关政策、措施和预案，也是会自食恶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