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起源的问题,语言学人也是十分关心的。在中国,近二十多年来,以分子生物学为支撑的“出自非洲说”呈席卷之势,无论在“提高”性或“普及”性的书籍和文章里,都充满着这一说。在当今中国语言学界,听到的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这种声音,例如在最近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报》上,及一些学术会议上,有人谈语言学,也在宣传这种“出自非洲说”。看来,人们却很少知道其对立的学说即与之争鸣的学说,或者明知而不言,这在中国语言学界尤其如此。笔者对此问题注意、观察多年,本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古训,认为有必要向中国语言学界介绍与“出自非洲说”针锋相对的学说,并叙述自己的“观战”和思考,我想这对语言学界的朋友们不无益处。特别要指出,在国外和国内,当“出自非洲说”满天弥漫之际,以中国科学院吴新智院士为首的中国古人类学家则不断地对“出自非洲说”质疑、诘难,令人不解的是,却一直得不到对方的回应、反驳。本文作者去年底读到一本美国专家写的《世界史前史》,这本书亦有其观点,笔者认为值得介绍、评论。显然,在当今中国,对解剖学上的智人或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形成了争鸣的态势,笔者多年“观战”与思考,不揣谫陋,也提出了一则“臆说”,能否成立,当待时间检验。谨以此文贡献给学术界,同时愿广大的中国语言学人“越雷池一步”,也知晓其它学科的学术动态,了解诸家之说,辨证是非得失。

　　如果有人提到人类起源的问题,一般人的立刻反应:“这是古人类学家研究的课题。”

　　但是语言学人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语言是人说的,先有人,而后才有语言;没有人,焉得有语言?要了解语言的起源,自然必须要了解人的起源。

　　无论是人类起源问题或是语言起源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大难”问题,多少年来积下的陈年旧账可以汗牛,可以充栋,暂且不去翻它,还是看看最新的信息吧。《现代物理知识》杂志刊载了一则报导,题为《人类语言出自非洲》,现迻录其文字部分:“人类基因和表型的多样性呈现距离非洲越远则越少的趋势。奥克兰大学的阿特金森(Quentin Atkinson)发现在现代语言中,距离非洲越远地区的语素(语言的最小单位)也越少。含有最多音素的方言存在于非洲所说的语言之中,而所含音素最少的口语则存在于南美洲和太平洋的热带岛屿(如图)。通过《语言结构的世界地图》(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中504种语言的数据,他发现所有语言都出自非洲。5万～7万年前人类大批走出非洲,带走部分音素。这与非洲考古学发现也是相吻合的。世界各地的这种音素使用的模式反映了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模式,因为基因多样性也随人类活动范围从非洲向外扩张而衰减。一般而言,地球上的那些最近才有人居住区域的地方语言中所含的音素较少,而那些容留人类生活数千年之久的区域(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仍然有着最多的音素。这一音素使用的衰减无法通过人口的移动或其他地区性的因素来解释,它强有力地证明了现代人语言起源于非洲。”[1]在此,我认为有必要提醒治学者注意,西洋学术(含语言学)的特点是以“出奇”著称,其结果,有的确实能“制胜”,有的则未必,这是百试不爽的经验总结。因此,对西洋学说,不可盲目崇信,这位阿特金森先生的大论能否站得住,还是个问题。上引的这则报导后附了一张语言地图,标有“起源地非洲141语素”、“德语41语素”、“中国普通话32语素”、澳洲的“加拉瓦语22语素”、“夏威夷语13语素”、南美洲“皮拉罕语11语素”。看了这些数字令人忧虑:阿特金森先生高见的立论基础是否牢实?这么多数据的可靠性又如何?作为中国语言学人,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普通活是不是“32语素”?而且,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长江以南的众多方言,它们较之普通话复杂得多,例如吴方言,即以声母而论,因为保留了古全浊声纽,其数目即在三十个上下,遑论其韵母?(笔者按,西洋学人往往忽视声调)至于中古汉语,其语素远逾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数目,这是铁板钉钉的。笔者引抄这一篇很新的文章,目的在于说明“5万～7万年前人类大批走出非洲”的说法对语言学界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而且广!毋庸置疑,阿特金森的“人类语言出自非洲”说导源于“人类出自非洲”说。

　　我们再看一篇“国产”文章《沿基因印记溯人类来路》,也可以说明语言学与古人类学总是有“密切关系”的,该文说:“正如全世界原有6000多种语言,随着人类迁徙而逐渐分化、消失,如今其中的90%已经消亡。DNA上携带着每个人与众不同的特征,但随着现代人越来越频繁的迁徙和杂居,这种特征正面临消失的危险。”[2]

　　中国语言学人关心的更是中国这一片广袤地区的现代人的起源问题。

　　很久以前,有一种“理论”叫做“中国人种西来说”,不过对于当今健在的中国人来说,知道那种说法的人少之又少了,也就是说,那个“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影响可谓已经烟消云散。

　　若问起中国人的祖先,大多数中国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中国人是‘北京人’的后裔。”①可是,近二十多年来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学说,即现代人“出自非洲说”或“非洲起源说”。如果信奉此说,那么现代的中国人都是非洲人的后裔,这就颠覆了上述的说法。似乎可以说,这是新一轮的“中国人种西来说”。1987年,“3位美国遗传学家研究源自各大洲的妇女现代胎盘的线粒体DNA,发现非洲妇女的变异最多,由此推算出,在大约0.2MaB.P.一个或一群最早的现代人妇女出现于非洲,其后裔在大约0.13MaB.P.走出非洲,在亚洲和欧洲完全取代了原来居住在当地的人类,其后代发展成全世界的现代人。这个假说被称为‘出自非洲说’或‘夏娃假说’,从1987年起风行于西方。”[3][p234]“现在世界上的60亿人都是过去生活在非洲的、在解剖学上已是现代人的人的后裔。……这群人开始繁衍,到了约十万年前,现代人经过尼罗河谷北移,横越西奈半岛到了中东。距今六万多年前,他们沿着印度和东南亚的海岸线抵达澳洲。约四万年前,这些现代人又从非洲东北部抵达欧洲,并从东南亚进入东亚。最后,大概在一万年前,他们又从连接今天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广大平原抵达南北美洲。”[4][p3]“我们认为随着冰川期逐渐消亡,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约在60000年前从南方进入东亚,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移,遍及中国大陆,北及西伯利亚。大约在8500年前,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期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华文明开始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萌芽。”[5][p619]

　　这“出自非洲说”也很快被引进入中国语言学的园地,于是做专题演讲者有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者有之,在电视上传播者有之,颇能激动人心,跟风者不可谓少。以至一提起中国现代人的起源话题,言必称“出自非洲说”,大有“压城城欲摧”之势。

　　笔者向来主张语言学人不应“画地为牢”,应该勇敢地跳越“陋”境,多读其他学科的书,以营养自己,丰富自己,提高自己。[6]作为一个中国语言学人,我对这个古人类起源问题也有兴趣,我也读这方面的文章。读了一定数量后,我不禁有所思,这“出自非洲说”新则新矣,然而可信吗?六万年前左右这些非洲人来到东亚的时候,在这块土地上原来该也有人存在、生活吧,这些“原住人”哪儿去了?再看看书本、杂志、媒体,对我这种疑问倒也有解说:第四纪冰川到来,冰雪覆盖了中国大地,原来的人都冻死了。既然“原住人”统统死光了,那么地方腾出来了,西来的非洲人就“鸠占鹊巢”,“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持“出自非洲说”的专家有一篇文章说得十分清楚:“东亚的古人类学界至今还有人不相信,北京猿人竟然不是我们的祖先。但是在这里,的确没有找到十万年到四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看起来这里的古人种,在约十万年前就灭亡了。在之后的几万年冰河时期,东亚大地寒冷而寂寞,直到四万多年前,来自非洲的现代人重新发现了这块大地。”[7][p127]

　　学人们互相交谈和讨论确乎有益,因为可开眼界,可得启发。若干年前某日笔者与邓晓华教授论学,谈到有这么多人信奉“出自非洲说”,成了热潮,晓华教授告诉我,古人类学家有不同的声音。古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虽至老境,然好奇之心未泯,于是设法找了一些文章来读。读后方知,“出自非洲说”并没有“一统天下”,这一学说也有对立面,即“多地区进化说”。在中国,古人类学专家吴新智院士是“多地区进化说”的领军人物。吴先生发表了许多文章,我拜读了其中的较多部分,读后方知,我国古人类学家的见解也有其道理在,惜乎绝大多数中国语言学人不知道、不了解。所以我发愿做介绍、推荐工作,让吴新智等古人类学家的观点也被我们中国语言学人知晓,该也是一件“积德”之举吧。我认为,语言学人应该了解在中国人的起源问题上并非只有一家独唱,而是存在争鸣。“百家争鸣”四字具有非凡的力量,凡是对中国文化有点了解的,都知道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时代学术繁荣的盛况。不同观点的讨论,显然有好处,大可以推动学术的前进,小可以使一般的受众免闭塞,长见识,不盲从。

　　兹录吴新智先生近年发表的若干文章(其中也有他与其团队的学者合作的)于下:

　　《中国人类化石研究对古人类学的贡献》,《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2期

　　《20世纪的中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与展望》,《人类学学报》第18卷第3期,1999年

　　《人类起源研究新进展》,《中国青年科技》2000年第11期

　　《对21世纪发展中国人类起源研究的若干建议》,《第四纪研究》第21卷第3期,2001年

　　《人类起源研究回顾与中国古人类学展望》,《地球科学进展》第16卷第5期,2001年

　　《浅谈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大自然》2004年第1期

　　《“北京人”还是我们的祖先吗?》,《百科知识》2005年第1期

　　《与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有联系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讨论》,《人类学学报》第24卷第4期,2005年

　　《中国古人类进化连续性新辩》,《人类学学报》第25卷第1期,2006年

　　《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文明》2006年8期

　　《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在中国的实证》,《第四纪研究》第26卷第5期,2006年

　　《中科院吴新智院士漫谈现代人起源》,《腾讯科技》2007年5月16日

　　《研究现代人起源要综合思考,不要以偏概全》,《大自然》2008年第4期

　　《现代中国人起源与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第40卷第9期,2010年

　　《人类起源与进化简说》,《自然杂志》第32卷第2期,2010年

　　刘武、金昌柱、吴新智《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10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基础科学》2011年第1期

　　我之所以不惮烦地列出这个目录,是因为我从这许多论文中感觉到,吴新智院士及其团队在不屈不挠地坚守自己的主张,几乎年年都在质疑很为强势的“出自非洲说”,我称之为古人类学家对“走出非洲说”的诘难。

　　现在摘引几段吴新智先生的话,以飨我语言学界的诸同道:

　　“目前最受人关注的争论之一是关于解剖学上现代智人(简称现代人)的起源,主要有两派观点。1984年根据化石证据提出‘多地区进化’假说,认为非洲、东亚的现代人的最近祖先是本地区的古老型人类,澳洲土著起源于东南亚,欧洲现代人与当地古老型人类(尼人)也有一定的联系。1987年根据对现代人基因的分析提出‘取代说’或‘近期出自非洲说’,推测全世界的现代人的共同祖先是大约2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的一个现代型人,其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到亚洲和欧洲,完全取代原来住在当地的古老型人类,繁衍成全世界的现代人。”“1998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分析研究中国现生人类一些基因的论文,提出中国现代人的祖先是十多万年前出现于非洲,大约10万年前经过以色列,6万年前到达华南的解剖学上现代的智人。他们向北迁徙,完全取代原来生存于这大片土地上的古人类,成为我们的祖先。但是这种根据现在的人的基因来推测历史的假说却与大量的历史证据相矛盾。中国发现的大量石器明确显示,中国的石器从开始到3～4万年前,都属于第一模式,而十多万年前生存于非洲和大约10万年前生活于以色列的人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却都是属于第三模式。如果6万年前那些移民完全取代中国原住民的上述假说属实,中国石器的发展史应该显示在6万年前发生从第一模式转变到第三模式的剧烈变动,但是我国发现的大量属于4万～6万年前的石器都属于第一模式,丝毫没有第三模式。很难解释为什么新移民放弃自己的比较高超的第三模式技术,反而回头来使用第一模式的技术。②为了支持上述的6万年前完全取代的假说,必须假设外来移民与原住民丝毫不发生接触,支持这种假说的论文提出,‘由于在距今5万～10万年前第四纪冰川的存在,使得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的生物种类均难以存活’。当地球处于这次冰期时,高纬度地区的确冰天雪地,而我国丰富的动植物化石证据却表明,当时华南有大量猩猩、犀牛、大象等特别喜暖的动物,华北也有许多牛、马、老虎等温带动物。它们能活,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原住民必定绝迹。事实上中国确实有这个时期的人化石(如广西咁前洞,浙江桐庐和河南许昌的人类化石)和大量石器(如河南郑州织机洞,重庆酆都井水湾的标本)出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在广西崇左发现的大约10万年前的人类下颌骨具有刚刚显现的下巴颏子,其程度比现在人的弱,而古老型人类(直立人和尼人)都没有下巴颏。崇左下颌的形态表明东亚也发生过由古老型人类向现代型人类的过渡,它能证明东亚也是现代人起源地区之一。”[8][p65]

　　再读吴新智先生的《与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有联系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讨论》,这篇学术论文很有分量,辩驳甚有力度。请读该文的引言:“自从1987年Cann等根据现代人胎盘mtDNA的研究分析提出现代人出自非洲假说以来,替代说或夏娃说在国际学术界和公众舆论中以压倒的优势风行了十多年,但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中却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从1998年开始,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连续出现了一系列与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分子生物学论文,发表了一些新观点。有的支持中国古老人类被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完全替代的观点;有的对这种观点提供了不利的论据。在古人类学方面也发表了一些新成果。”[9][p259]这篇学术论文太长,难以引录,兹摘其章节的标题于下,读者当可知其大意,如欲深研,可直接读原文:

　　1Y染色体分析推测中国古老人类在大约6万年前第四纪大冰期时被完全取代

　　2古哺乳动物、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证据表明上述推测与事实不符

　　2.1动物化石表明第四纪大冰期时华南和华北仍旧适合人类居住

　　2.25万-10万年前中国确有人类生活

　　2.3中国人类化石的形态不存在“中断”

　　2.4中国旧石器传统与西方不同

　　2.5西亚和中国旧石器不支持中国古人类在6万年前被非洲移民完全取代的推论

　　2.6华南基因变异比华北的多,可以有多种原因

　　3第22、第1对和X染色体的分析结果否定完全取代假说

　　4在进化过程中基因发生过转移,进化速率不恒定

　　5新的研究成果促使分子生物学家放弃简单的进化模式,思考新的进化模式。[9][p259-268]

　　《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10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是吴新智先生参与写作的一篇最新的文章,该文论述了“智人洞人类化石发现与研究的意义”。文章说:“距今10万年的智人洞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提供了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出现最早的证据,比这一地区已知的早期现代人代至少提早了6万年。智人洞人类化石具有的古老和现代特征并存的镶嵌混合特点,提示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形成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演化连续性。此外,早期现代人很可能与古老型智人在欧亚地区并存了数万年。这一系列重要研究发现,使古人类学界对智人洞人类化石的演化地位及早期现代人在东亚地区的出现与演化等理论问题,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早期现代人在东亚出现的时间或现代人在东亚地区的起源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可能表明非洲不是现代人的唯一起源地。除智人洞外,近年还在湖北郧西县黄龙洞发现了距今4.4万年至10万年前的具有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也表明早期现代人很可能在10万年前在中国就已经出现。迄今在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已经发现了具有一系列共同形态特征的相当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及其它有关材料,表明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的。而智人洞和黄龙洞人类化石的年代和所具有的过渡性形态特征为东亚地区现代人主要起源于当地古老型人类的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智人洞人类化石的发现为中国古人类的连续进化提供了新的中间环节。非洲克拉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mouth)出土的下颌骨常被当作支持现代人出自非洲说的重要化石证据,智人洞古人类下颌的形态和时代与之都很相近,甚至可能稍早。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不只非洲经历过从古老型人类向现代型人类的进化过程,在东亚也曾经经历过。智人洞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增添了新的硬证据,也对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现代人只起源于非洲的‘替代说’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10]

　　在我国南北两大文教报纸上我读到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现代人”起源再引热议》,该文说道:“专家们解释说,虽然人类起源于非洲已是国际学界共识,但对于更晚近的‘现代人’起源,学界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主张‘近期非洲起源说’的学者认为,在距今10万年至5万年,由于第四纪冰川期的极端严寒气候,除了靠近赤道的非洲外,世界各地的本土古人类都已灭绝,包括中国境内的‘现代人’都是由非洲晚期智人在冰川期结束后再次迁徙而来,科学家甚至通过追溯生物遗传基因,找到了现今所有人类的共同祖先‘非洲夏娃’;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区域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他们通过对考古发现的人类化石特征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现代人’是在相对独立的地域通过连续进化,辅以与外来人类互相杂交保持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而来。”[11]

　　另一篇是《沿基因印记溯人类来路》,文章说:“199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褚嘉佑与复旦大学教授金力合作,在《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人群的遗传关系》的论文,在中国科学家中首先提出现代亚洲人可能起源于非洲。对于这一爆炸性的观点,不少人都是将信将疑。近年来,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在世界其他地方已大致被学术界接受,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古人类学领域,一种观点仍坚持‘多地区起源说’。也就是说,中国人是东亚地区已经发现的那些古人类化石的后代,是独立起源的。2001年,金力与其合作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现代人的非洲起源:12000个Y染色体的故事》的论文,③以强有力的基因证据为‘东亚人群起源于非洲’的观点放下了一颗压倒性砝码——他们仔细分析了来自163个群体的12,127位男性的Y染色体,发现所有人的祖先全部扎根于非洲大陆,无一例外。在国内,这个颠覆了传统‘多地区起源说’的观点受到了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古人类学者的质疑和反对,但在Y染色体中记录着的‘铁证’面前,‘非洲起源说’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简直就像1+1=2那么自然’。”[2]此文口气十分自信,而且显得颇为强硬。

　　多年来,两军对垒,作“壁上观”的我,在“观战”中发现:

　　1.“出自非洲说”处于强势的地位。

　　2.以吴新智院士为首的中国古人类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对以分子生物学为支撑的“出自非洲说”的观点予以回应、点评、反驳,不停地质疑,诘难。

　　3.“出自非洲说”的专家则“自说自话”。比如,仅就古人类学家提出的“动物化石表明第四纪大冰期时华南和华北仍旧适合人类居住”这一条,迄今未见主张“出自非洲说”的分子人类学家勇敢地站出来反驳,在吴新智先生多篇诘难文章发表以后,就是不予回应。千呼万唤不出来,这未免不慊人意。

　　4.说实在的,我倒很盼望对垒的两军,各自都发出强大的火力,回应对方、质疑对方、反驳对方。我们这些“看官”虽非专业人士,也未必不能看出点道道来:哪个有道理或者哪个更有道理。

　　美国白宫科学与技术办公室工作人员史蒂夫·奥尔森的《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说道:“多年来,中国的古人类学家对人类起源这个问题执著于一项严格的多地区起源说,乃至于所谓中国中心说。他们相信,现代的中国人源于在东亚生活的较早的人类。根据这种观点,现代中国人是从‘北京人’演化而成的。所谓‘北京人’其实是在北京附近找到的一片直立人的遗骨化石,年代约为40万年。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人类学家都不相信现代中国人是过去10万年间离开非洲的人的后裔。”[4][p3]④依我之见,从这个美国学者的话可见,在当今全球学术界抵制“出自非洲说”的是中国古人类学家,纵不是唯一的,也是抵制最力的,这很值得注意,很值得称道,很值得赞誉。史蒂夫·奥尔森的著作自然是不与中国古人类学家同调的。

　　去年底我读了美国学者布赖恩·费根著《世界史前史》(第七版),现摘录其中的一些文字:“在热带非洲,早在距今20万年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了。而到了距今6万年前,已经完全拥有智力能力的现代人,智人,也就是我们,终于走出热带非洲,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每个角落。⑤哈佛大学伟大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Gould)曾断言,所有的人类都是从进化树上的同一根非洲枝繁衍而来的。他对此几乎可说是深信不疑。”“我们对世界史前历史的了解尚处于婴儿期,所以本书所呈现的有关过去的图景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发生急剧变化。”“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发现有关南方古猿和早期人属的线索,因此,直立人这一更早期非洲人类形式的后裔,看来应该是东亚最早的移民。不过随着新发现的出现,这一结论随时都有可能被更改。”“围绕着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这一主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智人从非洲来到亚洲,还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独立进化出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所谓的‘走出非洲’和‘多地起源’(multiregional)两种假说已论战多年,二者都建立在古代DNA研究以及对化石碎片进行的精确检测基础之上。目前大多数分子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倾向于走出非洲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尚没有距今10万年以前曾出现过现代人的考古学和遗传学上的证据。或许将来人们可以在中国发现更早的人类,但是目前我们依然不得其门而入。”[12]

　　这位美国专家的倾向很明显。但是看来他没有能及时阅读中国古人类学家如吴新智院士所撰写的论文。可是有一点值得肯定,即他说,“随着新发现的出现,这一结论随时都有可能被更改”,“或许将来人们可以在中国发现更早的人类”,他讲话不“说死了”,留有余地,这态度显然是可取的。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大有哲理,它是中国古代本为政治管理而提出的八字真言,但是我辈现代学人(不论从事哪门学问)也可取为己用。对于一个学术问题,或一种理论,我们也应抛弃“偏听”,采取“兼听”。因为认真听取两造各自陈述,可以得益,至少不会盲从。这是我读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若干文章的收获,“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读书治学的最佳态度。

　　《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韩愈《进学解》:“行成于思,毁于随。”先哲们的至理之言对我们仍然有用,不管它是不是新说,是不是强势,都应如此。⑥

　　回忆在读了一些“出自非洲说”的文章的时候,几年前的某日,我忽然产生了“一点臆想”:现在这种学说的依据是分子生物学的基因研究,这种科学和技术才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就有了这“惊人”的发现。人类的进步是加速度的,科学的发展是加速度的,再过如许年,甚至百年、几百年,那时的分子生物学专家也许在对人的线粒体DNA、Y染色体、单倍型等的更深入的研究中能发现新的东西,从而说明现代人不是一个来源。这点臆想蓄积于胸久之,但是不敢妄言,去年中秋节邂逅一位从美国归来的颇有成就的研究生命科学的专家ZH教授,我鼓起勇气将我这门外汉的所谓“辐射思维”的“臆想”向他求教,ZH教授立即以洪亮的声音回答:“这完全有可能。”由于他这一句铿锵有力的话,我就鼓起勇气将“臆想”写出来,成为“臆说”。分子生物学出现的时间不算长(借用美国的史前史专家布赖恩·费根的比喻,现在还处在婴儿期),就打进古人类学家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出自非洲说”。如果这门学问再发展若干年,其研究成果也许颠覆今日的学说。⑦

　　显然,存在两种可能:也许我这个语言学人,自然是外行,凭发散思维而产生的“臆说”不幸而言中,此文算作“立此存照”。也许不能应验,那就“长见笑于大方之家”,门外汉妄议门内事必落个笑柄。

　　鄙见,为学之道,忌跟风,忌盲从;需缜思,需求是。

　　①吴新智院士就拙稿中的“中国人是‘北京人’的后裔”这句话指出,“现在中国人的基因组的主要来源既包括‘北京直立人’,也包括与‘北京直立人’同时和其前后生活在东亚的古人类。此外,包含非洲在内的东亚以外地区的古人类对现在的中国人的基因组也有次要的贡献。”

　　②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1961年G.Clark提出了划分旧石器文化的5种技术模式”,“模式I技术”,“典型特征是有与初级产品共生的简陋的石核制品(例如砍砸器、多面体石器、盘状器),并常有随意修整的石片(刮削器和石锥)。使用硬锤打击、砸击技术和碰砧技术。”“模式Ⅲ技术”,“即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一般说来,其典型特征是有一系列精致的边刮器和单面加工尖状器,在石器制作中使用石核修理技术,特别是勒瓦娄方法。典型地使用硬锤和软锤打击技术。”“在不同的地区,这些技术模式并不是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发展的。”“欧洲旧石器文化中包括了从模式I到模式V技术。”“从整体来看,模式I技术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经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这是中国旧石器文化主体在技术模式方面的最主要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制约和决定中国旧石器文化主体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的主要因素。”

　　③此即Yuehai Ke et al,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in East Asia:A Tale of 12,000 Y Chromosomes Science 292,1151(2001)。

　　④吴新智先生阅拙文后指出,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往往自说自话或故意曲解我方的观点,扣上一顶帽子,将我们置于不理性的位置,而对之进行反宣传或批评,史蒂夫·奥尔森也是如此不肯费时间去正确了解对方的观点,却浅尝辄止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对方放到可笑的靶子上,企图轻而易举地进行批评。他说:“中国古人类学家对人类起源这个问题执著于一项严格的多地区起源说,乃至于所谓中国中心说。”又说:“根据这种观点,现代中国人是从‘北京人’演化而成的。”还说:“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人类学家都不相信现代中国人是过去10万年间离开非洲的人的后裔。”等等。的确,国人中的非古人类学者有时会写出类似“中国人是‘北京人’的后裔”这样简单的话语。这样的提法不准确。按照我1998年提出的中国古人类“网状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我们相信,现在中国人的基因组的主要来源既包括与“北京直立人”(俗称‘北京人’)同时生活在东亚的古人类,也包括时代比其早和比其晚的东亚古人类。此外,包含非洲在内的东亚以外地区的古人类对现在的中国人的基因组也有次要的贡献。这丝毫没有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

　　⑤吴新智院士在阅拙文后指出,布赖恩·费根所说“在热带非洲,早在距今20万年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了。而到了距今6万年前,已经完全拥有智力能力的现代人,智人,也就是我们”,表明他缺乏专业知识,概念不清。2003年Nature杂志的报道尽管将在埃塞俄比亚Herto发现的16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归属于“智人”,但是同时强调与我们所属的智慧亚种不同,所以定名为智人长者亚种,而布氏却说成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了。

　　⑥吴新智先生阅拙文后指出:“我完全同意这样的治学态度。”

　　⑦吴新智院士阅拙文后指出,在2008年以及以前,绝大多数相信“出自非洲说”者都坚决相信Total replacement,无论根据对活人DNA的研究分析,或者对尼安德特人古DNA的分析结果,都推论说尼安德特人被完全取代,对现代人的形成完全没有基因贡献。到2009年,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中有FOXP2这种与语言有关的基因,遗传学家们开始相信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有基因交流。2010年5月美国Science杂志发表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草图(Green RE et al,A draft sequence of the Neanderthal genome,Science 328:710-722)。明确指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有基因交流,没有人再坚持Total replacement了。当然,尼安德特人虽然对现代人有基因贡献,但是贡献的量是不大的。重要之点是,以前他们坚决维护的完全没有贡献的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2010年德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根据古DNA分析,发现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Denisova洞出土的大约5万年前的人类臼齿和女孩手指骨既不属于现代型智人,也不属于尼安德特人,应该代表另外一种人,还发现其基因在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和华南的傣族和汉族中都有表现。2004年宣布在印度尼西亚的Flores岛发现了生活在18000年前的一种身高只有108厘米,脑量只有380毫升的人。迄今的研究和争辩认为这些化石代表一种与智人不同的新物种——Homo floresiensis。这些新发现促使许多以前坚决相信取代说的人放缓了口气,说,人类进化不是如以前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复杂得多。回顾以往的大量文献,那些先生们可是斩钉截铁地说,取代说那样一刀切的假说就是毫无疑问绝对正确。